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强推“双语”与国际接轨？这是文化自我殖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近日，明清史学者徐泓老师在社交媒体感叹：“台师大疯了，中文系开全英语课程！同理，英语系应开全中文课程？”

其实，台湾师范大学今年2月还有另一项创举，那就是以台语(闽南语)、马祖语(闽东语)、客语、原住民语(高山族语)或台湾手语等“本土语”授课的教师，将获得50%的课时费奖励，等同现行英语授课奖励的规模。

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语言，也无论教学双方是否同意，总之中文普通话是不受优待的教学语言。

粗糙推行的“双语”政策

为了“2030双语国家”的梦想，台湾教育部门指定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中山大学等四所高校为重点培育的“标竿大学”。

截图来自徐泓老师微博

其目标是2024年至少25%的大二学生英语能力达到CEFR(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的B2(中高级)以上，同时其当年所修学分的20%以上为EMI(全英语课程)。到2030年，则要求上述学生英语能力(CEFR)B2和EMI修习的比率都达到50%。

问题在于，CEFR的能力级距过宽，B2在欧洲是中学生的等级；在欧洲以外国家的英语检定标准，则多不是以CEFR为基础。何况，即便这四所重点大学在2030年能达标，又如何保证已经必修“本土语”的台澎金马中小学生在未来8年的“双语”能力？还有扣除学生之外的社会群众，如何在8年内同步迈入“双语国家”的水平？B2和50%，真是“双语国家”的标准？

台湾教育部门自去年起计划在4年内投入400亿台币，声称“2030年全面达到双语教育环境”。除了预告上述大学的英语能力之外，同时推出“高中双语实验班与国外姊妹校在线教学计划”，而且限定“五眼联盟”的学校为签约对象，据说因此有93校申请参加。不过，虽然是“主动相亲”、“倒贴”，但因时差问题而起早贪黑、相处困难，自今年暑后又开放为62个能通英语的国家就行。

如此草率、粗糙的算法和作为，难道不是以语文教育和独尊英语为筹码，来交换某种政治连结？否则所谓“国际化”，为何局限于美国队和英语？若只是为了提升台湾学生的英语能力，参照新世纪以来台湾小学“本土语”课程的实践结果，那只是大量虚应其事、排挤效应和汉语中文能力低落而已。

原因很简单，语言环境不足而强行制造浸润式学习，必然因为脱离现实和多数群众而适得其反。

根据台师大英语系教授陈浩然公布的数据，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都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安排英语课。整个小学英语授课时数，韩国是200、中国大陆190、台湾150，都多于日本的100小时；但初中英语授课时数，日本是350小时、韩国340、中国大陆315，都多于台湾的250小时。显然，台湾的英语课时不足，相应的资源也跟不上。

况且，还有个所谓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台湾当局规定自今年8月起，所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都必修前述的“本土语”。这就与原先小学必选修“本土语/新住民语”的新课纲相抵触，于是新课纲还得继续更新，可更新的新课纲又必然挤压不把30万陆配（大陆籍配偶）母语算在内的“新住民语”。

起初为了“新南向”，为了东南亚新住民的选票，越南、印尼、泰国、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等七国语言都涌向台湾新课纲，彷彿这些东南亚新娘是来台湾生孩子学自己母国的语言。但在“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太上”课纲下，她们见识到故国母语位阶低于台湾“本土语”的现实，更不用说那些没有选票收益的陆配了。

如果说，“新南向”在精神上是一种“次帝国”想象；那么，台湾商界、政界、学界最近热议的“新东向”，则是一种精神上的“次殖民地”想象。

项庄舞剑的语文教育

现在“2030双语国家”的令箭一出，大家恍然明白，所谓“母语”、“本土语”，不过是对冲的角色，真正担纲对决的主角还是英语，而对象就是被称为“国语”、“国文”的汉语中文。换句话说，“多元语言政策”的实质目的和结果，不论对冲或对决，只能是挤压汉语中文。但最后的下场却是，什么语文都没学好，只换得“多元化”的皮相。

试看印度，其境内有1652种母语和为数更多的方言。虽然印度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只有”22种，但在广播和成人写教育方面共使用104种语言，其中有87种语言用于印刷出版，且没有任何一种印度本土语的使用者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在这种多族多语的情况下，印度境内各精英阶层使用的唯一共同语，却是外来的被定位成“副官方语言”的英语，这是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悲哀。

如此来看所谓“双语”，不过是改造政治社会体质的一种过渡工具，其意在“国家”，则“中文系”如何可能不成为眼中钉？一旦“双语国家”成真，英语系就不再是“外语学院”，其位阶更凌驾新住民语和“本土语”之上，而成为“国语”。

那么，素来作为响应政策先锋的台湾师范大学，其奖励“本土语”、其中文系开设EMI，也就不难理解了。台师大中文系徐姓教授解释说，是为了接轨国际汉学、引进新兴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并让学生熟读、借鉴、参照西方文学，所以中文系才要开设EMI云云。

