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间岛问题》版本考论——纪念宋教仁诞辰140周年（二）

宋教仁（1882-19130）

二、《间岛问题》版本的真伪

经过以上的查考，我们发现，迄今为止，《间岛问题》主要有1908年和1914年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是否相同或一致，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真阅读和比较后发现，1908年和1914年两个版本的《间岛问题》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后者明显存在诸多严重的错误。限于篇幅，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述：

第一，地图被删。经查，1908年版的《间岛问题》中有附有两张地图，一为正文前的《间岛图》，是根据书中要表述的内容和相关地图绘制而成的中国延吉厅与韩国北咸镜道之间的全景地图，其上双方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山川走（流）向，大大小小乡镇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中韩国界一清二楚，倘若根据此图，再结合书中的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中日双方这场国界争议的来龙去脉和争议的焦点。一为第三章后的“豆满江上流分水岭附近之图”，是宋教仁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见到的朝鲜古山子校刊之《大东舆地图》，“载康熙五十一年定界之迹，甚为明晰，尤足以证豆满发源于分水岭，潜流地下，复现为石乙水，及当日筑土、聚石、树栅之事”，于是勾录而成的一张简图，附录在第三章之中。结合此图，宋教仁在书中阐述其观点曰：

图中上方之大山，为白头山，山南大池，为闼门潭，潭之下方，为分水岭。岭西有一水，为鸭绿源，岭东有一水，为豆满源。豆满实两国分界之所在，故曰分界江，即界碑文中所谓土门江也。南有石堆、木栅，即水源潜流地下处，当日所立之标识，盖以正无水之界者。惟不见土筑之堆，殆年湮代远，已坍废欤。而大池东有水源，不明记其下流入于何水，木栅有一小水，注曰乾川，合于土门。此二水皆未能确指为今何水，或系错误，亦未可知，抑乾川即所称下乙水乎?其余图中方位、地望、道里，皆多与今不符，自因当日图学尚不发达之故。然其载明界碑及石堆、木栅，以证当日实划豆满江为国界之迹，则甚确也。

这样，读者根据地图，再结合文字，对于“豆满江为国界之迹”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印象。可见，此地图既是宋教仁用以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工具，也是其所谓豆满江就是国界的重要证据。

然而，1914年版的《间岛问题》却删去了这两张地图，不仅使读者对于文中所表述的一些山川走势及其关系，它们之间的空间位置难以接受，而且也使《间岛问题》一文的价值因失去了直观且重要的证据而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地图具有直观、形象地反映自然地理特征的特点，历来是空间认知的重要手段，也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工具。宋教仁喜好地舆学，在日本留学期间搜购和阅读了大量地理书籍和地图，如《世界读史地图》《满洲地志》《西藏全图》《东洋交通图》《中外舆地图》《万国舆图》《国际地理学》《卫藏通志》等，同时注重学以致用，利用学到的地舆知识来捍卫国家的领土。

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在撰写地舆学方面的文章时，还善于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通过地图直观地呈现，使之图文互证，相得益彰。除了《间岛问题》，宋教仁于1911年2月撰写的《滇西之祸源篇》就附有《云南片马形势图》一幅，同年9月所撰的《中葡澳门划界问题》就附有《澳门附近各地》（其上标有葡国最初主张之界和葡国二次主张之界）和《澳门半岛图》。因此，绘制地图并置之于文中是宋教仁地舆学文章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不幸的是，以上各地图均被宋教仁文集的编者删去了，从而不仅导致文章残缺，而且也为正确理解文字内容增添了困难。

第二，引文不规范。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中，从其他书刊摘录引用了大量资料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笔者发现，1908年版的引文中均有“前略”“中略”“下略”等字样。这也是宋教仁使用引文时一以贯之的严谨作风。例如，在其1911年4月的《再论政府借日本债十兆元》一文中，宋教仁节引东京《报知新闻》上之《借款与极东》一文时，用了7个“中略”。但1914年版的引文中，这些字样均被删除。

例如，文中所引“朝鲜钟城等四郡民上其府使李正来之书”中，1908年版前有“前略”，后有“下略”等字样，而1914年版均无。

又如，文中所引“光绪十六年吉林将军长顺奏折”中，1908年版有“中略”和“下略”等字样，而1914年版均无。

再如，文中所引“光绪十六年总理衙门议复奏折”中，1908年版有“上略”和“下略”等字样，而1914年版均无。

旧时节录成文，“前略”表示上面节去一段或数段，“中略”表示中间节去一段或数段，“下略”表示下面节去一段或数段，将这些记号置于引文之中，读者就会明白哪里被节去了。若不用或删去这些记号，读者就会不知道哪里被节去了，甚至误以为这些引文是一段完整的文字。所以，两相比较，在对于引文的处理方面，笔者认为，1908年版比1914年版规范、严谨得多。

