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遗产怎样激励罗马市民打破贵族统治，迎接文艺复兴｜文史宴

文/克里斯·威克姆

罗马帝国灭亡后，中世纪的罗马城长期陷入贵族把持下的教宗统治，贵族们让自己家人充当教宗，极其腐败。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连番斗争之后，神罗皇帝引进蛮族教宗，这些教宗志在天下，多有能力超群者，对于提升教宗权威起到关键作用，但他们对统治罗马城并无兴趣。具有自治能力的罗马市民，在抵御外患的驱动下，最终复兴元老院，建立共和性质的城市公社，结束了贵族统治，奠定了迎接文艺复兴的条件。可见，自我管理能力是人民最重要的能力，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民无论在怎样的历史风云中都可以获得最不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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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罗皇帝与意大利教宗的争斗

在意大利早期城市公社的历史中，罗马并不突出。它似乎太过“教皇化”，其 １０５０—１１５０ 年间（亦即我们关注的这个时期）的宏大历史叙事，首先聚焦于教皇的“改革”这条故事线；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则仅仅被看作一个背景板，对教皇的努力毫无同情且任性叛逆。

这个世纪中，罗马最显赫的城市精英实际上根本不敌视教皇的“改革”，尽管他们有时对哪个对立的教皇最能体现改革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搞清楚如何应对城市政府日益加重的危机，如何以最佳的方式驾驭越发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洪流。

就像更北的城市的精英们，他们对危机作出了防御性的反应。１１１８ 年的种种事件相当清晰地展现出：面对谁来担任主教的问题，罗马的各个贵族家族各有偏袒，并且将城市的“群众”卷入进来，以支持自己的立场；所谓的群众绝非一群乌合之众，而是可以被视为是根据城市的区域来划分的。

在这里，就像我们在比萨和米兰看到的，事实上同样是以精英为主角，同样调用了更广泛的城市社群。就我们所见，有别于其他两座城市的情况，１１１８ 年的“群众”（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更不是固定性的民众集会；这肯定是一项差异。但是，罗马确实发展出了一个城市公社，而且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公社。

此外，罗马政治实践的许多构成模块也与其他城市的大致相同，而且该城的特殊性不是被教皇的故事线所束缚的人所预期的那种。

在这里，我将会概括出一种在我看来最能反映罗马现实的政治叙事。然后，我们将更仔细地审视那些模块，以便更好地看清罗马政治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其中一些与我们在米兰和比萨看到的极为相似）如何在城市公社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 １０１２—１０４４ 年托斯科拉尼家族出身的教皇们着手，这个时期，来自罗马最有权势家族的两兄弟和他们的侄子接连坐上圣座，以教皇身份统治该城。

这是罗马政府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也是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罗马最长的一段稳定期，直到教皇克莱芒三世（第二位用这个名字的教皇）最终于１１８８年与罗马人达成和解。

罗马的官僚系统在拉丁欧洲是最复杂的，远超 １１ 世纪意大利北部任何一座实际上由一小撮法律专家管理的城市。

从８世纪到１１世纪初，罗马的传统贵族用国家的官职作为谋取权力和威望的基本要素，直到在托斯科拉尼家族的统治下，大部分“旧贵族”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他们专注于掌握罗马在拉齐奥的广大领土上的城堡，尽管他们依旧效忠于教皇。

尽管在意大利的皇／王权之外实行自治，罗马还是从加洛林王朝及其继承者的政治实践中习得了某些基本要素，而其中重要的就有审判大会，会上有教皇的官员出席（他们由此像在意大利北部一样，越来越多地扮演司法性角色），有大贵族在场，以及大量相对不太显赫的人作为听众。

因此罗马的政府体制与意大利王国的基本相同，尽管其官僚等级远远更为复杂。

打乱这个政治结构的是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 １０４４ 年罗马本地人反抗教皇本笃九世的暴乱，后者是他所在家族中最无能的一个。这场暴乱很可能是由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领导的，他们在这个世纪前半期的文献中越发引人注目，而且与同时期领导反对米兰大主教阿里贝托的市民有相似之处。

