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驱动下,河套合作区可能成为深港两地地理梯次渐进、合作逐渐深入、战略相互促进的离岸创新天堂。
来源:《深投控》杂志 文 / 深港科创战略发展部
视窗:深圳要加快形成具有系统进化能力的国际离岸创新生态网络,实现“海内外创新孵化—在岸离岸自由流动—全球转化落地”为特色的国际科技发展新道路。
视窗:国际离岸创新中心及其支撑网络,既是国际创新资源的导入平台,也是国内产业价值体系的输出平台,承担着全球创新资源管道与平台功能。
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科技创新“卡脖子”问题的解决和整体实力“弯道超车”在当下显得非常紧迫,亟待运用全球化视野,高起点、系统化探索建立新型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模式,通过技术创新要素和资源等的双向充分流动与共赢配置,形成国际离岸创新科技成果导入和人才引入的境内外双赢模式。
离岸创新平台营造创新环境
离岸概念通常被指为一种企业经营地和注册地相分离的运作模式。离岸的核心目的是解决某些要素、资源或者政策的适配、失配或者错配问题,从而使得设立离岸的主体获得在岸情况下不能达成的目的和利益。离岸概念有多种变形形式,如境内离岸(横琴合作区)、境内离岛(海南岛)、境外离岸(硅谷)、跨境离岸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以下简称“河套合作区”),它横跨两个海关区域,地理覆盖“一区两园”,是一个典型的跨境离岸。
离岸创新的根本起因和动力,来源于离岸和在岸的发展差距。通过在离岸区域内促进知识、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和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内外交流交换,促进区域内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政策的系统化改造,建立具有多样化组织形态和机构职能的各种离岸创新平台,营造更加宽松的创新突破和营商发展的环境氛围。离岸创新的特点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更求所用”,“离”“在”是形式与表象,“创”“孵”是特征与手段,“用”“引”是目的与落脚点。
国际离岸创新,通常是指发生在本国境内的创新活动。其特点是突破常规离岸创新追求单向在岸落地的局限,更加注重海外科技人才、科技项目本身的全球化布局,更加注重创新成果的全球化应用,是在全球化视野下以更高起点、更系统角度来推动自主创新,有助于形成一批引领性原创成果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打造众多并跑和领跑的技术创新策源地。
早期的离岸创新实践并不成熟、完整,主要表现为招才引智、创新孵化、赛事活动等为基础的境外资源发现、对接、孵育与招引,是一种创新要素从境外向境内的单向流动与汇聚。这是国际离岸创新发展的1.0阶段,实施主体多以政府或者政府控制的国资机构为主。
随着企业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跟随政府引导的脚步向海外市场拓展。这个阶段众多企业通过扎堆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汇聚境外专业人才,为自身的产品技术实力添砖加瓦。这是国际离岸创新发展的2.0阶段,特征是研发能力的海外布局,除了获得海外创新研发资源外,通常还有企业运作成本、市场占有等整体战略上的考量。
企业可能是三三两两进行海外研发中心的布局,也可能是围绕产业链、技术链集群式抱团式布局,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地域或者空间规模的海外研发集聚地和集群区。同时,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各类创新服务中介机构、产业链上下游支撑机构和政策性扶持招引机构也围绕聚集,甚至是一些不同产业链条、不同行业领域的企业,从人力成本、横向合作、创新与营商等微环境综合考虑,也常常一起扎堆汇聚,在局部物理地域、逻辑空间内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共生共赢的创新生态网络体系。这是国际离岸创新发展的3.0阶段,特征是区域创新生态网络体系的形成。
国际离岸创新中心及其支撑网络,承担着全球创新资源管道与平台功能。
三大国际离岸创新发展模式
自2015年8月中国科协与上海市共同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以来,苏州、西安、沈阳、青岛、深圳、珠海等地纷纷根据自身实际开展离岸创新的探索实践。实践中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1.对接孵化模式
国际离岸创新实践一开始目的简单、方法单薄,一般都从沟通对接、招商引智等角度开始推进,点对点突破“买鸡下蛋”,形成创新要素的单向流动。但能简单直接转移的创新要素毕竟有限,所以逐步发展成以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为引子,挖掘、聚集、转移各种创新要素和项目资源为手段,通过离岸的孵化,“借鸡生蛋”,出成果后再转移引入国内,降低了创新要素在境内研发环境的适应性风险。创新要素的单向流动,升级为科技成果的单向流动,甚至是“要素+成果”一起的单向流动。
深圳自2017年5月开始,在美国旧金山、波士顿、西雅图,英国伦敦,法国伊夫林,以色列特拉维夫-海法,加拿大多伦多等地设立了首批海外创新中心,初期建设主要目标是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科技项目。珠海市近几年先后成立了香港、以色列、波士顿等地的离岸创新中心,探索在境外设置离岸创新中心驻点招商模式,目的是打造经贸往来与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2.能力布局模式
