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汉语拼音之父:与爱因斯坦聊过天,活到112岁,长寿有秘诀
引子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是最难掌握的语言,封建社会中,能受到汉语教育的,只是高高在上的小众人群,普通大众是很难有机会进学堂学习的,一是因为汉语难以学习,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了受教育的权力。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了新的时代,普通大众的受教育权力得到普及,如何让普通人能很快地学习与运用汉字,就成了新时期文化教育工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汉语拼音化,就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导竟然是个半路出家的经济学者。
近代中国可称为文化巨匠的人为数不是太多,有位文化老人绝对可以配上“巨匠”的称号——他一生跨越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被戏称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经济学家,后又半路出家,研究语言文字,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
1947年,周有光被派驻在纽约工作期间,一个契机让他与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见面了,两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天。
周有光在自己后来所著的书中,提到了那次谈话: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们就是一般的谈话,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随便讲讲。而周有光对于爱因斯坦的印象则是:非常友好,没有一点架子,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
此后,两人又有一次机会在一起聊天,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与爱因斯坦面对面交流两次,但周有光非常低调,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是很久之后才知道。
正是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百岁过后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直到2017年1月14日,在112岁生日刚过第二天寿终正寝,他才放下自己的使命。
1/青果巷里走出的大师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周老原名周耀平,“有光”,是他自取的笔名。青果巷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从那条小巷里就走出了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大家。
周家原本是常州的名门望族。周有光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办纱厂、布厂、当铺,是当地最富有的家庭。
太平军第一次攻打常州时,城里的防守经费都是他曾祖父给的。太平军打不进常州就撤走了。
后来,太平军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后又来打常州。这次常州失守了,他的曾祖父投水而死。
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封他的曾祖父一个官——世袭云骑尉。正因为如此,他的祖父一辈子衣食无忧,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取消了这个世袭待遇。
周有光刚一出生,就遇上家道中落的窘境。随后,周家只能依靠变卖祖上的遗产度日。为了生计,周有光的父亲当了一名教书先生,但教书先生的薪水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杯水车薪。
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7岁那年,周有光考上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却正是家中最穷的光景。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学费极贵,在读者非富即贵,为让周有光上学,家中四处举债。第一天在大学注册,周有光领到卡片,不但要写中文,还要写拼音,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拼音,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
进入学校后,周有光接触到拉丁文,兴趣使然,自学了字母管理法,没想到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从小时候开始,周老就读了很多书,喜欢看《西游记》是周有光还记得起的,至于其他的书,则因为“太多了,说不上来了。”不过,周有光还清楚地记得对自己终身受益的书,那就是《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周有光的书房中,《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周有光专门有一书架摆满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共三排,从上至下分别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到了后来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有光竟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由此,大家更有理由叫周有光为“周百科”。
抗战爆发后,为稳定后方经济,在西南成立农本局,周有光带着妻儿去重庆工作。在被炮火撼动的中国大地上,周有光带着妻儿四处逃亡,直到抗日的烽火熄灭,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华尔街工作。
当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一日寻上门来对他说:“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
周有光一听,当然要去!于是穿得精神抖擞上门拜访,却没想到爱因斯坦穿得极为随便,见了他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
谈话间,爱因斯坦对他说:“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去吃饭睡觉工作,还有很多业余的时间,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
一番话将周有光点醒,此后,他开始钻研语言学,发誓不让自己的每一天虚度。
在纽约,周有光与老舍、罗常培、杨刚等人多有来往。老舍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去讲学的,罗常培当时正在耶鲁大学访问。
在周有光眼里,身为作家的老舍,总是“谈笑风生,庄谐纷出”,而作为学者的罗常培,则是“温文儒雅,言必有中”。后来罗常培发现周有光对语言问题颇感兴趣,于是他们又多了一个聊天的话题。
周有光夫妇于1949年6月上旬抵达上海。回国以后,周有光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还在银行兼职,并与其他经济学家合办了一份刊物——《经济周报》。
当时上海工资改革,薪水大减,他一百元工资缩水到五分之一,他却对此毫无怨言。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被调到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教授,业余时间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章,其中就有不少讨论文字改革的内容。这为他以后的转行埋下了伏笔。
1955年,他被总理亲自点名,让他速速去往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2/半路出家的“汉语拼音之父”
在周老加入之前,汉语拼音方案讨论了两三年,但迟迟没有一个结果。文改会拿出了6个方案,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争论不休。
