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慎：哲学家贺麟小传

简介: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我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研究专家，西方哲学翻译名家，新儒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之后在美国奥柏林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处研习西方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出版论文集三部：《近代唯心论简释》《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译著多种，如鲁一士《黑格尔学述》、斯宾诺莎《致知论》等，努力介绍德国古典哲学、英美的新黑格尔主义思潮。与此同时，他致力于从西方哲学的新理性主义出发，改造更新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尤其是陆王心学，他的“新心学”雏形代表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儒家运动的一个方向。 1955年，贺麟由北京大学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后更名为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组长，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直至去世。贺麟撰写了大量研究西方哲学的文章，并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予以分析批判，他还致力于黑格尔著作的翻译，重要作品有：《小逻辑》、《精神现象学》（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与王太庆等合译）、《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在数十年的教学、研究、翻译和著述活动中，他为我国传译西方哲学、培养西方哲学研究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1981年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成立时，贺麟先生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贺麟，字自昭，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金堂县五凤乡杨柳沟村一个士绅家庭。父亲贺松云，晚清秀才，曾主持当地县乡的教育事务。贺麟先入私塾，后读小学，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1917年，贺麟考入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1919年秋，贺麟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属中等科二年级。大学7年期间，他在思想上受到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人的影响，听过梁启超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几门课程，在梁漱溟来清华讲学期间拜访过梁漱溟，后者向他推荐王阳明；在吴宓那里，他选修了“翻译”课程，翻译水平与技巧有很大提高。在学校里，他除读书外，还十分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为校刊撰文，做学校服务性《平民周刊》的编辑，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暑假里随学校组织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开展集体活动，“五卅惨案”后在暑假里公费到各地宣传三民主义。1926年夏，贺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的时尚是毕业即留洋，而清华的传统是留美，所以贺麟也在同年8月踏上了留学之旅。

1926年9月，贺麟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学习了拉丁文、心理学、哲学史、宗教哲学、伦理学及圣经等课程，在课外参加了耶顿（Jeaton）夫人的读书班，较近地接触了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哲学。这对他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1928年7月，贺麟以优异成绩提前半年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

同年3月，他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开始接受新黑格尔主义思想，尤其对格林（Green）和鲁一士（Royce）感兴趣。9月，他又转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注重欧洲理性哲学的倾向，恰好与贺麟崇尚义理哲学的志趣相吻合，他选修了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还有怀特海的自然哲学等课程。1929年，贺麟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但他显然不满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氛围，他们开设的一些欧洲哲学课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贺麟渴望直接去德国哲学的诞生地，近距离地与黑格尔哲学打交道。于是他谢绝在美国读博士的挽留，在夏天转赴德国。

三十年代前后，德国哲学的中心在马堡和弗赖堡等地，由胡塞尔及其弟子海德格尔等领军，主要趋势是用现象学、文化哲学、价值论等新思潮抵抗旧传统哲学，与此同时，新黑格尔主义也有一定市场。贺麟选择了黑格尔哲学的大本营－－柏林大学，在那里，他选修了迈尔的哲学史，哈特曼的历史哲学，这两位是德国三十年代享有一流声誉的教授。

他还读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黑格尔的专著，如克罗纳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格罗克纳的《黑格尔》，哈特曼的《黑格尔》，狄尔泰的《青年黑格尔的历史》。8月，他写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试图把儒家哲学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融会贯通，这确立了他今后将把中西文化融通作为研究方向。在留学期间，他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国内的中文期刊上，开始引起人们注意。

1931年8月，在海外求学5年之后，他回到了祖国。同年9月，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后来又应邀在清华大学开设西洋哲学、斯宾诺莎哲学的课，每周四小时。

1932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1936年，升任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贺麟先赴长沙然后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任教。其间曾于1938－1939年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一年。1946年他随北大返回北平，1947年曾担任北大训导长，他顶住压力为保护进步学生做了不少工作。在这期间，除讲课外，他发表了不少作品，既有本人“新心学”的初步唯心主义体系，也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系列诠释，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这段时间被视为他的创作“黄金期”，多年的积累在此时喷发。

