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泽平：从日常现场到未来城市——当下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特邀栏目主持：李德南

许泽平

诗人，青年评论家，一线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莞市青年文艺人才。有诗作散见于《诗刊》《诗选刊》《草堂》等。已出版诗集《在时光与落日之间》《独脚站立的人》，评论集《在时代的暗夜中穿行：80后诗歌考察》等。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提名奖）、汨罗江文学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等。现居东莞。

从日常现场到未来城市

——当下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文/许泽平

城市人的悲欢离合是文学书写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消费主义的兴起和网络购物的无处不在，城市正在持续地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乡村和城镇正在日益变成城市的郊野。在北京、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一些地区，我们甚至很难分清乡村和城市的区别。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已经消失，而是说，“城市”正在跨越原定的疆界，变得越来越泛化。

雷达曾对新世纪以来的都市文学进行过概括，认为它们既不同于茅盾式的“阶级都市”，也不同于沈从文式的“文明病都市”，又不同于老舍式的“文化都市”，更不是周而复式的“思想改造都市”，它主要表现为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实利化的“世俗都市”。①“世俗都市”的概括相当精确，但在今天，对城市的极端化表达并不受欢迎，企图以欲望化叙事来遮蔽当下城市文学的多元已经行不通了。当下的城市文学，已不再是卫慧、棉棉等人笔下的欲望都市，而是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

日常景观：生活、时代与精神探询

当下城市文学的书写早已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种极端化的表达中回过魂来，越来越多的书写，关注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虽然城市不乏光怪陆离的一面——酒吧、KTV、超级商城、步行街等成为城市常见的景观，城市的欲望叙事无处不在，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城市里绝大部分居民，过着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柴米油盐、情绪波动、人生际遇和伦理困境，越来越成为小说家笔下呈现的对象。普通的个体如何在时代的夹缝里生存，成为小说家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使得城市文学呈现出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

深圳的蔡东非常关注普通人在都市中遇到的心灵困境。在《照夜白》中，我们明显能看到人物疲倦的灵魂，教师谢梦锦对发声产生了厌倦，不愿意参加聚会，不愿意说话，但却必须在课堂上讲课，这是她无从躲避的痛苦。于是她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上课的时候可以不用说话。体贴的同学帮她实现了愿望，这使她“身体里冻僵的地方，袅袅升起热气”。小说中人物对人际交往的恐惧，呈现出某种极端化，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索城市生活何以使人陷入了如此的困境。在最近的《月光下》中，“我”与小姨在城市里相遇，我们之间的情感修复，使两人从各自灰暗单调的孤独中重新进入生动的有机世界。小说的结尾，她们一起去买菜，挽着手，“往灯火更深处走去”。灯火是世俗活力恢复的一种象征。在这里，小说其实给人际困境指明了一条道路，即救赎之机就隐藏在某种亲密关系的恢复或构建之中。

刘汀最近的城市小说对生活有一种高度的还原和提炼。《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和《人人都爱尹雪梅》让人看到了普通人世俗生活的真实面貌，生活琐碎如一地鸡毛，但又不得不与之战斗。个人的生命追求和精神向度被日复一日的日常现场所扼杀，人被困住。何秀竹和尹雪梅，看似是不同的两个人，其实名字只是符号，我们完全可以把她们看成一个人由中年到老年的延续生活。这两个人也是城市里诸多普通中年人、老年人的生活样板。

何秀竹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穷苦的乡村长大，她一心想上高中，但为了弟弟，最后选择了中专。学习优秀的她毕业后遭人暗中替换，被分配到小厂做技术工人。在厂里，何秀竹谈了一段恋爱，但终究不甘心，于是辞职考研，结婚生子，成了城市里的全职妈妈。小说开篇时，何秀竹已经为儿子多多搞定了学区房，并且为了儿子能上一个好的补习班，她巧妙斡旋，与其他家长结成小集团，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小说在何秀竹的“当下生活”和“过去经历”之间跳转，在完成何秀竹的个人成长史的同时，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不向生活屈服的女性形象。

