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对于佛教之情的吸收比韩愈更多,在人性论上李翱认为“性”之内涵只有一个即“圣凡皆一性”,但圣凡是有差距的,由此他从“情”入手来分析了这个问题。“情”在李翱这儿,有善有不善之意,但都存在着邪妄之因素。在佛教看来,一切有情众生会因执着于贪痴而生恶,情之存在会阻碍人对佛性的觉悟。
因此在佛教中对于情是持以否定态度的,即无明。这种无明的观点与李翱说讲的邪情有着相似之处,在佛教看来无明指无法看清世间的实相,它是我们执取和贪嗔的根本,而李翱也认为邪情和性相对立是虚妄不实的,他说“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也就是说百姓之性正是由于情的蒙蔽才会与圣人不同。因此李翱之情论比韩愈还要更多地是受到了佛教之影响,李翱之“情”与佛教所讲之情有着相似的看法,即认为情之所产生的物欲会诱使本性之迷惘,表现出不善,情需要被克制的由上述不难看出,中唐时期,由于当时的佛教盛行,两人均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以各自的思想主张,立斥佛教,但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他们在坚持复性儒学的立场上,不仅继承了儒家思想,同时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融入了佛道之内容,形成属于自己的理论思想,为之后的儒家学者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韩愈说:“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七情者: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与性视其品。”
韩愈反对当时佛道两教对情持以排斥之态度,提出了性情统一说。他将情视作和性一样有三个等级,同时情和性的三个品级互相呼应,品品相对,即上品之性的人为圣人,他们具有五性,七情合乎中道;中品之性的人,五性不但有所欠缺,七情之发作也会出现有的过多,有的过少的情况;而下品之性的人,五性不但没有七情特不合乎中道。他也同董仲舒一样,持以上、下品之人无法改变其性的善恶,唯有中品的人可以通过教化、修养之手段可以改变。但同时他还提出了“上之就学而益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的观点,董子的人性论中,只提及了对于中品之性的教化之法,韩愈之人性论比他更为完善,他认为上品之至善,还可通过学习继续发扬光大;而下品之性本恶,无法教化使其为善,却可以用刑罚去进行惩处达到控制的目的,这是韩愈人性论中的对于之前儒家人性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李翱也对“情”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他的人性论中,“情”为讨论的重点,他不认同韩愈将性、情都简单地归类为三品。
李翱的情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之观点,同时改造了董仲舒、韩愈的性论,提出性皆本善,但情有善、有不善的观点。他一开始就肯定了人只有一性,即本善,但这善性是会被恶情所迷惑。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李翱把韩愈所认为的下品之恶性以及恶情都归结为由于情的因素,李翱比韩愈进步的地方就在于,韩愈把五德作为人的本性却又僵硬的将其划分为三品,同时以情一一相配,存在着矛盾性,而李翱对“情”之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韩愈性三品说的矛盾。他认为性无法充分发挥善之本性就是因为情的干扰,即韩愈所说的下品之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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