当时中苏关系尚好,苏方希望中国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这一点遭到周老的反对,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
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随后那三年,在周老带领下,文改会革故鼎新,在不断的争论和探索中,创定了汉语拼音。1958年2月11日,讨论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促成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之后,周有光继续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成为电脑中文词库基础。
这次从经济学半路正转行到汉语言文学,让周有光幸运地躲开了“反右”。彼时上海经济学界震荡,无数学者被风潮席卷而去。周老虽幸运躲过了这一劫,却没能躲过接下来更大的狂潮。
1969年,他被派到宁夏参加劳动,在无比空旷荒凉的地方,很多人叫苦连连,周老却说很好:“不下放我,我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样的地方啊。”
当年在宁夏,不少老干部自杀或精神崩溃,可在周老回忆起来却满是趣味。周老去宁夏前用脑过度,晚上睡不好觉。结果从事体力劳动后,脑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没了。“这就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周老依然温文尔雅,遇事不惊,在痛苦中想办法提炼乐趣。这与妻子张允和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3/相濡以沫的跨世纪爱情
说起周老和张允和的姻缘,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文化界有两条著名的巷子,一是常州走出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还有就是住着张家四姐妹的苏州九如巷。
张充和的曾祖父曾任江苏巡抚,父亲张冀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祖籍安徽合肥,于1918年迁居苏州,住在五卅路的九如巷三号。
张家四个姐妹中,大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即为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张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
张允和与她的三个姐妹同为上海中国公学的第一批预科女学生。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是幸运的,他最终赢得了张家二小姐张允和的爱情。早在1925年,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
1928年周有光、张允和同在上海读书时,交为朋友。1932年上海发生战乱,为了安全起见,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两人开始自由恋爱。
经历了一系列甜蜜后,到了谈婚论嫁时,周有光却迟疑起来:“我这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张允和并不介意,“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我们两人一起去创造的。”
1933年,两人举行婚礼,风风雨雨,一路扶持,从抗战到解放,从建国到内乱,70年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直到晚年,两人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每天都会喝两次红茶,每次喝茶前,都要拿起杯子敬对方,周有光老人说:“古代有举案齐眉,我们这里没有案,有的是杯子,每一次喝茶之前,都要碰杯,这叫举杯齐眉。”
到了晚年,两人都是孩童脾性。张允和看到老伴儿的头发秃了,就会拿这件事来开他玩笑,周有光摸了摸自己的脑门一笑:“我这是头发还没长出来呢!”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老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对周有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在经历了半年的伤痛后,周有光才好不容易挺了过来。此后,他的生活越来越简单,但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上下午,都要喝一杯红茶。
4/“身居陋巷,心怀天下”的长寿老人
妻子去世后,儿子周晓平照顾起父亲。两人亲近数十载,被称作“兄弟父子”。
2014年,周晓平动了两次大手术,来见父亲时,两人如久别重逢的老友,不但一起唱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歌,还唱了《马赛曲》。
110岁的父亲和80岁的儿子,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亲朋。万万没想到,就在一周后,周晓平离开了人世……
儿子的离去,再一次将周老推向孤独和悲伤。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收到了好多次病危通知,可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周有光81岁时开始对自己的年龄从头算起,到了92岁时,一位小朋友在送给他的贺年片上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按照这个算法,他今年刚过而立之年,也就是30来岁。
为了让生活更加有趣,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上面。他自称老来读书,才体会到温故而知新、学而后知不足、老而后觉无知的快乐。
进入晚年的周有光,不断提出振聋发聩的观点和理论。周有光虽然是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但是他在公共领域内也有深邃的思考。
比如在谈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时,他说他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胡适,认为他们是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
比如在谈到社会发展史的时候他说:“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到科学思想。”
在谈到教育的时候,他说现在中国教育有两个大问题,其中之一是:“存在大量的无效劳动,中小学生每天搞到很晚,累得要命,但时间都浪费了。”因为有些观点过于尖锐,有些文章无法发表。
年过百岁的周有光依然坚持博览群书、笔耕不辍,出版了无数启蒙之作:100岁《百岁新稿》、104岁《朝闻道集》、105岁《拾贝集》、108岁《周有光文集》、110岁时《逝年如水》。
当他迎来自己的112岁生日时,依然求知求变,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了解时事,难怪大家都说,从周老身上,得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从“传统”成功向“现代”过渡的。这份“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值得每个人敬重与学习。
周有光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这下算命先生被打脸了,周老活到112岁了仍身康体健、思维敏捷。
一个长寿的长者,自有许多常人无法体验的生活细节。周有光有一次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他写了97岁,医生以为他写错了,就给改成了79岁。
又有一次去医院,一个医生问他长寿之道,周有光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
提及长寿的秘诀,周有光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是心胸豁达,处乱不惊,第二是于苦难中取乐,积极面对,第三是勤于思考,不断汲取新知,第四是以爱情滋润,互相敬重,第五,周老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生活简朴,素茶淡饭。
周有光生前常说:“求知要越多越好,生活要越简单越好!”这不仅是对年轻人的启示,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启示。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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