这个形象非常真实，几乎有时代方方面面的烙印。这里既有八〇后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艰难奋斗史，也有当下热门的教育、婚恋、欲望等话题。刘汀以一种全景观的方式，通过何秀竹，把当下城市里那些被生活遮蔽了的面孔，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捞了出来。小说不仅精密地复刻了日常的细节，还把人物内在种种隐晦的精神变迁呈现了出来。何秀竹被迫上中专的不甘、与小胡分手的坚定、发奋考研的决绝、婚姻生活中的较劲、对孩子教育的焦虑、面对濒死的胡杏儿的不忍、与发廊洗头小弟的暧昧……何秀竹的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每天都在竭尽全力地与琐碎的一切战斗，以此来换取一种精神的平衡。她的坚强、精明、能干、善良、挣扎融会了我们所有人的共性。看何秀竹与生活之间的战斗，读者看的仿佛是另一个自己，在这里，何秀竹超越了性别和阶层，成为时代里每一个影影绰绰的普通人。

尹雪梅同样是现实生活里出来的人，她的身上有无数的日常细节。这是一个帮儿女带娃，拥有热情、行动力、梦想，但却被困在日常里的老太太。她是无数小区楼下遛娃老人群体的缩影，也是时代的一个符号。在创作谈中，刘汀说：“尹雪梅身上有我认识的所有老太太的影子，但她不是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尹雪梅就是尹雪梅。”刘汀从群体中浓缩出个体，最后还原为一个高度立体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描绘时代和生活的同时，刘汀不仅注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困境，也注意到了他们精神突围的需要。在何秀竹那里，去找发廊小弟洗头并不是精神和欲望的双重出路，与丈夫马勋和解才是她的突围之路，因此，她放弃了对丈夫故意弄死绿植的复仇，而是选择示弱和后退，她主动拔掉了家里所有的花，以寻求家庭的和解和幸福。在尹雪梅那里，她最终选择了失踪，一个人偷偷跑去摆小吃摊，以此证明其实自己并非时代的落伍者。

如果说刘汀这两篇小说描绘了普通人如蛛网般精密而琐碎的生活现场，那么，弋舟的小说，则是对时代困惑的回应。弋舟的小说有一种生活的阴郁和破碎之感，他小说中的人物总在这样那样的困境（离异、出走、自杀等）中挣扎，精神世界的惊涛骇浪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李选的踟蹰》中，带着四岁儿子独自生活的李选在两个男人之间徘徊。曾铖代表着一种早已失去的爱情的余光，它浪漫迷人，让人动情；张立均则代表着现实的残酷和功利，他给她职位和生活的安稳，作为代价，她付出身体。李选的踟蹰源于她必须在内心的情感和现实的生存逻辑之间做出抉择。她期盼爱情，但明白无力反抗，因此她决心放弃自己，“做一个废弃的药渣”。故事的最后，曾铖酒驾伤人后远走他乡，张立均帮李选摆平了一切，现实彻底击溃了李选所有的踟蹰。这篇小说把现代离异女性的生活琐碎和精神困窘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王小王所说，它“把现代情感进行了如此细腻而刻骨的书写，小说的追问已从时代的横断面穿透，直切人性”②。

而在《等深》和《所有路的尽头》里，弋舟进一步把现代人的精神困窘与某种时代的精神症候联结在一起。批评家王春林认为弋舟的小说有一种“询唤结构”，擅长从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入手，不断地探求事件的真相。③探询周又坚、周翔何以失踪，邢志平何以自杀，成为两篇小说的关键点。在探询的过程中，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不断被暴露出来，某种无根的苦难成为理解他们的原点。不管是周又坚、邢志平，还是老褚、尚可、丁瞳，乃至叙述者刘晓东，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之光照耀过的残魂。他们在世俗的日常之中惨遭精神的截杀，在此过程中，一部分人彻底失去活下去的精神动力，成为生活的决绝者（如邢志平）；一部分人成为时代的阴郁者，躲藏在角落里苟且偷生（如尹彧）；一部分人成为无家可归的失踪者（如周又坚）；一部分人成为负重前行的反省者（如刘晓东）。在《等深》里，当周翔准备在十四岁生日那天向猥亵了自己母亲的老板复仇时，小说是这样写的：“我觉得此刻我面对着的，就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而当知道孩子选择在满十四岁的这天来复仇，是为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时，刘晓东对自己内心的诡诈充满了愧怍，他失魂落魄地站在街头，见证了孩子的“光明磊落”。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残照的八十年代终将过去，而新的时代精神也必将从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生长出来，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小说隐含的深层结构。

