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模《近思续录》的内容（二）

蔡模卷四“存养”选取朱熹关于诚意、正心的语录总四十七条，这一卷是专门讨论古代心灵修养的很珍贵的儒家文献。

论“克治”

当蔡模关注于朱熹关于克己复礼定义的时候，也没有忽视朱熹所提倡的主敬涵养，存天理，灭人欲的独有朱子之言，其微妙之处在于，蔡模以孔子之说抛砖引玉，提出朱熹自己主张后，再陈述朱子在克己复礼问题的看法，“盖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复于规矩之本然也。则夫本心之全德，将不离乎此，而无不尽也。”

只这一句便将朱子的“去人欲”提高了一个境界，朱熹的观点在蔡模看来绝对是来源于孔子但又高于孔子的，孔子所追求的仅是一种状态下的衍生，克己复礼即为仁，而蔡模所辑录的并非孔子之观点，而是朱熹的哲学思考，朱熹人为，人若可以去私心，去私欲，不再以一己之私为万事出发之根本，便可以遵循天理之公，享自己所得之乐，朱熹已经用一种哲学思辨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孔子的“克己复礼”，并且总结出其独有的学术收获。

而蔡模则是选取朱熹语录中最广为人知脍炙人口的例证，并不是为了取材简单，而是为了能将朱熹的哲学思辨深埋其中，以使后生可以践行并留白思考，蔡模所辑录中仅是以朱子之言诠释朱子之言，尽无自己的批注及观点，可见其用意之精微，为了给后生更广大的思索空间。

蔡模在援引朱熹以颜渊为例讲克己复礼概念时候，已经将朱熹的观点跃然纸面，“克己之私有三样：性质之偏，一也；耳目鼻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朱熹认为需要克己的是人之本性的偏远，五官气象的私欲，人之嫉妒陷害之心，这是由人之克己引申到人之心气。“人之气禀有偏，则所见亦不同。

如气禀刚底人，则见刚处多，而处事或失之太刚；柔底人则见柔处多，而处事或失之太柔。须先克治气禀偏处。”蔡模以朱熹此段语录为这一卷画上句号，同时也为下一卷内容作了过渡，行文脉络相当清晰。

笔者认为“克治”一卷所谈及的是理论性较强，而“齐家”则是由“克治”而引发的实践活动，蔡模将这两卷放置于全书第五卷和第六卷处，也是一种由理论导向实践的进发，前五卷皆谈朱熹之理气、动静、致知、主敬、存养等理论，在第五卷中由“克己”而引发下一轮的思考，克己去私后如何为人待人？

相继而承接的便是第六卷的“齐家”，朱子之语也从未将“克己复礼”分开谈论，依据蔡模的行文脉络，蔡模承认朱熹所言这是一个概念，并且是前后承接的递进次序，首先约束控制自己的私心私欲，换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依据礼数习俗待人接物处事，才能做到儒学所追求的“仁”之境界，方才有“主敬行恕”之度量心胸。

论“齐家”

朱熹对于诗经中的故事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作为妻子，可以做到克己复礼的同时，即使富贵还仍可勤劳节俭，年纪增长仍可尊敬师长，虽然为人妻子但可不忘父母恩情，及时尽孝，同时还应具有妇道之操守，既已嫁人，便定要贞静专一相夫教子，蔡模将原文分类援引，不仅只有妇人的为妇之道，还有为夫之道

蔡模援引《诗集传》中朱熹所言，自是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笔者依据此，考证了《诗经》的大体内容。《诗经》的第二首诗为《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这里讲的是一个女子富贵而不懒，富贵而不娇，她在富贵的时候也很节俭，还在操劳。她在家庭中地位很稳固，她还知道孝敬两家的父母。

《葛覃》是讲女子进门以后的状态。《诗经》的第三首诗为《卷耳》，讲的是婚后夫妻的分离，当丈夫暂时分离时，妻子的忠贞、贤淑。《三言二拍》中第一篇《蒋兴哥重会鸳鸯衫》中的王三巧在丈夫离开以后，就没有经受住诱惑。