随着实践的丰富和竞争的加剧,意识较强的企业从全球市场开拓、全球竞争的角度考虑其研发能力布局,纷纷在境外科研创新要素集中的城市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海外创新要素与境内研发体系形成双向流动与汇聚,海外创新研究成果大多要回到国内进行规模化生产落地,境内研发成果也开始输出到境外提升当地团队的整体研发实力。
在全球布设研发中心,华为算是国内科技企业当中走在前列最成功的一家公司。1990年,华为公司起步仅三年多,就投入巨资在俄罗斯建立了华为数学研究院,吸引了一大批俄罗斯的数学人才加入到研发团队中。之后,华为先后在海外累计建立了16个研发中心,分别布局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诸多国家及地区。研发本土化,支撑了华为敢于公开叫板美国的底气,也让华为可以充分了解当地客户需求并开展联合创新,从而打造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3.生态融合模式
技术追赶型国家在离岸的技术领先型国家布局各种海外研发中心,各种产业链、技术链集群抱团式汇聚,逐步产生规模效应。为这些创新企业服务或者协同的各类科技园区、孵化器加速器、风投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知识产权机构和政府投资推广部门、人才引进机构,也都纵横交错地扎堆汇聚。整个离岸创新区域犹如一个航母战斗群,内部不同专业、不同环节和不同主体协同共生、联动共赢,形成高效协作的区域生态“作战”体系。创新企业和城市都与这个创新生态网络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研发要素和技术成果双向高效流动,人才、技术和创新资源在网络内部自由流动并产生放大效果。
目前国内规划建设的境外离岸创新中心还没有真正形成生态融合模式的,但个别建设主体已经初步具备这个思维,走在这条融合模式的路上。
离岸创新实践面临着种种问题
自2015年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出台了含有本地特色的国际离岸创新中心支持政策,但这些政策由于都是面向在岸需求和发展阶段制定的,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暴露出各种不足与局限。
1.政策支持不够完善
一是覆盖体系不够完整。各地政策偏重于境内离岸基地的配套政策和创新要素在岸迁入的支持,对于境外离岸区域的支持政策涉及较少,对国际科创合作中的涉外风险识别及防范缺乏政策指引。
二是支持对象不够丰富。目前各地政府对多元化主体参与离岸创新的扶持力度明显不够,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在海外成立研发机构以及社会服务组织和智库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偏小。
三是在岸上离岸不够协同。多数城市的离岸政策集中在沟通协调、孵化加速等简单层次上,而对双向深度融合、境内外联动孵化培育、科技成果跨境转移主体支持等需在岸离岸协同事项支持不足、不系统、不到位。
2.职责功能不合需求
一是政府角色大过市场需求。大多离岸创新实践,面向政府需求,按政府绩效设定考核目标,对市场上企业的真正需求考虑较少,对离岸当地创新要素的实际情况调研不够,重资源引进,轻生态体系建设和市场化运营。
二是追求表面大过行业实况。很多海外离岸创新中心,平常看起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因为脱离企业或者产业技术真实需求,片面追求表面文章和宣传效果,既不专业也不精准,事倍功半甚至不得要领。
三是引入转移大过协同融合。多数离岸创新中心很少能做到双向协同融合,习惯将科研人才与科研生态环境剥离开来,忽视人才与科研生态环境建设的融合,会选才引才,但不会用才留才。
3.建设运营有待提升
一是市场化运营思维不足,政绩需要大过业绩需求。一些离岸创新中心只为满足政府规划和领导意志而推进,引人才、导项目未能与在岸的企业和产业实际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二是前沿实际跟进不紧密,热闹意识赛过专业精神。部分离岸创新中心的运营管理主体乃至在岸科技创新主管部门,不求围绕实际需求开展务实工作,只求满足政绩工程做表面文章,创新要素和资源集聚走向空洞化、形象工程化。
三是运营手段运用不丰富,单打独斗多过套餐组合。不少离岸创新中心的建设运营,不能从全球创新资源配置的视角综合看问题,自然建设运营的手段也就只能局限于有限的思维,开展有限的活动,运用有限的手段,实现简单的目标。
深圳争当国际离岸创新引领者
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交叉融合、协同联合、包容聚合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科技开放合作是大势所趋。深圳要当仁不让地成为国际离岸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加快形成具有系统进化能力的国际离岸科技创新生态网络,实现“海内外创新孵化—在岸离岸自由流动—全球转化落地”的国际科技发展新道路。
1.四“聚”指导
一是聚集。创新要素的集聚与融合,体现在空间聚集、机构聚集、服务聚集、成果聚集、人才聚集等多个层面,一个良性的离岸创新生态网络系统会产生“虹吸效应”,自动持续地吸引本地和外地的各种优质资源。
二是聚合。聚集只是表象,资源整合、能力融合才是目的,没有融合,聚集的资源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只有扎根海外的创新资源聚集和融合,才能深入吸收无法通过市场渠道获取的隐性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创意,提高整体的创新创造策源能力。
三是聚焦。适当地聚焦,容易快速形成重点的突破,这对于验证思路、提振信心有很正面的作用。
四是聚变。局部做得好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工作方法、政策规定、运营经验,可以快速复制,以点带面形成百花齐放的效果,加快了要素的流动,有助于离岸创新生态网络更快形成。
2.四方共建