无论是蔡东笔下的深圳、刘汀笔下的北京，还是弋舟笔下的兰州，普通人的生活遭际都是令人无法忽略的图景。日常生活蕴含了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深刻性。在那些看似琐碎的生活故事背后，每一个普通人所遭遇的痛苦都有可能是我们共同的痛苦。因此，我越来越意识到，城市文学中有关日常的这部分经验，正在日渐成为我们反思时代和自我的一种精神资源。

底层叙事：情感与生存的双重困境

除了城市居民，城市里还有无数外来人口和打工人员，对他们的书写也应成为城市文学的题中之义。过去往往把这些作品归类到“打工文学”范畴，但是，这些在城市（中心或边缘/城中村或郊野）生存的个体，他们的生存空间、生命意识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城市的元素。他们是城市的闯入者，也是建设者。他们诠释着城市的流动性；他们的住所、工作、薪金、婚恋、身体欲望、精神状态等一直是变动的；他们身在大城市，却常有一种无处可去的乡愁；他们思家，却不愿（或不能）离开城市的生存土壤。

邓一光和王十月都擅长写城市打工者的生存困境，他们对底层人物的物质匮乏和精神困窘都有过入木三分的刻画。在王十月的《不断说话》中，“我”沉浸于一种不可排解的孤独，甚至连妻子都不能辨认（她是一个“五官模糊的人”），故事的最后，不想跳桥的“我”爬上了忘川桥。在邓一光的《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中，月薪两千的德林在回不回家过年这个事情上反复权衡和纠结，深刻地展现了都市漂流人的悲哀。一面是对家乡的思念，一面是对生存困境的反复推演，把人物灵魂内在的生动性刻画到了极致。

徐则臣也写过许多关于城市边缘人的作品，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敦煌为了生存，在北京卖盗版光碟（既卖文艺片，也卖毛片）。他在夏小容和七宝之间徘徊。小说的结尾，为了掩护夏小容的男友旷山，他被捕了，而此时，七宝打来电话，说她怀上了敦煌的孩子。徐则臣在小说中叙写了底层的困境，在光鲜亮丽的城市里，他们被生存追赶着，干着卖光碟、办假证、开小店等工作，住在脏乱差的城中村和地下室，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他们有时会为了欲望而放纵自我，但实际上，他们内心更渴望一份真实平等的情感，哪怕是些许的温情，也足以让他们飞蛾扑火。夏小容、敦煌和七宝皆是如此。在繁华的城市景观下面，一群动荡、无依、窘迫而又亟须相互取暖的人在默默挣扎着求存。

畀愚的《春暖花开》和张楚的《金鸡》则在写情感的两难。在《春暖花开》中，边德丰与庞雪梅是相爱的，前夫庄秋生来城里做手术，庞雪梅本可不管，但管了。边德丰更应不管，但也管了。边德丰爱庞雪梅，为了她跟她儿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主动退出了这一份情感，但迎接他的是无限的落寞。《金鸡》则是一个青春故事，女孩从农村来到北京，给小吃店帮忙。不久她和“我”的室友相爱。后来室友家遭遇巨变，父亲进了监狱，为了不让女孩受苦，室友准备跟女孩分手。女孩为了证明自己对室友的爱，把陪伴她成长亲如家人的金鸡炖了给室友吃。《春暖花开》和《金鸡》里的小人物，都努力在城市的夹缝中寻找着狭小的生存空间，现实境况的糟糕并不妨碍他们用力地生活和爱，但内心的情感却总是在不确定的生活面前遭受着失败。

