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卡波特笔下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个无情冷血的社会

杜鲁门·卡波特

杜鲁门·卡波特是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冷血》。与美国其他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同，杜鲁门·卡波特他们属于新新闻主义，他们以“非虚构小说”为主。

非虚构小说以重大社会性、历史性、政治性事件为素材，通过纪实与小说手法，如同像摄像机镜头一样，真实、清晰地呈现现实。

《冷血》

《冷血》是奠定新新闻主义文学流派基础的力作。杜鲁门·卡波特以1959年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谋杀案为蓝本，采用新新闻主义的方法，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巨作。

1959年11月15日，佩里·史密斯和理查德·希科克驱车400英里到达堪萨斯州霍尔科姆小镇，残忍地杀害了克拉特一家四口。

这部严肃的作品以美国中心地带的社会矛盾作为广阔的背景，探索了流浪者对社会的敌意，揭示了美国20世纪中叶的一个社会问题——犯罪问题。事实上，犯罪分子不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性，而且同被害者一家又素昧平生，可是却凶残地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一一杀害了。这个问题令人掩卷深思。《冷血》的问世曾轰动了整个美国社会。

《冷血》分为四个部分：死神降临，克拉特一家人的性格、在社区的地位和被谋杀前的活动；杀手之谜，杀手的精心谋划；真相大白，堪萨斯警察局警察的详尽调查；绞刑架下，罪犯的抓捕、审讯和处刑。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清晨，克拉特先生比平时起床稍晚了一些，而后，他像往常一样到河边的果树林中转悠，克拉特夫人是个神经质的女人，长期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女儿南茜是个聪明、能干的姑娘。白天，她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帮助邻居做樱桃果饼。凯尼恩和父亲像平常一样去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

那一天，克拉特一家生活起居和往常一样，他们怎么也料想不到在几百公里之外，有两个年轻人拼命驱车向河谷农场驶来，一股恶势力正朝他们袭来。

这两个年轻人 ，一个叫佩利·史密斯，另一个叫狄克·希科克。他们曾经是在堪萨斯监狱里的狱友，都是因犯盗窃罪而入狱的。

狄克·希科克写信给佩利·史密斯，他打算去办一件“大事”。佩利·史密斯同意与他合作，商定在堪萨斯城郊离霍尔库姆四百英里外的奥莱德会面。他们选了周六行动。出门前，他们又洗又擦，穿戴得整整齐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去完成谋划已久的“大业”。

案发后，堪萨斯警察局派出艾文·杜威和他的三名助手立即投入到调查和侦破工作。不过案发现场可提供的线索少而又少，要寻找凶犯犹如大海捞针。

就在案件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个线索出现了：那就是堪萨斯监狱里一个叫弗劳德·威尔斯的人，他是狄克·希科克狱友。

弗劳德·威尔斯曾经在克拉特先生家干过几年活，还说过克拉特先生有一个很大的豪华事务所。当时，狄克·希科克对弗劳德·威尔斯讲述克拉特先生的时候很感兴趣，他不断地问弗劳德·威尔斯有关克拉特家的事，更多的了解这家人的日常生活起居。

在狱中，狄克·希科克曾说过，一旦他和佩利·史密斯出狱，他们就去劫克拉特的票，并且要把在场的人都干掉。

艾文·杜威得知这个线索后，立刻展开行动，最终两名嫌疑犯潜逃六个星期，行程一万英里后被抓住。最终佩利·史密斯和狄克·希科克伏法被处于死刑。

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有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件毫无人性的冷血杀人惨案发生呢？我们只能从凶手身上找出答案。

凶手之一的佩利·史密斯有着一个非常不幸和悲惨的童年时代。他父母没有文化，家中经济状况也很不好。他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整日四处奔波，甚至经常做一些非法交易，根本就没有任何时间来教育孩子。父亲不但没有承担起教育孩子的作用，还经常与儿子打架，有一次还用枪逼着他，甚至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里把他赶出了家门。

佩利·史密斯的母亲更是一个不称职的人，酗酒如命，整日与他父亲争吵；在他父亲出远门时在家中与一个黑人帮工偷情。母亲对父亲的不忠，居然毫无掩饰。

很明显，佩利·史密斯的童年是在缺乏家庭温暖和父母之爱，没有正常的学校教育中度过的。他所有的只是不堪回首的羞辱和痛苦，只是野蛮的肆虐和颠沛流离。

童年的悲惨遭遇甚至延续到了社会上，长大后的他更是经常遭到毒打。在教养院的时候被舍监羞辱和毒打；当海员时，又被别人施暴。

总之，佩利·史密斯一系列的成长经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产生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所以，杜鲁门·卡波特认为是社会促使佩利·史密斯走上了极端，真正的凶手是无情的社会。

狄克·希科克虽然比佩利·史密斯遭遇好一些，但也错失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拿着微薄的收入，还经常陷入失业中，再加上车祸后身体出了问题，不断嗜酒。

作案之前，狄克·希科克的生活状态是：离异，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没有稳定收入，靠四处打工为生，生活窘迫，对生活丧失希望立即激发了他的暴力念头。

对于佩利·史密斯和狄克·希科克而言，他们曾经也像其他人一样，也曾多次尝试改变自己的命运，可终究发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始终离他们很遥远。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寄希望于通过偷窃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虽然这个故事所写的只是两位凶手杀害一家人的故事，然而要表达的意义却非常丰富和深刻：美国社会应该对这次杀人事件承担责任，不仅杀人凶手是冷血的，当时的整个美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处于一种冷血状态之中。

一个冷血无情的美国社会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由于冷战，麦卡锡主义盛行，政治上处于高压状态。为了掩盖社会丑恶，美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一切不利于国家形象和非正能量的内容进行屏蔽。虽然美国在战争中死亡无数，但政府却不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热衷于歌颂，极力营造一种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和睦的盛世景象。

政治上的高压与经济不景气遥相呼应。当时美国经济速度趋于减缓，经济不景气，贫困问题蔓延，企业破产，大量人口失业。社会底层民众连糊口的工作都难找，他们挣扎于社会的边缘，温饱都成问题。中产层级虽然没有温饱问题，但他们有着严重的精神危机，他们随时有失业的风险。每个人都在争抢资源，拼命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繁重的家庭债务重压下，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

与此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对于有钱人来说，有的变成资本家，用金钱换取了更多的财富。而对于贫穷者而言，他们沦为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只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甚至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以至于采用各种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和报复社会。

人欲横流、物质至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全然淡薄，是冷冰冰的。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做起事来毫无理性，不讲道理，就像冷血动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