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梦终将消散 希望从未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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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深刻”的理解通常是随着阅历（未必是年龄）而加深的。这似乎特别体现在对人性之幽深的体察，以及如何面对生活中不公正现象这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常见的情况是，当人们（通常年轻人多一些）看到了其中的丑陋，就会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一个危险的结果是，他们用浮现在嘴角的嘲讽和加倍的凶狠对这一切展开了报复。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在伏脱冷的“开导”下仿佛打开了眼睛，“他看见他的周围都是虚情假意，看见道德和法律只是一些烟幕，在这些烟幕后面，无耻的勾当肆无忌惮地畅行无阻。无论什么地方，都是虚假的体面，虚假的友谊，虚假的爱情，虚假的仁慈，虚假的婚姻。巴尔扎克用精彩的技艺抓住了那个年轻人一生中的一刹那，并使之永垂不朽了”（勃兰兑斯）。

勃兰兑斯说的“永垂不朽”当指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但拉斯蒂涅并非巴尔扎克人物画廊的唯一。《幻灭》和《交际花盛衰记》中的吕西安·夏同也是如此人物，他也是在伏脱冷的“开导”下，走向真正的灭亡。这两部小说要放在一起读，方能看出吕西安整个的人生轨迹。这个人生轨迹常常被解读为一个有才华的小镇青年的灵魂堕落史，被解读为资本作为一种根本罪恶带给青年一代的戕害，这种戕害是触目惊心的，它集中表现在“无底线”，即为了盈利，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都被明码标价：爱情、肉身、价值判断、是非观念、亲情，都可以被换算成利益数字。

在《幻灭》中，我们看到早在19世纪，戏剧作为一种市民的艺术，因其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资本就已经对它展开了密不透风的“控评”，但这种“控评”至少是自由的，而最后资本和权力的媾和让这种虚幻的言论自由都不复存在。这个故事还揭露了阶层流动的“密不透风”。虽然法国大革命时，贵族被吊死在路灯上，但是马上就产生了新的特权阶层。等到波旁王朝一复辟，贵族就联手新兴的资本贵族，堵死了阶层上升的通道，他们仅仅用嗅觉就能闻出不属于自己阶层的气味。

吕西安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母亲是法国最古老的贵族庞吕泼莱家族的。1793年，身为军医的吕西安父亲将她从断头台上救下来。但他不能继承母亲的姓氏。这部小说中，吕西安的人生巅峰就是几乎恢复了这个姓氏，不过很快这个美梦就“幻灭”了。尽管真的流淌着贵族的血，他却和上流社会之间“始终隔着一条鸿沟”，就算他穿着最时尚的新款时装（您可以想象今天任何一种奢侈品牌），贵族沙龙的看门人还是一眼就看出他并不属于这里。他并非不好看，相反他很漂亮，继承了贵族母亲的美貌，但是，“美貌和贫穷凑在一处往往是最不幸的遗产。”（傅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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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能够一次次在银幕上复活，是因为人们需要借此对新的语境进行阐释。不难感觉到，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揭示的问题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法国导演泽维尔·吉亚诺利2021年的作品《幻灭》收获了不少好评以及年轻观众。这正是因为导演的改编策略击中了当下年轻一代的“痛点”。但是，如果以为看了这部影片就等于读了巴尔扎克的原著，却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当文学经典被搬上银幕后，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另一个艺术作品，用是否符合原著去衡量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电影作者对一部堪称伟大的经典的取舍，看到他真正的意图和水准。

尽管巴尔扎克描绘了一个纸醉金迷的巴黎，但我们要知道，19世纪的人们仍然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心，自然科学的发现让人们对未来有了很多的希望，另外，当时的神依然是“在场”的。在整部《人间喜剧》中，批判固然辛辣，但并不虚无，希望仍在。

而泽维尔·吉亚诺利的电影，无论这样说多么得罪粉丝，我还是觉得它更接近于高段位版的《小时代》——虽然后面这部作品被批为拜金主义，但它的作者其实想说的是拜金之后的虚无感，只不过作者笔力不逮，导致创作意图的表达薄弱。一方面，它毫不掩饰并鼓吹那种青春的物欲和野心；另一方面，它又摆出一个姿态，仿佛占据了某种道德制高点一般，冷眼笑对“上流社会”：瞧啊，你们这些华丽的袍子下面可不都是爬着虱子！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或者有人将这种青春疼痛当作深刻，但这里更多的是虚无，而不是深刻。它没有提供什么实质的内容。