但是，根据“台师大课程地图”所示，其中文系的5项“教育目标”完全没有“国际汉学”的说法；其16项“学生核心能力”也完全没有徐教授的说法，反而是围绕着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学术、文献。或许另一种说法，也就是中文系已成为台师大EMI的“钉子户”，实在对付不过去了，才转身以“国际汉学”的角度来说事，是比较可信的解释吧。

徐教授事后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中文系EMI的理想是让研究和教学发生化学变化、形成学术杠杆，但大前提是牢固根本──“深厚的国学基础、精湛的文学修养及鸿博的专业知识”，“全英语教学，不能本末倒置呀！”可见，无论温厚的徐教授对外如何苦口高大上，他自己却陷入矛盾尴尬的婆心。

毕竟，作为培育台湾中等学校教师的摇篮，台师大中文系喂的却是“国际”奶水，难道汉语中文将异化为“汉学”般的他者？那时的自己又是谁？

从“他杀”到“自杀未遂”

一些不甘自欺的学者，如中华传播学会理事长、政大传播学院院长郭力昕批评，台湾的英语崇拜现象是一种“文化自我殖民”——郭教授无意或是有意间点出了新殖民地社会的特性。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咸浩则指出，“双语国家”政策必然走上“扬英抑中”之路，造成受众认同混乱、扩大阶级差异、垄断国际视野、弱化中文能力、阻碍高阶思考──这是新旧殖民地社会的通病。

与此同时，台湾语文学会发起“反对2030双语国家”联署，迄今已获得近两千名人士的支持，其中半数是各级学校教师。不过，有位外语系教授何某的论述颇为特别。

何某说：日据台湾时期推行“国语政策”，独尊日语；国民党政府迁台推行“国语政策”，独尊华语；如今民进党政府进行第三次“国语政策”，则是独尊英语。

他又说：前两次是对台湾本土语言文化的“他杀”，这一次是“自杀”，但“自杀未遂”，因有诸多学者强力制止。何某主张“兼顾台湾在法律上有20种国家语言及英语为国际共通语的事实”，改以“多语台湾，英语友善”的双赢策略。

这种说法，专属以“多元文化”为掩护的伪本土派，包藏着过时的后殖民语境“本土/外来”概念──即“本土语/外来的日语、华语、英语”，但又开通“英语友善”的后门来加码本土“自杀”的实际。所谓“兼顾台湾在法律上有20种国家语言及英语为国际共通语的事实”，不是教唆台湾语文印度化的“自杀”？所谓“多语台湾，英语友善”，确定不是挤压汉语中文的双输主张？

台湾的“本土”意识形态化于1990年代，成为抽离和对抗中国元素的政治工具。操弄语文教育的人，毫不在乎年轻时代因而普遍失去高能思考和创造的后果，为台海话题平添“智统”的素材。

伪本土派无视中华民族光复台湾，台湾人争学国语的热潮开始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前的史实，不但扭曲国民党“迁台推行国语”的历史，并编造“台湾华语”的说词，无非为了编派“国语/台语”＝“外来/本土”的认知宣传。

然而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国语”就是中国本土的共同语、通用语或普通话，而非外来的“他者”；台湾光复时的“国语政策”更非“他杀”，而是复活。

台湾本土语言文化分别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两个时期遭遇“他杀”与“自杀”；其间，民国政府推行“国语”，恰恰是要恢复台湾本土的语言文化。

台湾声韵学家竺家宁指出，“国语”是华夏民族的共同语，或叫雅言，或叫通语，或叫官话，其实是同一指称对象。

竺家宁教授讲学。资料图

所以，“国语”在台湾甚至早于闽南方言，在元顺帝设置澎湖巡检司时就已开始流传。这就可以解释《马关条约》后，为什么日殖总督府学务长伊泽修二会带一批通晓中国“国语”的翻译人员来台，显然亲历明治新政统一国语的他，固以为北京话在台湾是多数人的共同语。

1945年台湾人既恢复华夏身份，自然也恢复华夏共同语的使用权利。1946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毕业的魏建功与何容在台担任正、副主委。他们面对日殖半世纪后台湾人的“失语”现象，提出《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从方言学国语的理论》等文章。

还有在台山东人王炬担任语委会的训练宣传组组长，他著作的《国语运动的理论与实际》指出：“国语因方言而扩充其词汇；方言因国语而发扬其优点。”

已故台湾史研究者曾健民解说，光复初期国语运动者的共同点在于认识到“台湾话(闽南方言)”与“国语”属于同一民族语言，只是前者在日殖时代受到压迫而变质，丧失了如同华夏社会各地方言的应有地位。而国语运动目的就在于驱逐日语垄断，恢复台湾包括闽南方言和国语在内的民族语言，并在方法上强调“从方言学国语”、“用方言的思路写文章”。