1908年版

1914年版

第三，遗漏出处。在第二章《间岛问题之争议》中，宋教仁列举争议双方的观点或主张时，均在其后列出日期或出处，1914年版多有遗漏的现象。试举三例说明之：

例如，文中“韩光武二年(光绪二十四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北咸镜道观察使赵存禹提出五条意见书曰”之后，1908年版有“见《大韩疆域考》”之语，表明所举意见书的出处，而1914年版则没有。

又如，文中“日本人稻叶君山东京《报知新闻》之论文”之后，1908年版有“见日本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该报”之语，表明《报知新闻》刊登该论文的日期，而1914年版则没有。

再如，文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复外务部书”之后，1908年版有“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之语，表明徐世昌等复外务部的日期，而1914年版则没有。

1908年版

1914年版

第四，内容错误。经比较不难发现，在文字上，1914年版与1908年版不同之处可谓成千上万，而其中可确定为明显错误者也是比比皆是。仅举以下三例说明之：

例一，《间岛问题》第三章（1914年版第三章的标题为《间岛之国际法的观察》，而1908年版第三章的标题为《间岛从来在国际法上的性质》）中，提到国际法中关于国家版图传来取得方式时，1914年版的表述为：“交换(如日俄两国以桦太岛[库页岛]、千岛交换是也)、赠与(如意大利赠尼斯予法国是也)、买卖(如美国买俄之阿拉斯加是也)、割让(如日本割取台湾于中国是也)、合并(如美国合檀香山于菲律滨是也)五者，为传来取得”。

而1908年版此处的表述为：“交换(如日俄两国以桦太岛、千岛交换是)、赠与(如意大利赠尼斯予法国是)、买卖(如美国买俄之阿拉斯加是)、割让(战胜而夺取土地于他国，如日本割取台湾于中国是)、合并(此国合于彼国，如美国合檀香山、[西班牙合]菲律滨是)、租借（如德国租借胶州湾于中国是）六者，为传来取得”。

两相比较，1914年版比1908年版少了“租借”一项。同为同盟会会员的刘建封于1908年所撰《长白山江岗志略》中说：“按国际公法论之，国家之版图，其本来取得者有三：曰增殖、曰时效、曰先占。其传来取得者有六：曰交换、曰赠与、曰买卖、曰割让、曰合并、曰租借。”由此可见，当时国际公法中所谓“传来取得者”还有“租借”一项。

例二，《间岛问题》第四章《间岛问题学理的评释》中提及“自崇德四年以来，朝鲜六镇人民，尝有越豆满江盗物伐木之事，被中国官吏捕获交还治罪，并六镇官吏，亦坐罪者，共计二十余次”。1908年版中具体列举了21次，而1914年版中则漏掉了其中的“三十七年一次，三十八年一次，纯宗十七年一次，二十七年一次，三十二年一次，宪宗七年一次”等6次，是为明显的失误。

例三， 1914年版第六章中关于关于间岛面积及可容人口的表述是：“间岛以七万方里之面积，而人口不及十万。以中国本部每方里能容四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四百万，以日本每方里能容五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五百万。其中，关于间岛面积的表述，与其前文“面积约十万余方里，较日本四国稍大，较台湾稍小”之语中的“十万余方里”自相矛盾，而且文中两个“可容人口”的计算结果均为错误的。“以中国本部每方里能容四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四百万”，其正确的计算结果应为二百七十万，即二百八十万减去已有的十万。又“以日本每方里能容五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五百万”，其正确的计算结果应为三百四十万，即三百五十万减去已有的十万。

而1908年版中这段话的表述是：“间岛以十五万方里之面积，而人口不及十万，以中国本部每方里能容三十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四百四十万，以日本每方里能容二十五人之率例之，尚可容人口三百六十五万。”其中，关于间岛面积的表述，与其前文“面积约一十五万余方里，较日本四国稍大，较台湾稍小”是一致的。况且，宋教仁1908年6月先后两致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的书中也明确地称述“间岛”的面积为“土地十余万方里”和“十数万方里之地”，这就证明1908年版中关于间岛面积的表述是正确的。此外，1908年版中两个“可容人口”的计算结果也是正确的。