最近，诗人郑小琼也写起了小说，她更关注城市边缘女性的命运。《双城记》讲了两对夫妻的情感破裂，安宇红与王明兵、罗敏与洪兵，都在工厂相识并生儿育女。罗敏被洪兵抛弃，而安宇红与王明兵是周末夫妻，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东莞。安宇红的痛苦并不在于频繁的两地穿梭，而是王明兵的出轨。小说中安宇红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乡愁，她不愿意返回乡村，但对城市的冷漠与苍白有着深刻的体验。小说这样写：“工业也让我们变得破碎，故乡的破碎，家庭的破碎，婚姻的破碎。”

在《深夜去海边》中，郑小琼对女性情感的破碎有进一步的演绎。刘红勤（因前夫出轨离异）和熊五爷深夜来到海边，他们发生了关系，当欲望退去，看见熊五爷臃肿的身体散发出的衰败气息，刘红勤感到一种深深的倦怠与失望，而熊五爷则感到寂寞与孤独，一种“无边的困倦与失落”。小说的结尾，刘红勤还没有想好，要与熊五爷继续交往，还是从此相忘。

从邓一光、徐则臣、畀愚到郑小琼，当下城市底层叙事的现代性焦虑一直像阴魂不散的幽灵，缠绕在每一个城市外来者的身上。一种无形的城市乡愁狠狠地攫住了他们：无根性加重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也加重了他们对漂泊和动荡的敏感。他们渴求着生活的安定和金钱的富足，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在城市安居。但往往经受不住现实的困窘，转而希望在两性关系中找到一种寄托，不断在身体和精神之间挣扎浮沉。在这之中，我们既看到情感的某种超越性（如《春暖花开》），也看到时代给人带来的累累伤痕（如《双城记》），而城市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场域；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涌入城市，作家们所书写的，不仅是小人物的悲欢，也是时代不能被遗忘的某一侧的身影。

城市温度：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侠客

城市是一个庞然大物，是快节奏与焦虑的代名词，又是快捷和方便的所在。文学家在面对城市时总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无力感。在城市焦虑和苦难成为共识的今天，我们惊喜地发现，另有一些作家，正在挖掘城市的温度，他们试图超越人物的血缘、婚恋关系，探索城市陌生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其中，不得不提及的两篇作品，一是蒋韵的《我们的娜塔莎》，一是笛安的《我认识一个比我善良的人》。

娜塔莎是一个苏联姑娘，为了爱情，嫁给了安同志，跟着他坐了九天九夜的火车，来到一座北方城市。那是一九五八年。之后他们生下了安德烈，那是一个美得仿若希腊神话的少年。因为混血的缘故，在动荡的年代里，安德烈被人推下了防空洞，残了一条腿。他日日买醉，最后不知所终。安德烈失踪后，他的朋友姜友好一直明里暗里照顾着娜塔莎。作为安德烈的校友，杜若与姜友好相识之后，姜友好把照顾娜塔莎的任务以心照不宣的方式传递给了杜若。借着向娜塔莎学习俄罗斯菜肴的契机，杜若闯入了娜塔莎的生活，把一个异国女人从孤独和落寞（安同志死去多年，安德烈失踪）中拯救出来。但杜若依然无法扛住时代的风暴，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她也离开了娜塔莎。多年之后，杜若开了一家俄罗斯餐厅，叫“我们的娜塔莎”。在墙上挂了一张老照片，三个微笑的女人坐在波斯地毯上，正是娜塔莎、杜若和姜友好。她期待着有一天，有人能认出这张照片。

不得不说蒋韵写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逝去的时代，关于历史，也关于人性。在这个故事中，娜塔莎、姜友好、杜若仅仅萍水相逢，却成了莫逆之交。她们之间的情感超越了时代、意识形态和阶层。将她们联结起来的是真善美。在一个人人自危、互相告密的年代，与一个俄罗斯人成为朋友，意味着随时会陷入灭顶之灾，甚至连累家人。小说中不乏清醒的人，像姜友好的丈夫、夏莲的父母、杜若的父母等。姜友好和杜若也知道危机，但依然愿意冒风险与娜塔莎成为亲密的朋友。在她们心中，她只是一个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平凡的女人，她需要帮助，但在那样的时代，没有人愿意伸出手。于是姜友好和杜若就成了城市中侠客一般的存在，她们与娜塔莎成了真正的朋友，不仅在物质上，更在精神上抚慰了一位孤独无依的母亲。她们以微小的个人之力，把一座城市的冷漠转化为温情，缔结了一段城市的传奇。