《周男》（11首）《召南》（14首）都是讲的幸福婚姻爱情的条件。我们把《关雎》读通了，后面的诗就迎刃而解了，这些诗详细阐述了婚姻爱情的具体条件。除了《周男》《召南》以外的十三国风，都是“变风”，是写不幸的婚姻爱情。

《诗经》还分析了不幸的原因。所以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诗经》里面幸福的婚姻只有25对，后面全是不幸福的。我们可以正反两面了解了幸福和不幸福的婚姻家庭。

所以《诗经》的目的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讲的核心问题就是夫妇之道。《诗经》就是中国的“情爱论”，它把中国人婚姻爱情的问题都讲透彻了。

而蔡模紧接着就将克己复礼中的“礼”在“齐家”中做出了明确的指引，这样延续了朱熹以认识指导实践的思想，一字未做删改，这也是朱熹要教导后人所遵循的礼数道德基准，朱熹将其分为五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详细的记录，蔡模用不小的篇幅引述，也是为了说明朱熹务实的理论风格和学术风格，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才是朱熹所提出克己复礼的本源初衷。

蔡模用笔在卷五“克治”中分配二十六条，在卷六“齐家”中分配二十条，总四十六条。其中摘录来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总计有十二条，摘录于朱熹《诗集传》有五条，摘录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有五条，摘录于朱熹《周易本义》一条，余下二十三条均出自于《朱子语类》中，蔡模如此选材和安排行文层次，并非随意之举。

而是在研读朱熹众多著作中精心比较而为，选取其最平实易懂而又具一定代表性的语录内容，而且对于初学者能够起到一定的导引作用，又丝毫无晦涩难解之困苦。例如蔡模所选《诗集传》和《仪礼经传通解》均是五条，在行文中也均是佐以例证，增加文章的思辨性，所选条目多少和尺度在五条为恰好，多，则显得繁冗拖沓，例证少，则又无法言明其意，此虽是选材细节，但亦能分析出蔡模的良苦用心之至。

论“出处”

朱熹思想也作为当时管家统治思想自然有其封建性的一面，其提出让人淡薄名利，富贵荣辱自有命理安排，这是典型的唯命论，在现在的眼光来看多少有些消息和偏失，多以安慰失败者及平庸者为多，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以此来要求学者专心向学不为名利所累，这也是蔡模所引录卷七提及的朱熹的观点：关于教育科举制度的认识论。

朱熹提倡学者为学的态度该是向学清廉，不为富贵所动，人若可以明辨道理，并不会为利禄所诱惑，但是虽然有很多人不参加科举，但只要见到利益仍然会为之所诱，见利忘义也是常有的事情，朱熹也以广达的角度多面的评论了这一现象

蔡模较为完整的辑录了朱熹的观点，在南宋朱熹已经提出教育制度和人的关系，并非是教育制度科举行为伤害了人，训化了人为利而争，而是人将科举制度过于神话，认为科举高中带来的是名利，而只是将学习求索作为踏板。

所以才害了自己，若求学者只是一心为了学问而去，怎会关心名利之事呢？蔡模所选这些语录可以说是朱熹一语中的表达观点最直接鲜明的例子，不仅展示出其哲学思辨性，也将名利观、价值观传授与人。

蔡模辑录七卷“出处”总二十四条，总论功名利禄与为人之道法关系，第一条便以上蔡先生（谢良佐）的话为开篇，“上蔡先生有言：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得者，非是小事，迩来学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鹦鹉。此言深可畏耳。

学者须是此处立得脚定，然后博闻约礼之工有所施耳”。朱熹曾评论谢良佐为“其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程课，夫子盖尝许其有切问近思之功，所著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皆行于世。

如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理皆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则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领。”上蔡先生能得到朱熹如此高的评价，也是蔡模以收录其言论的缘由。开篇便提出富贵利达与学者之关联，以朱熹对上蔡先生的评论而道明