贺麟不是只沉湎于书斋和写作，他同时热心学术事业的建设。

1935年4月，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筹备成立“中国哲学会”，并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一届年会，贺麟参与了年会的筹备工作，在年会上当选为理事兼秘书。

1936年，第二届年会召开并成立中国哲学会，贺麟当选为学会理事，当时理事共12人。他还是负责日常会务的6人常务委员之一。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哲学界开始有组织地从事哲学理论和中西哲学史的研究。

1937年，在第三届年会上他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共5人），与金岳霖和冯友兰共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1939年的第四届年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常务理事。1941年，中国哲学会成立了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表明中国开始有了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的译述和介绍西方哲学的机构，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因学术声望，蒋介石曾经四次约见贺麟，留他在政治学院任教，他婉拒了。因此当他1949年拒绝踏上国民党去台湾的飞机，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时，我们能理解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选择。执政的国民党尊敬他，这对旧学者是一份荣耀，也许他对他们也曾寄托一份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但社会的现实使得他不得不转过身去，期待中国共产党将要带来的光明，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后，贺麟真诚地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例如土改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胡适和唯心主义的批判、百家争鸣等，为此他写了不少文章，既讲理又言政，还有自我批评，表明转变自己立场，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心愿。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这期间，他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研读列宁的《哲学笔记》，转变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立场，也由衷地欢迎对他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在这一思想转变时期，他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真诚地在书本中寻找转变的根据，力求“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在学术方面，他抓紧时间翻译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作为向新中国的献礼，该书于1950年出版，它奠定了贺麟在学术翻译界的地位。他还在北大、人大等校讲授过黑格尔哲学的课程。

1955年，贺麟与冯友兰、金岳霖三人被点名负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并调至哲学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在组改室后任该室主任，一级研究员，直至去世。多年来，他的工作重点是在一定范围内讲课，撰文，从斯宾诺莎、黑格尔到其他的西方哲学家。1957年反右之后，他把重点逐步转向翻译和批判性介绍上，个人著述则基本趋于沉寂。他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还有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他与同行合作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当时西方哲学被归入“资产阶级”行列，唯独黑格尔哲学因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渊缘关系独处“显学”地位，贺麟作为其译者而全国闻名。1964年他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以后还是第五、六届委员。

1978年后，他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如出国、筹备学术会议、四处讲学等，为西方哲学研究的振兴而呼喊，希望把耽误的时光再补回来。

1981年他被新成立的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选为名誉会长，同年还成为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学生。1982年他郑重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夙愿。他或修改或新推出黑格尔的《小逻辑》（再版）、《哲学史讲演录》（合作）、《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等作品，他还参与筹备《黑格尔全集》中译本的编译工作，并重新整理出版自己的作品集，他生前结集出版的作品有《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1990年他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贺麟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一、西方哲学名著翻译

贺麟先生最有影响的学术成就当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黑格尔研究是与贺麟的名字分不开的。由于个人亲身经历，他重视翻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翻译过程也是理解与研究的过程；他曾提出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希望研究翻译相互促进，以翻译来推动西方哲学的普及，从而进一步深化学术研究。但是195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研究曾举步维艰，想提笔都难，贺麟只得把工作重点放在翻译古典学术名著方面，这时他那深厚的学术底蕴支持了翻译工作。他的译作特点可概括为“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2，他的几本译著成就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所以就学术影响来看，他的翻译成就要高过研究成就。

德译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选择一套合适的中文名词术语，它要既不是生造的中文，又要与原著词义相贴近。开始翻译工作，贺麟的当务之急就是订正译名，他提出了这样四条原则：“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译名第一要有文字学基础。所谓有文字学基础，就是一方面须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之原意，另一方面须寻得在中国文字学上（如《说文》或《尔雅》等）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

