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是人非事事休：平成时代的日本政治

所评图书：

书名：《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

编著：（日）御厨贵、芹川洋一

译者：郭颖侠、（日）本间正雄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日本平成时代（1989年1月8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30年间，政权多次更迭，共有17位首相登场。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平成时代，日本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正如《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这本书中，参与对谈的美国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所说的那样，日本的政治结构相较于欧洲和美国更趋稳定，并不存在英国式对立的阶级式政党，政党关系也并没有像美国两党那样的复杂。这种情况下，平成时代的动荡，更深层次原因首先就是，同时期日本经济从1989年之前的高速增长和繁荣，转向了平成时代的企稳但缺乏增长动力。

而且，平成时代一个颇为怪异的政治现象是，意识形态谱系居于保守派的日本政客，比如安倍晋三，反而能够想出一些办法来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安倍晋三本人的政治魅力不够，根本不是小泉纯一郎那种日本国民拥戴的明星政治家，所以实际能量颇为匮乏。相对应的一个尴尬事实在于，尽管小泉纯一郎人气爆棚，却在其在任期间没有很好地推动日本多项政治和经济改革，而仅仅满足于终结自民党原有派系的力量分布。

《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这本书采用三人访谈的方式，纵论平成时代的日本政治，除杰拉尔德·柯蒂斯外，还有曾担任过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小泉内阁的内阁府政策通括官、安倍内阁的经济财政大臣的大田弘子，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政治学家蒲岛郁夫。这本书的编著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御厨贵，以及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研究员芹川洋一也参与了对谈。

平成时代到来后，在1993年就出现了自民党分裂。自民党作为政党，长期以来可谓丑闻缠身，却没有分裂。按照杰拉尔德·柯蒂斯的看法，当时的自民党分裂，除了经济泡沫破裂，还有自民党党内起到统御、整合作用的第一代领导人不复存在有关。柯蒂斯指出，二战战后，日本国内政坛曾长期由经验丰富的政客充任，懂得各种权力手段，为了政治目的不惜代价予以推进。但日本国内承平日久，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政客更在意选票，这就像是上市公司的领导者必须时刻关注股价，相较而言就把公司的长远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

当然，成长于二战战后的日本国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开始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比如，要求（不只是希望）政治人物要按照法律和规则行事——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破裂，毫无疑问大大缩小了政治人物的裁量权和行动自由。

柯蒂斯还指出，日本的政治体制还存在国会对于政府政策介入不够，只是批准或否决的缺陷，这就使得国会对于内阁的影响畸形化，造成内阁大臣必须用大量时间来出席国会会议，虽然国会并不关心政策如何制定和改进，却对内阁大臣参会与否的态度十分重视。书中提及，2017年，日本的外务大臣有131天在出席国会会议，法国、英国、德国分别是17天、22天、16天。日本的首相和内阁大臣显然因此很难集中精力来思考国内政策，而政策的粗疏所引发的后果必然只会导致前者们受到国民和国会的问责。

御厨贵谈到，因为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府更迭频繁，使得日本国民不堪其扰，极大地降低了对政治人物的信赖度和期待，但也同时造成一种很可能会造成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和韩国）误解的印象：那就是无论日本的政治人物（比如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或是通过会让韩国或中国不满的法案、政策，或是在政策上屈从于美国强压而牺牲日本利益，其国内的政治支持率却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这并不代表着对应支持率比例的日本国民，就支持相关政策，而是日本国民对于比如安倍晋三以外的政治人物感到太失望，因而选择一个相对而言不那么差的表达支持。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据调查，小泉的民意支持率高达60%（这在西方国家而言可谓奇迹），但小泉的政策支持率只有20%。

当然，有关小泉内阁和安倍内阁的施政成效等问题，大田弘子本人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其中也包括揭示日本国内政治结构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比如政治权力和利益被部门官僚分割，推进任何政治项目都困难重重。又如，日本选区制改革存在缺陷，选区范围过度扩大，这就让职业政客获选、连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仅无法推进政治目标，而且也必然陷入困惑：当选是侥幸而非政治努力的结果，也无法寻找当选与否背后的规律，进而使得日本地方议员选举陷入过度民粹化、低智化的泥淖。

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日本政治体制甚至进一步脆弱化，因为社交媒体使得原已多元化的媒体进一步变得多元，意见分化，这使得积极进取的官僚很容易成为社交媒体以及公众“讨伐”的对象。而官僚以及部门选择沉默，则要“安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