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8号下乡到集体户,很快就到了春节,同学们都坐火车回家,从集体户走到卡伦火车站。从卡伦到九台火车票五毛钱,可是我当时只有两毛多钱,我没有买火车票,随着上车的人流挤上了火车。我站在车厢的连接处,还要过年了,火车上的人非常多,火车开动了以后,列车员开始查票了。
我想往后面躲一躲,可是火车上的人太多了,拥挤不动,这时候列车员儿来到我的身边。我没有买火车票,被带到了餐车里,有几十个人都没有买火车票,这些人排着队补票。从卡伦到九台,中间路过饮马河和龙家堡,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火车到了九台,我在餐车里也没有来得及下车。我非常的着急,列车长严肃地对我说:
“你从哪里上的车?为什么不买票?坐火车逃票是违法的行为。”
我对列车长说:
“我是从卡伦上的火车,到九台火车站下车,我是下乡的知识青年,春节放假回家。我口袋里只有两毛多钱,买火车票的钱不够,我准备到九台站下车以后再补票。”
列车长听我介绍完了以后,他看到我的年龄小,说话也很诚恳,列车长挺同情我的。
列车长对我说:
“火车马上就到营城车站啦,你赶紧下火车,营城到九台7km远,你下车以后一个小时就走回家了。”
在营城火车站下了车,火车坐过了一站,我顶着凛冽的寒风,脚下踏着厚厚的积雪,撒腿就往家里跑。我气喘吁吁的跑回家,我爸我妈,我三个妹妹都在家里呢,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我家里也没有过年的气息。我爸年龄大了,在生产队当会计的工作被别人顶替了,年轻的社员都到火车站去当搬运工了,我爸六十来岁了,干不动了,不干活就没有工资。
我妈的身体多病,后腰上面长的脓疮,经过手术以后恢复的也不好,天气寒冷,我妈气管炎病犯了。我妈整天的咳嗽,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来,用一个枕头顶在胸口,家里面没有钱,我妈就挺着。到了1969年的春节我就17岁了,我大妹妹14岁,二妹妹10岁,小妹妹七岁,我哥结婚以后就搬出去单过了。我妈说一个月管我哥要五元钱,我嫂子当家管钱,每一次我妈去要钱,我嫂子都不给。
这时候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我爸不上班挣不来钱,家里面一点儿积蓄都没有。我要想办法赚钱,下乡之前,我准备了一批木料,准备做一些家具到市场出售,我准备做饭桌子和碗架柜儿。做吃饭用的小炕桌子,已经加工出来半成品了,我到家的当天晚上就开始干活儿,三天以后就加工出来成品了。
距离过年还有三四天的时间,我把以前加工成半成品的十张小炕桌子都做完了。到了铁道南十字花街市场,两天的时间就都卖掉了,家里面着急用钱,有人买我就卖,价格低一点儿我也卖。一共买了六七十元钱,我妈的心情好了,家里面开始置办年货,又买了旧报纸,把天棚和墙壁重新糊了一遍。到新华书店买了年画贴在墙上,门上贴了对联,1969年的春节过去了。
我不着急返回集体户,做碗架柜儿的木料以前就准备好了,我想再做几件碗架柜儿到市场上去卖。我同学顺子回到家里也没闲着,每天在理发店里给客人剃头,他爸因为赌博蹲监狱,他妈在街道工厂糊纸盒也挣不了多少钱。顺子有五个弟弟和妹妹,他姐姐也下乡了,他家里的生活也十分艰难,春节之前剃头的人挺多,每天都忙到半夜。
这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街道居民组每天都派人挨家挨户的检查,“老三届”的学生都下乡了。我和顺子都接到了返乡的通知,从集体户回城过年的同学们都回乡下集体户了,不走不行了,我和顺子一起回集体户。同学们大部分都回来了,从家里走的时候,我妈给我炒了一些咸菜,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回到集体户,大家一顿就都吃光了。
集体户里连男带女15个人,只有忠子还没有回来,一直到出了正月,过了农历的二月二,忠子才回到集体户。原来是他家里出事了,忠子他爸上班儿的单位发生了火灾,他爸因为救火受伤去世了。忠子他妈身体残疾,他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他爸爸去世了以后,家中没有经济来源,无法生活。还有就是他爸是因公死亡,忠子办理了回城手续,是我们集体户第一个回城的人。
城里面搞运动,农村也搞运动,我们下乡知识青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有一天大队的领导陪着一个当地的老贫农,给我们讲忆苦思甜,给我们做忆苦饭吃。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这老头儿姓吴,老吴头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也没有娶过老婆,是一个老光棍儿,他在生产队里喂牲口。刚刚过完春节,没有蔬菜,地里也没有野菜,老吴头在集体户的大锅里放上高粱米和苞米碴子,又放上一些烂白菜叶子,还在饭里面加上了油盐调料。
在等着吃饭的这个过程中,老吴头儿给我们讲忆苦思甜,讲解放前他给地主扛活的事情。老吴头儿说得挺激动,可是集体户的同学们也没有人注意听他说啥,没有人被他讲的故事所感动。肚子饿的咕咕叫,年轻人饿的快,每天都是粗茶淡饭,大家都闻着饭锅里发出来的味道,不知道饭好不好吃。
我们都以为老吴头做的忆苦思甜饭会非常的难吃,饭做熟了以后,从锅里发出来的味道却挺香。每个人都抢着盛了一大碗饭,饥不择食,大家都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到嘴里以后,感觉到比集体户里女生做的饭好吃多了。通过这次吃忆苦思甜饭,同学们也长了经验,以前集体户女生做的饭,不是生了就是糊了,一点儿也不好吃。
我们和当地的社员一起干活,同学们都是在县城里长大的,也没有干过农活儿。当地社员中的一些人经常说闲话,骂我们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生产队里一些光棍汉,两只贼溜溜的眼睛盯着女生看。有的人经常说一些下流的话,有的人还动手动脚的,女生们20岁左右,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唯一能够支撑着大家的就是感情,同学们都在谈情说爱,集体户我年龄最小,当时还不懂得这些。
立春以后天气逐渐转暖,听说大队里要放露天电影儿,集体户距离大队所在地能有四五里远,我们半个小时就走到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盼望看电影儿,白天的时候就听到消息了,村子里的一些孩子们都奔走相告。露天电影要黑天了以后才能放映,我们和村子里的一些孩子们,吃过晚饭以后就动身了,很快就到了大队的院子里。
电影银幕已经固定好了,电影放映机放在距离银幕大约十多米的地方,附近的一些人带着小板凳已经坐在了前面的位置。在正片儿放映之前,先用幻灯机宣传国家的政策或者公社的好人好事儿。大队领导还通知集体户长“潘大美人”,让集体户的同学们组织宣传队儿,排练样板戏的片段,很快就要到春耕的时候啦,准备修理农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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