第二要有哲学史的基础，就是须细察某一名词在哲学史上历来哲学家对于该名词之用法，或某一哲学家于其所有各书内，对于该名词之用法；同时又须在中国哲学史上如周秦诸子宋明儒或佛经中寻适当之名词以翻译西名。第三，不得已时方可自铸新名以译西名，但须极审慎，且须详细说明其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本名词，须取严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3 他还赞成意译与直译相结合的处理原则，使译文尽力达到“信达雅”。

翻译实践中，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首先从理解原文入手，反复厘清原词的真正含意，然后在中文典籍中寻找相近的术语或词，力求让译文姓“中”。但这样做也给翻译带来很大困难，中西结合，有时会让原意退而不显，有些中文术语会显得过时，有些译名先入为主已经流行开来，个人难以改变。后来他逐步放弃了用中文哲学术语翻译德文概念的做法，尽量取德文原词的本来意义，再对该名词在某位哲学家那里的特殊意义加以解释，以求让翻译更准确，真正做到“信达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黑格尔“绝对”这一概念的翻译。“绝对”是黑格尔哲学的最高概念，它从最初的潜在“存在”经过逻辑、自然、精神等三大阶段发展成为具有现实性的最高“存在”，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认识到了这个“绝对”就是与自身同一的东西，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等。最初贺麟借朱子语将“绝对”译为“太极”，也赞成欧人将朱子“太极”译为“绝对”，认为两者皆表示“形而上学的道体”，4 朱学虽然不是绝对唯心论，但确是一种绝对论。凡绝对论者莫不有其太极，认之为究竟实在。当然将“绝对”译为“太极”只能在具体语境中使用，不可滥用。后来他听到些批评意见，也觉得用中文词译德文词，在一些语境下会给读者造成困惑，所以改变初衷而从众，按“绝对”的德文原意直译，这应该更能帮助读者贴近黑格尔哲学。其他如“总念”“共相”“矛盾法”等词后来也调整为“概念”“普遍”“辩证法”。

晚年他主张尽量不增加新译名，能通译的尽量通译，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但对众多不同译名，他也主张持宽容态度。

我们从以下四个译本具体地谈谈他的翻译成绩。

《小逻辑》是贺麟推出的第一部黑格尔著作中译本。它的蓝本是黑格尔在1817年出版的有学生讲义性质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第一部分“逻辑学”。贺麟认为该书把握了黑格尔全部哲学系统的轮廓和重点，材料分配均匀，文字简明紧凑，但义蕴深厚。他在1941年开始着手翻译，第一、二部分译出后曾供学生作为教材用，最终在1950年得以完成并出版，以后曾数次再版。1973年后他再次对本书作较大修改，推出新版。

本书是西方哲学名著中发行量较大的，它基本忠于原著，译文顺畅优美，其学术影响自有公认。我们认为，该书除普及了黑格尔哲学外，最大的成绩在于固定了一套与德文概念相对应的中文术语，从而对我国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在1980年再版时，他对“概念”“共相”“知性”“自在”“存在”“变易”“定在”“尺度”“实存”“反思”“理念”等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都重新作了考定，有的改变了以前的译法，并给出了理由和根据。这套中译名基本为学界所认可，并沿用至今。

《精神现象学》是一本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篇幅大，问题多，语言也较晦涩。黑格尔在世时其读者并不多，在他身后则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因为它突出了绝对理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中那个社会现实－历史的方面，意义深远。本书的翻译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贺麟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完成了这部作品。他独自写了一个二万多字的前言（1962年），这个前言实际是他几十年里与该书打交道的心得，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从《精神现象学》入手研究黑格尔哲学的。5 六十年代资料缺乏，人们对黑格尔理论背景不够了解，这个导言起到了“导读”的作用。在导言中，贺麟论述了该书的时代背景，考察了“现象学”的词源与词义，论述了现象学一方面作为逻辑学的导言，另一方面作为意识的发展史，作为意识形态学，最重要的，他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即“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并由此对新黑格尔主义和卢卡奇的立场进行了批判。我们知道，贺麟早年是赞成新黑格尔主义的，在四、五十年代，他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开始转变自己以前的立场，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是认真地这么做的。“导言”体现了他在五十年代初发生的这一转变，对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成为其中重点之一。