举这个例子，是因为电影《幻灭》遵循了类似的逻辑。创作团队深谙观众喜好，这部戏堪称古典时尚剧，服化道很精美，而且是一种符合今天审美的“古装”，主演也都是唇红齿白、“颜值”在线的男孩，当然小说中吕西安本来就很美：“唇红齿白，笑容像凄凉的天使。一双血统高贵的漂亮的手，女人看了巴不得亲吻，随便做个动作会叫男人服从。”这个角色由法国新星、在欧容电影中展露圭角的本杰明·瓦赞扮演还是很令人信服的。但是，其他选角遵循了同样的策略，就连拿当这个角色也找来以颜值著称的加拿大“金童”导演泽维尔·多兰扮演（多兰的母语是法语）。这或许正说明了一些问题，多兰的影片就是以尖锐而凌厉的话题吸引年轻观众，这个集颜值、才华、青春于一身的导演无疑符合了他的拥趸的想象，但是他最近创作的瓶颈也正说明了一些问题，像他导演的《我杀了我妈妈》这样的成名作，说到底还是青春疼痛罢了，只是人们对美少年的创作往往抱以无底线的宽容而已。但这种凄厉的、控诉的姿态注定走不太远，因为这样的心态无法让作者成为一个容器。只有成为容器才能有真正的深度，深度本身意味着吸纳、容纳、接纳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排斥、挤压。

拿当在影片中简直就是男二号，这种人物戏份设置显然暴露了导演创作思路上的投机。这样一来，吕西安和拿当，这两个帅哥文人的互“撕”就成了矛盾冲突的主线，这部伟大的小说也几乎没有逃脱成为爽文的命运。为了让多兰在最后显示一把人心的险恶，让吕西安“幻灭”，导演为此砍掉了原著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人物线索。而我们也只有回到巴尔扎克的小说当中，才能体会他舍弃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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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幻灭》当中，吕西安并没有幻灭。他是一个良知未完全泯灭的、充满斗志和野心的、投机主义的年轻人。他真正的幻灭，要等到伏脱冷出现，这是巴尔扎克小说里真正的魔鬼。他像魔鬼一样给吕西安灌输了丛林法则，让他彻底堕落，这一幕可以与浮士德和摩菲斯特的场景相提并论，不过吕西安彻底“幻灭”那是《交际花盛衰记》之后的事了。伏脱冷出现在《幻灭》结尾，吕西安受骗准备跳河自杀的时候。电影的结尾似乎暗示了他有这个意图，但是自杀的原因被大大改变了，从而也就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本质。

巴尔扎克在《幻灭》中除了花哨轻浮的野心家外，还塑造了一些脚踏实地的人物，在这些人身上他真正倾注了爱。但是这些人物线在电影中几乎被删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尔虞我诈的人物（女演员高拉莉作为吕西安的情人，这条线是不可或缺的，她也是整部影片中的暖色，是在被侮辱被损害后依然懂得爱、保存爱的人，但在小说里她无疑更完整，对艺术也更有悟性）。

巴尔扎克的《幻灭》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主人公小说，他有意地设置了两个在喧嚣浮华的背景下，人生态度完全不同的有抱负的青年主人公。吕西安是主线，大卫·夏赛是副线。这本小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两个诗人》，指的就是这两个最初都有着美好理想的同学、好朋友；第二部《内地大人物在巴黎》，讲的是吕西安在巴黎的沉浮；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讲的是身处印刷行业的大卫志在利用便宜原料造出质量过硬的纸浆，但他艰苦的发明成果被贪婪的无耻之徒用下作的手段剥夺，并令他深陷诉讼，而最后从巴黎落荒而逃回乡的吕西安，在坏人的利用下，聪明反被聪明误，又令大卫身陷囹圄。大卫不仅是他最好的朋友，资助他去巴黎，而且是他的亲妹夫。他最后的亲情、友情都坍塌了。正是这个原因，让吕西安有了跳河的念头，而绝非电影的处理。试想，那些文坛的小把戏岂会令吕西安这等诡计多端的人物看不开？

大卫是对吕西安的衬托，是他的反面，反映着巴尔扎克的价值判断。吕西安是一个投机分子，做什么事情都想“弯道超车”。巴尔扎克写道，“他的灵活的头脑有个偏向，分析社会现状的时候常常像外交家那样走入邪路，认为只要成功，不论多么卑鄙的手段都是正当的。”这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思想。而大卫刚好相反，他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人，心灵正直淳朴，哪怕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可能自认为聪明的读者觉得他没有那么灵活，但这是因为他把智慧用在了该用的地方，他的发明为整个法国的新闻出版业带来了福祉。他恰恰比吕西安聪明得多。他知道这样浮华的社会环境下必须发展实业，而吕西安的妹妹夏娃正是和他一样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卫和夏娃这两个名字在天主教文化里都是有特殊含义的。巴尔扎克对他的判断是再明白不过的，“所谓发明家原是摩西一流，受着和烈山上的荆棘相逼”。摩西看到烧而不毁的荆棘丛这个典故，指的是要拯救人民免于奴役之苦。而大卫最后成了一个昆虫学家，这正是早期的现代科学、生命科学的一个环节。大卫始终是自己有希望，也带给人希望的。

在《幻灭》中有一组这样的人物。虽然他们并不占多数，但是代表着人的希望。吕西安和大卫的对比写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也有相似的手段，即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拉祖米欣之间的对位关系。前者是“分裂”大地的人，后者是脚踏大地的人。而真正的深度，并不在于那些看似宏大的理念，而是如何去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