第五，称谓变化。宋教仁发表《间岛问题》之际，是为1908年，其时中国尚在清朝皇帝统治之下，其年号尚为光绪，因此其中均称“光绪某年”。这也是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行文习惯。例如，宋教仁在1911年2月在《民立报》上发表《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中直称“光绪七年”“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四年”等。但1914年版却在1908年版的“光绪某年”之前均添加了“清”字，改为“清光绪某年”，如第二章中的“清光绪八年”“清光绪九年”“清光绪十一年”，等等。众有周知，封建社会中，在本朝存续期间，其年号前是不会加朝代名称的，而对前朝则加朝代名，如“明洪武十年”“元太祖十年”等等。所以，宋教仁1908年写《间岛问题》时是不会在“康熙某年”或“光绪某年”之前加“清”的。同样，对于清朝皇帝及其政府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1908年版中的“大清太祖”“大清之户部”“大清统一中国”等均改为“清太祖”“清之户部”“清人统一中国”，并将1908年版中的“中国”改称为“清廷”或“清”，“大清初起”亦改为“清廷初起”。以上称谓的改变，不仅证明了1914年版《间岛问题》已远非1908年版的原汁原味，而且使读者在阅读和研究宋教仁文集中标为“1908年”的《间岛问题》之时产生明显的时代隔膜感。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比较和考证，足以证明，《间岛问题》1908年版与1914年版是两个不同的版本，而且后者存在较多明显的错漏。

还值得指出的是，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较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文中所引中国文献的文字基本相同，但文中所引外国文献的译文，则存在明显的差异，1914年版较繁，而1908年版则较简。这一点，只要比较两个版本第二章《间岛问题之争议》中的“光绪八年，朝鲜钟城等四郡民上李正来之书”和“韩光武三年，庆源郡守朴逸宪报告书”，就能明显地看出来。限于篇幅，恕本文不能一一列举。

由于张焌所言的宋教仁当年的遗稿已无从查找，1914年版本《间岛问题》中存在的大量与1908年版的不同之处和错漏，究竟是宋教仁生前的修改，还是张焌在转抄过程中因疏忽所造成的，或是张焌所篡改，已无法考证。但从前述1914年版本中存在的大量明显的错漏而言，笔者认为，此稿不是宋教仁生前所为，而是张焌在转抄1908年版《间岛问题》过程中的失误。所以，通过以上多方面的比较、考证和分析，我们即可得出以下结论：宋教仁《间岛问题》的两个版本中，1914年的版本已被张焌“校编”得“舛驳甚多”，是为“赝品”，而1908年的版本才是原始的、权威的“真品”。

为何张焌“校编”的《间岛问题》与1908年的原版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载体发生了变化。宋教仁《间岛问题》1908年发表时，以书籍为载体，因而可不受篇幅、编排方面的限制。而张焌1914年刊发《间岛问题》时，则以期刊为载体，因而就受到篇幅、编排等方面的限制，篇幅不能太长，且地图不便编排。这样一来，张焌对原书进行“校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删去地图，并尽量简省文字。第二，时势发生了变化。张焌1914年在《地学杂志》刊发《间岛问题》之时，民国已经建立，清朝及皇帝已是“明日黄花”，因此经张焌“校编”的《间岛问题》中，清朝年号之前均冠以“清”字，当年的“大清”也不再大了，只得“校编”成了“清廷”或“清朝”了。而且19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英国的支持下，将德国人赶出青岛，并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因此，1908年版《间岛问题》中有关德国租借胶州湾的内容，也就“不合时宜”了，自然也就被张焌“校编”掉了。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于1913年3月就已故去，他不可能预知一年之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不可能预知1914年8月日本为攫取胶州湾向德国宣战并取而代之，因此，张焌所言其“校编”的1914年版《间岛问题》是宋教仁“遗著”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第三，目的发生了变化。宋教仁作《间岛问题》的目的是要通过自己著作证明日本人所谓“间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而严谨、真实是其遵循的根本原则，决不能让对方从中找出差错。而作为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时的部下张焌而言，其“校编”《间岛问题》不是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而是为了宣传宋教仁为解决“间岛”问题做出的功绩，因而对文章的严谨性和学术性就不太顾及了。因此，张焌对《间岛问题》的“校编”也折射出政治局势变动对人们观念改变的影响。

（原载《武陵学刊》2022年第2期，原题：《宋教仁<间岛问题>版本考论》;本刊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