《哲学史讲演录》是黑格尔的重要讲课记录，他不仅提供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用自己观点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显示哲学由浅入深的历史发展。贺麟主持并参与了这项集体翻译工作。这是一部三卷集的大部头作品（中译文为四卷），1956年第一卷出版，至1978年第四卷方完成，该书卷帙浩繁，跨越两千多年，所涉人名术语极多，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该中译本的学术意义在于，各大学在1980年代以前的哲学史讲法基本照此宣科，我们现在很多评价西方哲学史的立场就是从本书而来。此外，各卷后面附有详细的术语或专名索引，为后人治学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是黑格尔青年时代写的一些东西，生前并未发表过。它在20世纪初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六十年代后成为国际黑格尔研究的热门话题。此一研究领域在中国一直是空白。贺麟在国外留学时就注意到这一动向，他读过狄尔泰《青年黑格尔》一书，六十年代他多经曲折找到原版并开始动手翻译，最后在1988年拿出中译本。该书收集了黑格尔1800年前的五篇作品，是了解黑格尔早期从事宗教批判、用道德改造宗教的重要资料。贺麟翻译此书时已年届高龄，但他仍有心在新领域里开拓，实难能可贵。现代研究更注重“道路，而不是著作”，所以更凸显本书对黑格尔研究的价值。

此外，在1940年前后，贺麟对康德哲学的名词翻译也做了缜密思考和极有学术价值的探讨，最初以《康德译名的商榷》发表。6 他还翻译了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1945）和《伦理学》（1958），这两个译本至今仍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权威读本。他还译有马克思《博士论文》（1961）和《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1955）。

二、黑格尔哲学研究

当然，贺麟是更看重研究工作的。何以见得？1942年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随后作品不断，有十几年的创作黄金期。后来在特定环境下他不得不转移重点，却每每在推出各种中译本时都写一个前言，详细绍述本书的内容，时代背景，还加上自己的观点和批判。

如配合《哲学史讲演录》发表，他在1956年专门写了评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评述这部书。7 他为《精神现象学》的中译本写一个详细前言。给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也写了前言，但后来被人拿掉了。1978年以后禁锢不再，他多年的文思终于喷薄而出，他开始撰写新文章，并将以前的作品整理出版，1984年有《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1986年有《黑格尔哲学讲演集》，1990年又推出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他的西方哲学研究涉及斯宾诺莎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等方面，其中最优秀的当推他的黑格尔研究，他是我国公认的黑格尔研究权威，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看：

第一，他是国内第一位真正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过黑格尔哲学的学者，当时没有人像他那样反复多次地与黑格尔原著打交道，从而能“得其体用之全”，“得其整体”。8 《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一书涉及黑格尔学说的各个领域。此外，他不是只识黑格尔，而是能既从斯宾诺莎、康德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出发，又能从新黑格尔主义的视野出发解读黑格尔，前者使得他欣赏黑格尔的理性、绝对精神、实体即主体、辩证法等基本命题，后者使得他能跳出纯逻辑、理性至上的框架，注重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现象、直觉、宗教和伦理性等要素。

后来他又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出发，努力批判性地解释黑格尔哲学。他的一个独创性解释表现为，在当时大家习惯说黑格尔的体系由三部分组成时，他提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体系的导言或第一部分，逻辑学是主干，应用逻辑学是体系的枝叶。这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也有文献支持，它突出了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创建思想体系中的作用，突出了黑格尔哲学形成过程中曾经以伦理性和实践性为本的这个特点。