朱熹的观点，朱熹始终秉承“人若见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禄动。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得定，则是入门便差了也。”学者不该为名利所动的观点，纵观朱熹一生为学，从不因名利而出士为官，虽生活多有学生为其接济之时，但其仍坚守为学，其学术之精神令人钦佩。

论“治体”

宋代大儒朱熹继承了孔子德刑并举，以德为重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为政以刑”“为政以规矩”的为政主张。

宋代朱熹继承了孔子德刑并举，以德为重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政以德”、“为政以刑”的为政主张。蔡模将朱熹对孔子的“德治”思想做了这样的援引诠释

老子讲求的是无为而治，但朱熹的解释虽不符合老子的原意，但相对于儒家无为实为有为来说，是有差别的。在价值导向上，儒家无为是任人为，道家无为是任自然；儒家无为是不生事扰民，道家的无为是“无不为”。“生事扰民”，必误农时，破坏生产和安定，必导致动乱。朱熹讲求的是以德感化人，为政需知民之所好所不好。但是为政还需要赏罚分明。

论“治法”

朱熹对德治做了这样的概括：修德感人；无为而治；养民为本；德与礼互补。朱熹认为人性是善的，因其善就应先以德感化人，再以礼去齐一受感化而深浅厚薄的不同；礼齐一人而人不服从，以至有违犯礼的，就需要立个法制禁令；若不服从法制禁令而有违法犯法，便以刑罚使之齐一。这就是使用礼法刑政治国的根据。

此处蔡模已将朱熹的为政之方法呈现，“省刑罚、薄税敛”这是仁政的两大方法，同时“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朱熹所主张的是应先引导人民遵守国家法制禁令，若犯法，便以刑罚齐之。政刑只能使人民畏惧刑政而不去犯法制禁令，并没有去掉为恶不善的意识，亦没有道德自觉，况且还存在有些人铤而走险而不畏惧的问题。朱熹陈述了政刑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普遍起作用。

论“教人”

蔡模虽选取了朱熹针对孔孟补充的“教人”之要，但遗憾的是若独立来看这十条，似太过单薄不足以为人信，笔者将《续录》同《近思录》一同比较而读，自能深明蔡模之用心。关于《近思录》中卷十一“教人之道”主要讲述的内容姜锡东先生概括了以下几点：“四子教学实践活动的特点；教师必须勉明、自慎；教学目的；几种具体的教学之道。”

姜锡东先生归纳的比较全面，但《近思录》中并未详细论述如何因材施教，何为“三德”“三物”以教人，蔡模在此卷实则顺朱熹之思想，续其未尽详谈之方法论，蔡模也贴合朱熹实学的方针，补充《近思录》的不足之处。因蔡模祖父蔡元定与朱熹之关系，笔者揣测或许这也是朱熹之授意而为，关于此说，有待商榷考证。

论“警戒”

朱熹对慎独的诠释不仅反映了慎独文意的曲折变化，而且从一个侧面使我们对朱熹的经学诠释有了进一步了解。与汉唐儒者一样，朱熹等宋明理学家也是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二者都可归于经学思想史的范畴。但理学家注经，不像汉唐儒者满足于经文的笺注训诂，而是更关注义理的引申发挥。

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经文所表达的“圣贤之意”和“自然（天地）之理”才是理学家追求的最高真理。所以朱熹注经，不拘泥于个别经传文句，而是更关注义理的整体需要，他确立起理气、心性、格致等一套理论框架，又将这一理论框架贯彻到具体的经学诠释中。

结语

此语意味深长，蔡模作为朱熹的再传弟子，在此可推蔡模心中的圣贤未尝莫有，此人便是朱熹，而书末用朱熹的语言表明蔡模对于朱熹学识的高度崇拜，并且语义中不单所指朱熹的学识文化之高，也有朱熹思想不断成熟完善之隐意，全书尽览，最能显蔡模对朱熹之膜拜莫过于将夸赞朱熹之语至于卷十四“总论圣贤”中了，笔者不得不慨叹学者蔡模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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