追忆和陈庆英先生一起共事的日子

　　陈庆英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在表达沉痛哀悼之情的同时，我的脑海里也不时浮现出和他合作共事二十余年中的一些往事。

　　我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读书之时，和陈庆英老师初次建立了联系。那时我正跟随陈得芝老师读中国古代史方向博士生，计划围绕元代西藏地方历史展开自己的专题研究。1991年，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写信求助于正在青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的陈庆英先生，他欣然以所译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相赠，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及元代西藏历史研究帮助良多。1993年7月，我博士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所（2000年分为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8月，陈庆英先生从青海社会科学院调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担任历史宗教所所长。他是我的领导，由此我们也成了同事，直到2009年他退休，我们一直合作共事。我得到过他很大的帮助，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

　　图为陈庆英先生（左3）主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会议，讨论《西藏通史》相关工作 （图片由张云提供）

　　我们刚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就一起承担了由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布置的两项任务：一由陈庆英先生负责，将西藏社会科学院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主编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藏文资料集翻译为汉文。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这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学术资料翻译工作，该书在1997年11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由多杰才旦先生牵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研究”，该课题具体由邓锐龄先生具体负责，邓先生、陈先生、祝启源先生和我分别撰写有关章节，邓先生负责统稿，最后阶段我还兼任课题学术秘书工作，我们时常联系，交换观点和信息，也密切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该书出版延宕多年，于2005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多杰才旦主编，邓锐龄副主编，邓锐龄、陈庆英、张云、祝启源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后来，由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出版社2003年），我也应邀参与其中，承担了第一编、第二编的撰稿工作。其他科研课题的研究与合作还有不少，陈庆英先生的学术造诣、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很好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保障了课题的顺利完成。

　　由拉巴平措总干事负责的国家财政专项拨款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藏通史》，让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起初阶段，课题的具体负责人是陈庆英先生，他为课题的设计、人员选择和重大原则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课题执行过程中，他带领我们经常一起召开学术研讨会，一起到西藏各地调研，一起解决遇到的学术难题。最后阶段，组织委托我担负课题的责任，我积极协助拉巴平措、陈庆英两位总主编，与各卷主编和撰稿人认真修改、查漏补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期间均有陈庆英先生的大力支持。《西藏通史》体现了中国藏学界的通力合作，体现了中国藏学研究者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中国藏学的研究水平。2016年该书顺利出版（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张云执行总主编《西藏通史》8卷13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时，我们一起怀着喜悦和感慨分享了不平凡的过程，作为总主编之一的陈庆英先生也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家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更深厚的友情。

　　图为陈庆英先生（右4）带领课题组成员在西藏调研期间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专家合影 （图片由张云提供）

　　提到陈庆英先生，大家几乎会异口同声地说他学问好，人品好，对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特别是历史所的同志体会尤深。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青藏文化·吐蕃卷》，199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丛书的一种出版时，他就撰写了《对青藏高原古文化的新探讨——“丝路文化吐蕃卷”简评》（《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予以推介，多所奖掖和提携。1997年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吐蕃与波斯文明关系问题研究”获得资助，他是推荐人之一，该书后来顺利出版（《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包涵他的支持与帮助。2010年到2020年，我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十年，除了完成《西藏通史》这项重大课题之外，还组织了一些学术活动，完成了一些其他重要科研任务，这些都得到过陈庆英先生的细心关照。

　　陈庆英先生的渊博学问的取得，既有个人的天赋和扎实的语言（汉语、藏语和外语）基础，又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师承王尧、王辅仁、胡坦、东噶·洛桑赤列、洛桑群觉等先生）和独到领悟，既有丰富的实地调查和青海牧区生活实践，更有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勤奋钻研。此外，陈庆英先生谦虚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尊师重道的修为，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大家都知道他古藏文水平高，藏汉历史文献翻译能力强，贡献大，但是他却自称自己“并不精通藏文”，“在开初的阶段，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自信心还比较强，还觉得自己有一些发现和创造。但是到2000年以后，这种自信无形中慢慢消失了，感觉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写文章、做讲座反倒觉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不那么敢下笔，不那么敢发挥了”。他表现出虚怀若谷的胸襟，以及对藏学研究的敬畏之心，展现出一个优秀学者崇高而又质朴的精神境界。王尧先生生病期间，他约我们几位一同前往医院看望，王尧先生去世后，他约我们一起撰写怀念文章，在《中国西藏》杂志刊登，以缅怀王先生的非凡功绩，用行动诠释了中国学人真诚而厚道的品格。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所有着良好的学术传统，而这种学术传统的形成与邓锐龄先生、陈庆英先生的卓越努力和成就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感恩陈庆英先生的创造性工作，感恩他的辛勤培养和无私奉献，我们也十分怀念和他在一起融洽相处、追求学问追求真知的日子。（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