第二，他重视“辩证法”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早年，他认为辩证法一方面应该是思想把握实在的方法，另一方面应该是一种对于人事的矛盾、宇宙的过程的看法或直观。9 他回顾了辩证法的发展史，指出它的最初意义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难法，然后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教训道德的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成为求形而上学知识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充实发展严密到了极峰。受新黑格尔主义影响，贺麟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不是“否定之否定”或“正反合”的三段论式发展，不是抽象的纯形式东西，而是“破除有限事物的矛盾以达到有机统一、绝对理念的方法”。10

他把新黑格尔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新理解概括为两点：第一，它是一种天才的直观，有艺术的创造性。第二，它不是抽象的形式的理智方法，而是忠于经验事实，体察精神生活，欣赏文化宝藏的理性的体验。11 这种理解是想纠正以前把黑格尔当作纯理性主义或泛逻辑主义者的偏误，抓住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从人、人的文化精神艺术层面来发展黑格尔哲学。贺麟显然赞成这种观点，这和他主张哲学应该关注人生的态度不谋而合，所以他在文末高度概括说，黑格尔辩证法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天才的直观，谨严的系统的统一；是生活体验与逻辑法则的统一；是理性方法与经验方法的统一。”12

1950年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开始从历史、社会生活的角度解读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在人的意识经验、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认为黑格尔用辩证方法从发展观点来研究意识诸形态，也就是精神发展的诸环节，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辩证、历史的方法贯穿全部《精神现象学》。他赞同马克思的说法，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13

第三，晚年，贺麟力图回到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在指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源泉的同时，他也注意到黑格尔在这之前还有一段思想之路，这就是1807年以前黑格尔酝酿哲学体系前的思想。早期黑格尔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批判基督教权威，主张社会政治改革，以求建立一个“一切如一”的社会。国际黑格尔研究从1960年代起就主张回到这个思想起源，重新拼读黑格尔。晚年贺麟显然注意到这一研究动向，1983年他首次撰文，指出黑格尔早期思想的重要性，谈到黑格尔对基督教传统的批判，谈到黑格尔的历史观和经济思想。

他的结论是：“（一）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是从观察和反思某些历史、经济、文化现象和事实得出的一些想法和反应，还没有形成体系，有其素朴性和启发性的萌芽状态的辩证法思想。（二）黑格尔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时期的评价和认识，在当时资产阶级的德国学者中还是具有比较值得赞扬的、公正的见解。（三）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是唯一用唯心辩证法初步分析英国产业革命问题的德国哲学家，并且还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启蒙思想问题初步作了唯心辩证法的加工。”14 随之他在1988年推出《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内含黑格尔早年的五篇作品，同时他指导博士生以黑格尔1801－1806年耶拿时期的体系草稿为对象来撰写博士论文。他的努力填补了我国一项学术空白。

三、“新心学”

贺麟的原创性哲学成就当推他的“新心学”。辛亥革命以后的30多年，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之一，一些有别于中国传统哲学且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相继问世，如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实在论等。贺麟的新心学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一套逻辑严整的论述，代表他的新心学思想的是一些论文，其中以1934年发表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为其宣言，随后有《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伦》《宋儒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文化的体与用》《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涉及到文化、宗教、人生、知识多方面问题。贺麟虽然没有推出一个严格的思想体系，但他在其中的立场观点和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即一种理想的唯心主义。

其代表命题如下：“心有二义：（1）心理意义的心；（2）逻辑意义的心。逻辑的心即理，所谓‘心即理也’。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的感觉、幻想、梦呓、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皆是可以用几何方法当作点线面积一样去研究的实物。……而心即理也的心，乃是‘主乎身，一而不二，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朱熹语）的主体。换言之，逻辑意义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自然与人生之所以可以理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故唯心论又尝称为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即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哲学。”15

“唯心论又名理想论或理性主义。就知识之起源与限度而言，为唯心论，就认识之对象与自我发展的本则言，为唯性论，就行为之指针与归宿言，为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最足以代表近代精神。近代人生活的主要目的在求自由。但自由必有标准，达到此标准为自由，违反此标准为不自由。”16