国际离岸创新中心一般要采用多方共建、实体运营的模式,寻求与国内外各种合作伙伴合作,成立运营实体,打造生态体系。如在建设初期,政府科技部门主导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园区开发运营机构开发各种创新基地空间,政府给予支持;企业等科研机构主导海外研发中心建设,政府给予“走出去”配套;社会力量主导中介服务类机构,市场化运营,政府采购配套服务;各阶段、各类型、各领域的组织机构,要以合理梯度分布于产业链内并开展密切合作。
3.四招突破
第一招,分行业建设不同形态。面对不同行业的国际创新合作,要分清情况,抓住痛点弱点,建设匹配的模式和能力。
第二招,分领域甄选龙头引擎。对于不同领域,选择细分龙头、行业头部和专精特新潜力机构,鼓励其领头并带动产业链、技术链小伙伴一起在海外布局配套研发力量。
第三招,分要素加强流动与配置。搭建各种要素流通平台,推动创新资源跨境自由流动、市场化配置。
第四招,分类型建设示范中心。通过创新要素资源的交流交换,促进创新成果的产生,并在实践中可以分类探索、示范。
河套合作区如何建设国际离岸创新中心
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一河两岸”的优势,是国内任何科技园区都无法比拟的。它是建设新型国际离岸创新区域的优选之地。2021年10月6日,香港特区政府披露“北部都会区”规划,明确将在香港新界北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北部都会区有望在未来一二十年逐步形成一个国际化科创资源汇聚的重要地带,河套合作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将发展成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核心区域。
此番战略布局,河套合作区未来联通深港两地经济、科研发展的作用会更加凸显,河套合作区和香港北部都会区将在市场驱动下形成地理梯次渐进、合作逐渐深入、战略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河套合作区将是国内创新机构向离岸创新布局的桥头堡,也将是境外创新资源向深圳和内地汇聚的中间跳板。
1.发挥河套合作区深港合体的优势
未来我们应当重视发挥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一河两岸”的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创新科研体制机制,对接国际营商环境,用更加丰富强大的科研创新生态网络体系支撑河套合作区的离岸创新中心建设。
比如在应对人才激烈竞争方面,一是要支持一部分与深圳创新生态形成关联的、不便来深发展的海外高端人才,长期在海外创新创业;二是要支持这部分高端人才在海外孵化成熟之后,首先“无感”迁移到生活与营商环境国际化自由化的香港北部都会区过渡;三是要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合作区之间形成一个分工负责、纵深递进、来去自由的聚集融合流转的管道。
香港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合作区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分工负责、纵深递进、来去自由的聚集融合平台。全球汇聚来的创新主体可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先行落地,为有需求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个人医疗保健、子女入学教育、配偶工作安置、语言文化环境、社会社区融入等全方位的生活保障服务。而河套合作区则为有想法的高端人才解决落户科研经商、跨境项目申报、团队招募组建、技术转移评估等创新创业实际问题,着力提供优质的科研环境和营商环境,实现海外人才引入和项目价值提升。在这样的架构安排下,海外人才回归深港两地的使用规模将会成倍增长,在全球范围将会重现深圳当年“孔雀东南飞”的盛况。
2.借力香港国际化优势,支撑河套合作区的发展初心
香港有全球认可的营商环境和生活配套,香港的法律制度和语言环境能够满足外国创新机构和企业对知识产权等权益的诉求,又能与深圳产业有效关联,这里有条件成为国外源头创新与深圳需求联接的战略高地,对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创新湾区意义重大。再加上中央也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以香港也是深圳在境外设立国际离岸创新中心的理想依托城市。
在建设河套合作区这个跨境离岸创新中心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整个香港特别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巨大支撑作用,坚持市场化驱动布局、柔性化引进人才、精准化孵化项目、定制化服务成果转移、跨境式协同两地业务的核心思维。在市场驱动下,河套合作区将有可能成为深港两地地理梯次渐进、合作逐渐深入、战略相互促进的离岸创新天堂。
在全球科技封锁甚至是脱钩威胁的环境下,必须充分考虑海外敏感创新资源的诉求与担忧,把香港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地区打造成为聚集这些资源的避风港,让海外人才免除后顾之忧,成就香港科技创新中心的同时,也成就河套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初心。
为此,河套合作区一是要在建立海外高层次华人和华裔人才导入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吸引外国高层次人才的管理制度;二是要探索外资创新研发机构与本土机构的同权制度;三是要探索外资创新机构设立登记和运营发展的降本政策;四是要探索科技企业发展的跨境投融资服务模式;五是要探索知识产权本地化和国际化扶持政策,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区内共同研发、统一申请、统一PCT国际保护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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