笛安的《我认识一个比我善良的人》同样是一篇城市传奇。故事从房东和租客写起。章志童和洪澄合租了房东橘南的房子。橘南嘴硬心软，常逃离疲惫的生活，去章志童和洪澄那里一起吃火锅。章志童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小编剧，他的工作时有时无，经常连房租都给不起。为了维护自尊，他谎称有一个明星女友。洪澄因为目睹自己的老师在瞬间死掉（因为装了父亲给患者用的有问题的心脏支架），而曝光了父亲的医疗腐败，父亲被送进了监狱，她则离家漂泊。

这其实是三个无根的青年在城市里相互鼓励、相互取暖的故事。虽然橘南有房有车，也有丈夫，但在整篇小说中，丈夫几乎是一个透明人，他们的感情不咸不淡，各自忙碌。橘南时常处在生活的虚无和困窘中，反而是两个素不相识的房客和她掏心掏肺。小说的开头，欠了一年房租的章志童拿出了高利贷借来的钱，谎称稿费。哪怕在最困窘的时候，章志童都没有忘记要还橘南房租，他是仗义的；橘南把房子转租给了洪橙，但为了不让章志童无家可归，以房费减半的方式让他们合住，橘南是仗义的；在合租生活中，洪橙是章志童作品的第一读者，不断地给予他鼓励、安慰和温暖，洪橙也是仗义的。而洪橙也身处困境，她在孝与义之间挣扎，甚至想要自杀，橘南和章志童则成为洪橙情感的开导者。这三个人互相支持，笛安一反传统城市叙事中的人际冷漠，以一种闭环的方式，写了城市的人间温情。虽然章志童的死打破了小说的幻境，但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相互取暖的动人之处，他们尝试在无根的城市里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小说的结尾，即使是死，章志童也显示了他的仗义。

《我们的娜塔莎》和《我认识一个比我善良的人》都试图表达城市陌生人之间可能超越血缘的温情。这种超越是人性之上的。看到这样的作品还是很受打动的。蒋韵指向了历史，建构起了历史中的城市温度；笛安则站在当下，以青春的情感叙说青年一代的温度。这两篇小说，联结历史和当下，隔着时空的两代人，拥有同样的人性的真与善。橘南、洪橙和章志童，何尝不是过去时代的姜友好、杜若和娜塔莎。只不过，不同的是，娜塔莎老死在城市无人知晓的角落，而章志童以决绝的姿态告别人间；相同的是，他们都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并试图给予无限的回馈。

除了以上两部作品，周嘉宁的《浪的景观》写了一群在地下城卖服装的年轻人之间相互扶持的故事，故事中，“我”、小象、群青、老谢之间的情感羁绊，同样让人看到了城市的温暖，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在邱华栋的《圣保罗在下雨》中，妻子离世之后，怀着内心隐痛的何东远走他乡，到巴西圣保罗谋生。在商会会长褚荣华的帮助下，何东站稳了脚跟，经营起超市，并开了一家武馆。故事的最后，何东冒着生命危险，赤手空拳，抓了绑架褚荣华的三个持枪匪徒。这是一个现代版的侠义故事，褚荣华和何东都在对方困窘之时出手相助，且不以回报为目的。实际上，现代城市里的侠客，是对我们日渐稀薄的善良和正义的有力提振。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曾拥有过如我们一样多的侠客，从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到唐传奇里的聂隐娘，再到清末的《三侠五义》，乃至金庸、古龙笔下以郭靖、陆小凤为代表的诸多侠客，如此众多或真或幻的侠客身上，汇聚了中国人行侠仗义的美好愿望。在武侠小说日渐衰微的今天，城市文学中的侠义篇章，不啻于一种全新的人际视野。现代的城市之侠，不再是想象中的那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武力杀戮，而是对世俗人际伦理关系的一种超越。作为城市里的普通人，这些仗义之人和我们一样只是普通的血肉之躯，有诸多的生活之累，但他们在他人需要之时，坚定地伸出了手。这是对世俗血缘关系的一种逃逸和升华，是每一座城市的温度所在。当下正被热议的祈祷君的小说《开端》，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关城市侠义的文本。

