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丨张俊伟： 长短结合充分发掘消费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3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5%。导致目前消费增长乏力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有序推动扩大消费、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俊伟。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目前消费增长乏力的原因有哪些？

张俊伟：投资、消费、进出口被称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最终消费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超过55%，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左右。202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甚至在今年3月份出现同比下降的局面，消费增长乏力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短期因素看，新冠肺炎疫情等给居民消费带来严重负面冲击。2022年以来，疫情呈现多点散发态势，居民正常的出行、交往、娱乐和生活受到冲击。俄乌冲突明显拉高了能源、粮食、金属等进口商品的价格，也给我国居民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从中长期角度看，我国经济运行基本面变了，过去较高的居民消费增速难以维持。这是由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合作的新特点所决定的：工业化传统发展道路难以支撑既有的增长速度；新的产业革命尚未形成，经济运行缺乏新的、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房地产业发展迎来拐点，其影响正多方面逐渐显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等等。

早在201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已启动增速再次“下台阶”进程，即在前期经济增速“下台阶”（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再经历一次增速“下台阶”，从而使经济增速更接近常态化的增长水平。疫情暴发和蔓延削弱了居民消费意愿，降低了社会投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幅度。伴随着经济增速再次“下台阶”，消费增长速度也要下一个台阶。

中国经济时报：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是否需要有更加积极的、直接拉动消费、稳定内需的措施出台？

张俊伟：近年来，有关方面出台了很多扩大消费的措施。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疫情期间，各地围绕刺激消费、稳定居民生活做了很多探索，如发放现金补助、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等。这都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要更多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和拉动作用。

如果剔除掉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上述刺激消费的政策多属于推动消费升级的措施。在经济常态化运行期间，推动消费升级有助于增加企业投资和创新创业活动，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当经济面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更多依赖消费来稳定经济增长时，就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对消费有直接拉动作用的措施。应坚持政府外部刺激与激发内生潜力相结合、紧急应对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鼓励消费相结合的方针，多措并举扩大消费，加快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在短期内，应做好疫情应对和稳就业、稳消费工作。首先，要做好重点人群的稳消费工作。那些纳入静态管理、封闭管理的人群，是工作、生活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特殊群体。对于中低收入的上述人群，应及时发放现金补贴（或食物补贴），避免其消费水平急剧下降。其次，要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妥善处理稳经济、保民生、防风险的关系，消除随意加码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把疫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冲击降到最低。再次，要做好“保企业”“稳就业”工作。要聚焦制约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采取措施畅通物流、人流，要以小微企业、服务企业为重点加快政府各项扶持救助政策的落地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对困难企业的帮扶政策，“留得青山，留住未来”。

从中长期看，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充分发掘消费增长潜力，加快经济转型。首先，要完善就业优先的政策体系。我国正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阶段，交易成本低廉、社会预期稳定、营商环境法治透明，是服务业大发展的前提。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步伐，持续优化市场监管，大幅放开市场准入，为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

其次，要借鉴“以工代赈”的经验，为大学毕业生群体提供高质量工作岗位保障。当前，大学生普遍面临就业难问题。可启动国家经济安全“备份工程”，在系统评估的基础上，由国家提供经费补助，招募大批大学生、研究生参加，对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技术、工业操作系统开展攻关，以产品替代、技术替代、软件替代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大批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有助于消除社会“内卷”现象，稳定全社会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再次，聚焦弱势群体，如农村老龄人群和留守儿童，以公共服务托底最低消费。充分借鉴向受疫情严重影响群体提供收入或消费补贴的经验，划拨更大比例商业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进入财政专项，依托信息技术精准为农村老人、儿童和其他低收入人群提供健康检查、基础病防治等公共服务，以实物形式加强健康营养保障，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最后，要提高社会安全感，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保障年轻人在城市的“刚需”住房需要，消除“掏空六个钱包”为年轻人购买住房的现象；完善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体系，使人们能够安心消费；进一步改善教育供给，保障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提高社会安全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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