从上面的“新心学”简短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它以德国古典哲学所崇尚的体系思想为理论背景，涵括了认识与行为、或自然与人生两方面，以“理”这个“一”统摄经验领域的“多”，以自由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但这种自由是有标准的，不是无条件的。

第二，在注重人的实践方面，即行为与人的自我发展，人的自由等问题上，它发挥了德国古典哲学注重实践方面，提倡实践哲学优先性并把人的自由问题当作哲学最终问题的做法。这和中国哲学注重道德伦理，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理路是一致的。理论是为了有用。不同的是，它认为宇宙法则与人生法则是同一的，不再把“技巧”“蝇头小利”等东西排斥在更低层次，这是对一个现代社会、尤其对科技及经济等事物的认同。而中国传统趋向把道德意识投射到宇宙万物，“万物皆备于我”。

第三，它表明贺麟在治学的起步阶段，试图用中国哲学的概念和传统命题来改造西方哲学，拿出自己的中西合璧的理论体系，而不是醉心于“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何以见得？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概念是理性、精神、绝对，贺麟没有把它简单拿过来，而是用中国的“心”加以改造。“心”在西方哲学里，一般只有经验、感性、心理等较低层次的意义，而在中国则不然，心一直是较高的哲学范畴，其代表是陆王心学，心是伦理的，一切皆源于心，心使宇宙万物获得伦理意义。

所以贺麟区分了经验的心和作为理的心，用“心”这个在中国更好理解的本土概念，构筑他的哲学。贺麟注重“心”，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当时欧洲哲学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理性、逻辑等概念，受到心理主义、生命哲学的冲击，更被新黑格尔主义所抛弃，生命、美、价值等概念取代了理性逻辑的优先地位，意识流、内心体验等成为哲学依赖的根基。贺麟在欧洲留学体验到了这一潮流，尽管他崇尚理性主义，但在选择基本概念时还是有所取舍的。

新心学被概括为心理合一、心物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命题由王阳明提出，其目的在于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功夫，建立理论的基础。贺麟认为，知指一切意识的活动，行指一切生理的活动。知与行虽然性质不同，但皆是活动。知与行的活动内部有量的差别或等级差别，如显知和隐知，显行和隐行，但没有质的差别。

知与行虽然有“无知之知”和“不行之行”的事实，但没有绝对的无知和绝对的无行。贺麟在考察了斯宾诺莎、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格林、心理主义、实用主义等的知行观后，提出了自己对知行关系的主张：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知者永远决定行为，故为主，行永远为知所决定，故为从。知永远是目的，是被追求的主要目标，行永远是工具，是附从的追求过程。所以应该是“知主行从”。17 贺麟引用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命题为自己佐证。

他还考察朱子关于知行问题的思想，指出朱子也坚持知先行后，有这样三层意思：第一，朱子认为不知而行，不穷理而言履践，不惟是冥行，甚至简直如盲人然，不知如何去行。第二，朱子认为人之不能行善事，皆由于知不真切，若知得真切时，则不期而自行，而不得不行。第三，朱子指出若不知而硬行，则少成就而有流弊。贺麟分析了朱、王在知行观方面的差别，认为两人同属价值的知行同一观，但朱是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王是直觉的价值的知行合一。

贺麟则提出自己主张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所谓的自然知行合一，“乃指知与行同为同一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知与行永远在一起，知与行永远互相陪伴着”。18 这里的“知”指一切意识活动，“行”是一切生理活动。它们是一个活动的两个方面，自然而然发生，始终合一，不带任何勉强，这是知行关系的第一阶段。它与朱的价值知行合一和王的直觉知行合一并不冲突，实乃程朱到阳明讨论知行问题发展的必然产物。

