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风云鉴：晋商的兴起与陨落

粤商、徽商、晋商，是我国古代商业活动史上最重要的“三大商帮”，其中晋商又称“山西帮”。

明朝之初，“开中盐法”政策的出台给山西人创造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不畏困难，推着小车、挑着扁担为北方军镇运送军粮，率先占据了北部市场，也拉开了晋商缔造商业帝国的序幕。

其后五百年间，山西商人走南闯北，足迹遍布中国内外，晋商资本实力之雄厚，商务范围之宽广，即使是在整个亚欧大陆都实属罕见。然而随着清朝政府的没落，盛极一时的晋商也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顺时而动：晋商之兴

洪武三年，明朝政府尚未稳定朝纲，而蒙古残余势力又不断侵扰北方重镇，为确保政权的安稳，朱元璋不得不设置大量兵马在山西大同一带进行军事防御，但是北方物资匮乏、粮草不足，将士的军饷成了难题。

后来经过一番讨论，明政府决定推行“开中盐法”，也就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各地商人可以将粮草贩运到边境，由朝廷统一征收，之后朝廷会根据各家的粮草数额给予相应的盐引。

商人可以凭借手中的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兑换食盐，再到规定的地区贩卖食盐。要知道，盐在古代是最赚钱的买卖，而能在官府的支持下贩盐，其背后的利益之丰可想而知，因而众多商人闻风而动，纷纷运粮北上。

此时，山西的商人凭借地理优势抢占先机，快速占领了北部边镇的商业市场，他们不仅与官府合作，为军队筹集了大量军粮，同时还通过运送棉布、棉花等军需用品，完成了晋商第一次大规模资本积累。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付盐引的制度逐渐过时，到明中叶，政府开始改变策略，表示商人只需要向政府缴纳银钱便可以换取盐引，这样一来，晋商便失去了地理优势。

值此困难之际，晋商勇敢创新，迅速调整战略，一方面把业务范围扩大，不仅限于盐、粮、布交易，而将丝绸、纸张、杂货等众多产品都纳入晋商的经营领域，同时拓展经商地域，由边境贸易开始转向内地和国外，规模和势力不断扩张。

另一方面，晋商内部建立起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譬如以“长幼有序”、“谦恭礼让”等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学徒制和人身顶股制，以“诚信”、“效忠”等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联号制，以“血缘”、“地缘”等乡土宗法意识为内核的行会制度。

这些制度使山西商人迅速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晋商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化被动为主动，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过晋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显赫天下的“皇商”还与明末清初的政权更迭有着紧密的联系。

早在满人入关之前，善于审时度势的晋商就已经看出了明朝必亡的命运，于是他们再一次占得先机，以包头、张家口为基地，在关内外通商，和满清政权建立起了经济上与人事上的关系。

清朝政权稳定后，政府积极推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而晋商凭借与满人的良好关系在其中也分了一杯羹，他们以长城集镇为据点，开辟了一条通往蒙古各地和新疆古城的商道，在边境贸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且晋商在政府的支持下，垄断了蒙古恰克图的对俄贸易，将商业活动扩展到了俄国、日本、中亚等众多地区，赚取了巨额财富。

17 世纪后，货币流通幅度增大，山西人又一次棋高一招，他们和清朝政府合作，在帐局、钱庄的基础上于道光初年首创山西票号，之后迅速铺展到全国各地，成为了中国金融界的第一招牌。

不过“月满则盈、盛极必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远鼎盛，山西商人花费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基业，在西方枪炮与先进制度的强大攻势之下节节败退，清政府垮台之后，晋商也随之没落。

官商联结：晋商危矣

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商人要想获取最大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晋商深谙这个道理，从晋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他们的每一次阶段性成功都与政府有关。

明末清初晋商之所以能够更上一层楼，就是因为清朝在统一全国的历次大规模军事活动中，得到过晋商的巨大财力支持。而在山西票号建立起来之后，晋商几乎成为了“国家企业”，他们的票号业务大多都是来自于清朝官府。

同时，随着晋商的发展演进，山西商人与官员之间也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例如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征的干儿子，可见票号与高级官吏形成了朋比为奸，互为利用的关系。

晋商给予政府的“贿赂”，完全收到他们所期望的效果，首先晋商的地位得以提高，据统计，山西乔家获得官衔就达到了20余位，尽管大多是虚衔，但满足了商人抬高社会地位和名誉的欲望。

而且晋商还为其子弟争得了特权，如在山西运城一直开办有盐商子弟学校——运学，在扬州获得了商籍，使其子弟得到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最重要的是，晋商通过帮助清朝统治者承揽了大量清朝政府的业务，1900年8月初，山西大德通票号慷慨救助了慌乱出逃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事后慈禧太后“投桃报李”，不仅将各省督府解缴的款项交给山西票号经营，而且把庚子赔款的10亿两白银也交由山西票号，从而使其获得了大量利益。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与官府过密的联系使得它们如同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清末民初，战乱频繁，政府征税摊派变本加厉，晋商疲于应对，清政府不再是可以依靠的金山银山，而是甩不掉的包袱了。

咸丰年间，西方初入中国，面对对方的强烈攻势，清政府以抗战之名要求各路商人捐输、捐纳，当时晋商竭尽全力，无偿捐献了上千万银两，但清朝政府尤不知满足。

咸丰三年，清政府再次以“山西较之各省尚称富裕”为由，先后5次要求山西商人捐输，咸丰六年，晋商在政府的威压之下又捐输201万两白银，一次又一次地给政府“输血”使晋商的财力一再削弱。

与此同时，由于山西票号的存款主要来源于官府的税款、军饷和官僚贵族的私物，没有政治危机的时候自然无危险之虑，有时官府急需款项或官吏转任时旅费不足，还可以向票号透支或挪借，而一旦出事便是灭顶之灾。

清末战争频发，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和众多官员贵族已无力偿还票号的贷款，工作人员去催债时往往发现已经人去楼空，而要提取存款的又态度强硬，票号出于“信义”的口碑原则，不得不倾力给付，最终被消耗至破产。

时代动荡：晋商陨落

晋商由盛转衰自然不只是清朝没落之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到了时代的裹挟，战争的摧残、铁路的引进、外国银行的挤压，一桩桩新的变化像沉重的大山一般压在了晋商的身上，逼得他们被迫投降。

西方国家入侵以前的战争都是在晋商的经营地域之外进行的，战争不仅不会对其商业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反而会使晋商发现新的机遇，不断拓展新的市场。

但是1840年之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战争都对晋商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些战争几乎都是在晋商的商业经营区域之内进行，商铺被枪炮摧毁，资金、财物被肆意掠夺，商业活动陷入瘫痪，众多山西商人因此倾家荡产。

除此之外，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外来商人在中国获得了大量权益，而中国商人却没有，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商人在商战中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占据商业市场份额最大的晋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1862年，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一丝税款都无法逃避，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

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商路又是一次打击，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而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相比之下，优劣立现。

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且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可知交通方式的改变，使得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此外，英国丽如银行、法兰西银行、德华银行、汇丰银行等国外各大银行凭借种种特权，在华设立了众多分支机构，他们通过低息贷款加紧对钱庄的控制，通过大额高息贷款为清廷偿还外债，而山西票号面对国外银行的特权地位和雄厚的资本，根本毫无还击之力。

同时国外银行通过与腐败的清政府合作开办新式银行，在中国滥发纸币，融汇大量资金，操纵中国经济命脉，逐步将中国金融市场掌控在自己手中，山西票号在国外势力的步步紧逼之下被迫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