想象城市：寻找未来的可能性

在访谈节目《十三邀》中，钱理群对疫情中的今天有一个判断，他认为这是“无确定性的一个时代”。显然，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人际和社会状态，正在席卷而来。这里既有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革新，更有越来越多元、复杂、非线性、非确定的世界给人带来的困惑和焦虑。文学家对城市的书写在此意义上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城市文学不仅需要介入现实，回归日常现场，贴近人心和人性；也需要在某些方面，以想象为翅膀，对生活的可能进行大胆的虚拟，在揭示现代人内在困境的同时，为城市及城市文学寻找新的可能和方向。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城市文学就已经在想象力的驱动下走了不少路。想象性的城市文学，有时是对城市的前瞻，并以此为契机，来反观我们自身的问题，它不一定给出答案，但会引发思索。

陈崇正最近的中篇小说《猫头鹰》就尝试思考技术与生活的关系。小说把时空放置在机器人战争之后，主人公戴友彬是一位故事师，也是一个标本采集师，他把临死之人的脑袋切下来用以驱动无人驾驶软件，提供实验数据。他在“公司”无处不在的监视中写作，并持续给婷婷（一个介于现实与想象中的人物）写信。他向婷婷讲述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崩溃，他希望能回到过去的慢时代，为此他虚构了一个相当于过去时代的“碧河世界”，人能在其中自由而富有生机地生活。小说描绘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时代，人们活在孤独和恐惧之中。这透露出陈崇正对未来世界的忧虑，当技术研发的目的出现偏移，技术对人类而言就是束缚和牢笼。

无独有偶，王威廉新近推出了小说集《野未来》。在其中，王威廉对未来的城市、技术、人际关系进行了想象性的思考，如技术带来的拟态情感是否有意义、视频监控对人的影响、无人驾驶技术与出租车司机的下岗、灵魂芯片能否对意识进行转移等等。

在小说《分离》中，王威廉讲述了一个记忆拷贝与情感体验的故事。逛商场时，栗子被店员邀请体验“智能家居”产品并承诺回报千元体验费。栗子躺在机器床上，机器触动了她与男友孙坚曾经美好的回忆。他们在公园的草地上接吻并融为一体。在回忆的刺激下，栗子的“身体开始不可遏制地颤抖，她发出了抑制不住的呻吟和叫喊”。等回过神来，角落里的店员已换成了多年不见的孙坚。但孙坚并不激动，他想要的是“曾经的栗子”，是已被拷贝在机器上的他与她最初身体融合的记忆，并不是“当下的栗子”这个人，因此他冷漠地向她付了一千元钱。栗子离开了，她为自己的记忆被拷贝而愤愤不平，但又陷入过去的美好无法自拔。小说的结尾，雨下起来了，栗子被困在灯火通明的商场内，周围空无一人，但她却无法离开：“她抬头，望着三楼，仿佛看见了孙坚的那家店，她的心中涌过一阵奇异的战栗。她很想再进去一次，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分离》指向了城市未来人的情感困境，他们一方面期待温暖，但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不信任。孙坚宁愿迷恋机器复刻下的记忆，宁愿在身体有需要的时候与机器一起体验曾经的快感，也不愿意与眼前活生生的有情感有记忆的“真人栗子”多相处一会儿。栗子对孙坚有过真感情，甚至在最后还想重温旧梦，但一切都已烟消云散，她懂得孙坚的冷漠，也看清了自己无处安放的孤独。这其实是当下大部分城市人的困境。他们在期待温暖和独自忍受之间寻找着平衡点。科技的进化，并没有促进情感的进一步融合，反而出现了机器对真实的入侵和替代。