这种务实的科学态度，岂是伪本土派自编的“他杀”？

“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的经验

新殖民地伪本土派排斥“国语”，否认“台湾话”为中国方言，不过是因为“国语→北京话→国都→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所以把同属汉语的“国语”、“本土语”对立起来。现在历史科和公民科的“脱中”教育都已到位，社会上涌动公务员废考国文、大学生废修国文的舆论氛围，确实是以“本土语”、“多语”、“双语”之名，对半残的语文教育施以最终打击的机会。

至于某“中研院”学者所谓“南岛语言”是“台湾国际化的软实力”之说，可见“多语台湾，英语友善”的支持者成分庞杂，“反对2030双语国家”的人士也多是各取所需。

无论他们自以为南岛语、本土语、新住民语、母语、多语或英语能接轨国际和强化竞争力，其实都无法超越“语言政治”(politics of language)的宰制。

新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一样，语言只是权力结构的展现，而不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当权派并不在乎任何一种“本土/外来”语言本身的发展，而且无一例外的结果是兔死狗烹：权力达阵＝语文衰微。

台湾光复前夕的1944年，全台日语普及率达到71%，但却有45万名公学校毕业生不能自如地使用日语。这是因为日殖当局实施“皇民化”的目的在于役使台湾劳动力，而不在于让台湾人具备以日语思考的能力，这也说明日殖台湾时期高学历者集中在医、农、工的现象。现在英语“他杀”本土，则是因为依附美国队的权力结构使然，与日殖台湾时期的依附阶级推崇日语，如出一辙。

因此，当前台湾学生的最大问题，是语文整体及相应思考能力的衰残，其病态是多元自视，其病根是中文不行，而病因是政治屠宰。

早在2005年，已故诗人余光中就发起成立“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联署人士超过一万名，共同发起人遍及台湾、大陆、香港、美国等地。

以如此声势诉求增加学生国文课时、提高古诗文比例、恢复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尚且全数失败，至今仅存小众的古诗文背诵与吟唱比赛而已。年轻时代的国文教师为求生存计，则纷纷报名补修“本土语”或“双语”资格。

“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的经验，预示了“反对2030双语国家”最多是热闹收场。台湾当局自1990年代改造历史教育以来，从没忘记改造思辨历史能力的语文教育，这是奔着改造身分认同而来的政治工程。凡是没有这种认识和相应行动的异议者，注定无疾而终；凡是违逆这项工程的挑战者，必然遭遇精神镇压，例如曾经热心两岸合编语文教材的教授和相关学校。

在这样的氛围下，执掌台湾语文教育牛耳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只能以顺为正地走向“本末倒置”的EMI课程，更无人再为台湾教改下的语文教育拨乱反正。

台湾教改从“八八课纲”、“九五暂纲”、“九八课纲”、“一○一课纲”、“一○三课纲微调”、乃至“一○八新课纲”，平均几乎每3年换一次课纲，每次都重点争议和更改中文课时、文言/白话比例、核心古文篇数和取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课程属性乃至存废。

如今在号称“素养导向”的新课纲下，台湾小学国语课本3个版本中，平均六年只有6首古诗文；而大陆地区小学统编版语文课本，六年共有112首古诗文。相形之下，加诸“双语国家”政策的台湾学生，将被导向廖咸浩教授所说的“文化的贫乏与创造力的平庸”，而这正是新殖民宗主国所需要的“殖民地素养”。

去殖民地化必光复语文

当年日殖总督府就是采用吸纳、混同“双语”的教育方法，来转化或错乱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比如1896年在国语传习所增设日式汉文课，内容甚至包括删去孟子民本内容的四书五经；1897年还规定公学校每周12小时的汉文课程，但教材是汉译版日文读本。后来随着日语文教育的顺利扩张，而逐步缩减汉文课时数，终至完全废止汉语中文。

据李登辉自述，他在1947年1月担任台大学生会联合会议主席时，已经不会说中文，讲的是日本话，由他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担任翻译。由此可见，日殖当局以“双语”教育达成“同化”的成效。

不过，日殖时期许多台湾书房表面奉行日式《汉文读本》，暗地却使用大陆出版的国语文教科书；与此相应，许多家长白天送孩子上公学校，晚上又送孩子到书房补习，以保存民族根苗。有些经过书房时代的师生，后来不同程度地体现中华民族意识，如连横、林献堂、庄嵩、洪弃生、李伟光、蒋渭水、张我军、赖和、潘贯等人便是。

这种殖民地经验，岂不预示台湾学生无法在“双语”的公学环境学好汉语中文，而必须求助私学？一旦台湾的语文环境步入印度化，估计补习中文普通话将是台湾学生未来要走的路吧，就像台湾光复时他们争学国语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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