为什么贺麟要在三十年代前后重新讨论知行合一观？他有这样两层考虑。第一，认识了知行真关系，可以对道德生活作一较正确的了解。我们看到，这和德国启蒙运动希望籍由道德伦理的改善达到新人新社会的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希望可以指出一些研究的新途径。他尤其提到了对行为现象学的研究，行为现象学是从行为的现象中去认识行为的本质－知获意识，是由用及体，由外观内，由行为的现象去认识借行为而表现的意识或知识。更进由意识现象学研究发现意识的本质，而进一步认识到借意识或知识而表现的理念。最后由理念释理念。由理念推理念，产生理则学。19 我们看到，他改造“知行合一”的传统命题，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借此传播或介绍西方的一些新思潮或观念，让国人易于接受，并从一个侧面为自己将要有的哲学体系打基础。理则学是贺麟哲学追求的最终目的。

贺麟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指出贯穿两者的就是“直觉法”。他受梁漱溟认直觉说为最有力量的观点启发，进而考察宋明儒的直觉说，再推广去研究西方哲学家的直觉说，有了自己对直觉法的看法。“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皆不是科学方法，而乃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

他认为，直觉既是一种经验，又是一种方法。作为经验，它把生活的态度，精神的境界，神契的经验，灵感的启示，知识方面突然的当下的顿悟或触机，均包括在内。作为方法，它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功能或技术。掌握这种方法，需要先天的天才和后天的习得和训练，才能使之完善；直觉不是盲目的感觉，也不是支离的理智，是后理智的认识全体的方法。针对西方近代哲学中提倡理性反对直觉的态度，贺麟指出，“直觉与理智乃代表同一思想历程之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方面，并无根本的冲突，而且近代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的趋势，乃在于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的综贯。”21

结语

综观一代优秀学人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不同于常人之处：第一，作为中国人，他对祖国和民族有深深的爱，明确承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第二，作为学者，他以求真求知为目标，在自己专业领域里学习再学习，总不满足。第三，作为个体，他的特点在于天赋加勤奋，不受任何干扰，端坐小小书斋，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在翻译的枯燥中自得其乐。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那些厚厚的著作是多少个日夜“爬格子”才成的啊！

为撰写本文，重读贺麟全集，仿佛听见贺先生在用“川普”将中西哲学问题娓娓道来，引领学生走遍中外古今。他那轻轻的话语、温和的笑容、睿智的目光、不懈的追求，永远定格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注释

1 贺麟先生的生平参看彭华：《贺麟年谱新编》，载《现当代学人研究》2006年第1期，第78－91页；张祥龙：《贺麟传略》，载《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第52－64页。

2 见张祥龙：“贺麟全集出版说明”，《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页。

3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662页。

4 贺麟：同上，第656页。

5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世纪出版集团，2012，第131页。

6 贺麟：《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大旨》（作于1936年），现载《近代唯心论简释》，第138－160页。

7 贺麟：《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评介>》（作于1956年），现载《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第600－629页。

8 参看汝信：《贺麟集》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系列，第1－4页。

9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104页。

10 同上，第111页。

11 参看同上，第112页。

12 同上，第118页。

13 参看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第124－129页。

14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第44页。

15 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3－4页。

16 同上，第6页。

17 同上，第53－54页。

18 同上，第47页。

19 同上，第67－68页。

20 同上，第69页。

21 同上，第77页。

主要参考文献

贺麟：《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张祥龙：《贺麟传略》，载《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第52－64页

张祥龙：《逻辑之心和直觉方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5-12页

张祥龙：《贺麟的治学之道》，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第50-53页

彭华：《贺麟年谱新编》，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8－91页

张学智：《略论贺麟的知行合一》，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41－47页

张学智：《贺麟的“新心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165－178页

张学智：《论贺麟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与改造》，载《文史哲》1990年第1期，第34-39页

宋志明：《从阳明学到新心学的思想轨迹》，载《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4页

作者张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德国近现代哲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曾任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

转自：“外国哲学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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