在《草原蓝鲸》里，王威廉进一步表达了对科技无法穿越现实的忧思。母亲来到广州跟儿子一起生活，她在珠江与海交界的地方散步，竟走入了一片无边的草原。在草地中间，她遇见了一条已经死去的巨大蓝鲸，疲惫的她靠着蓝鲸的心脏沉沉睡去，竟与一百二十岁的儿子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实际上，与儿子对话的，是母亲脑细胞里残存的记忆，技术虽然可以穿越时空，却无法真正打破生死的屏障，只能以虚拟的方式，去重温和悼念。

在今天，科技将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类，已然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王威廉认为，“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④以王威廉为代表的想象“未来城市”的小说，不仅仅是在书写城市的未来，也是在向我们提供一种理解未来城市的可能性视角。一方面，陈崇正、王威廉等人都在想象性的书写中表达了对科技缠绕下的个人境遇的忧虑，科技与人性、科技与未来，成为他们反复揣摩的对境；另一方面，书写城市的未来，并非一定指向这暂未到来的“未来”，而是一种“隐喻”，未来虽未到来，但“未来”与“当下”存在着众多的模糊与重叠，书写未来人，何尝不是在挖掘当代人的内在处境？《分离》中的情感纠葛，不需要等到未来，当下也随处可见。因此，想象性的未来书写，一方面讲的是未来的不确定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对当下的介入和隐喻。在此意义上，未来即当下，当下即未来，当下缠绕着未来。

结语

这是众声叠加的时代，不同代际的写作者在同一个场域中书写着时代和个人的经验。今天谈论城市文学，我们发现，五〇后、六〇后的作家如王安忆、蒋韵、格非、邓一光等在写；七〇后作家如李浩、徐则臣、王十月、弋舟、朱山坡、张忌、畀愚、张楚、鲁敏等在写；八〇后作家如刘汀、班宇、双雪涛、笛安、王威廉、林培源、陈崇正、林森、郑小琼、蔡东、孙频、陈再见等在写；再往下，是李唐等更为年轻的九〇后、〇〇后作家在写。要从如此多的作家中提炼当下城市文学的共同点，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文学的书写在个人的内心走得越来越深远，但是反过来讲，时代的远景成为众多写作者笔下或隐或现的共通之处。对城市文学来说，我们更关心的是，如此众多的书写，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学城市图景？这些文学里的城市又在何种程度上对我们的城市和时代进行了反哺和修正？我相信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也是一个城市文学研究将会不断推进的话题。

在《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中，理查德·利罕认为文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文本，但是两者在某种程度上会相互渗透和共生：“在文学给城市带来想象性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使文学文本发生改变。”⑤在此意义上，城市文学，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另一方面，正如蒋述卓等所说，是城市审美和城市精神更迭的某种预兆：“一部城市文学发展史同样是一部人类文明的进程史。当我们感叹于几千年的乡土文学在审美意识、审美风尚、物质景观、生活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惊人相似的时候，我们在城市文学中看到的则是物质景观的巨大变迁，精神世界的剧烈动荡，审美风尚的频繁更迭。”⑥

实际上，我认为城市文学正在构筑城市的另一种空间，这是现实之外的另一个场域。这个场域对现有的城市景观进行了重聚、糅合、挤压，在某种程度上凝聚和超越了当下的城市现实，以此对现实进行隐喻和发言。这种文学文本中的城市生活场景，给予了我们思考和理解现实更为关翔实的资料。在此意义上，城市文学，何尝不是我们“被可能性笼罩的另一种城市生活”？小说里的人，何尝不是每一个亟待寻路的我们？但城市文学是随着时代的洪流发展的，只会越来越广阔。孟繁华曾敏锐地指出，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如同正在进行的现代性方案一样，它的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写作也是一个“未竟的方案”⑦。

注释：

① 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② 王小王：《踟蹰缘于我们自己》，《甘肃日报》2016年6月30日第10版。

③ 王春林：《询唤结构与80年代的精神凭吊——评〈所有路的尽头〉》，见中国小说学会评选：《2014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

④ 王威廉：《野未来》，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341页。

⑤ [美]理查德·利罕著，吴子枫译：《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⑥ 蒋述卓、王斌：《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

⑦ 孟繁华：《新文明的崛起与城市文学》，《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

原载本刊2022年第4期“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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