第二个事件是１０４６年皇帝亨利三世在苏特里宗教会议上发动政变，强行从罗马之外安插教皇人选（大司马按：安插的是教宗权利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蛮族教宗，关于蛮族教宗的作用可参看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至少到 １８７０ 年为止，这是最系统性的一次从外部改变罗马统治者的尝试。

新的领导精英很快被界定为“新贵族”，在１０５０—１１５０ 年间大约有十五个家族日益从其他占据领导地位的罗马人中分立出来，到 １１ 世纪末时，他们常常被称为 ｎｏｂｉｌｅｓ，以区别于其他精英市民。

这个贵族阶层似乎并未反对德意志人的干涉，并且直到 １１００ 年，其中的一些成员仍然忠诚于德意志背景的教皇们。不过，当罗马教廷发生分裂时，它也必定分裂；这一分裂起自１０５９ 年，与托斯卡纳的侯爵们有联系的教皇开始摆脱皇帝的影响而当选。

该阶层的许多成员都十分忠于执事长希尔德布兰，这位来自托斯卡纳地区的“改革派” 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罗马度过。１０５９ 年之后的接连两位教皇任期内，都是他在管理这座城市。１０７３ 年，他当选为教皇，史称格列高利七世，得到了资料中所谓民众的广泛支持。

教宗格里高利七世

让神罗皇帝亨利四世跪下唱征服

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希尔德布兰／格列高利七世在几乎毫无争议的情况下控制了罗马，而且在 １０６２—１０６４ 年受帝国支持的教皇洪诺留二世失败之后，除了格外执拗的皇帝死忠派琴乔·迪斯特凡诺，几乎无人反对他。

他以城市长官的司法职能，加上已知的罗马最后一系列审判大会为基础，对城市进行相当传统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希尔德布兰／格列高利七世是加洛林王朝和后加洛林时代教皇制这一旧制度的最后传承者，而它最晚近的代表是托斯科拉尼家族。

蛮族教宗对罗马城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已经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将罗马人排挤出教会等级制中的领导职位（这种等级制有着不逊于世俗官僚机构的复杂性），再加上这套等级制（尤其是枢机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导致城市公共社群的凝聚力被削弱。

但是，最终真正的危机来自外界，源于亨利四世与格列高利七世决裂之后，在 １０８１—１０８４ 年间对罗马不断发动的攻击。亨利用礼物收买了城中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于 １０８４ 年得以册立自己这一派的教皇，第一位史称克莱芒三世的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

格列高利则被围困在几乎固若金汤的圣天使堡，派人送信向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统治者求助。他们解救了格列高利，但也焚毁了该城的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

这是压垮罗马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他们几乎全体倒向了亨利和克莱芒一方，只剩下一小撮人死忠于格列高利，比如弗兰吉帕内家族的大多数成员，他们很可能是“新贵族”中最富有的地主；以及后来被称为皮耶莱奥尼的家族，他们是商人和金融家，自从 １０５０ 年代起就与希尔德布兰过从甚密。

克莱芒三世统治了罗马十年，击退了来自格列高利传统的对立教皇们的攻击；尽管他在 １０９４ 年之后慢慢丧失了地位，他一直是罗马认可的主要的教皇，直到其去世前一年，也即 １０９９ 年，新当选的教皇帕斯卡尔二世，成功夺取了这座城市。

不过克莱芒执掌的政府正在迅速失去凝聚力。就像在意大利北部，审判大会停止了，争议越来越多地依靠非正式方式，由传统的司法官员、贵族以及依然扮演核心角色的城市长官组成的特别小组来处理。

在帕斯卡尔以及紧随其后的继承者们统治的时期，司法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就像同时期米兰的大主教们一样，它越来越倾向于将重心放在罗马教廷。

问题之一在于，作为罗马教廷的统治者，无论来自哪个派系，到这时为止，首先考虑的是他们在国际上的角色，而且他们的主要扈从多数来自德意志地区（帝国支持的教皇们）、法国（格列高利派的教皇们）或是意大利北部，他们都对治理罗马没什么兴趣。

生机勃勃的蛮族教宗的入主

极大地提升了教廷的权威

但罗马也需要治理。这是罗马主教的历史任务之一，格列高利七世从未忘记这项使命；不过对于这件事，他的后任们———同样是来自两方的教皇———都显得力有不逮。

依然由罗马人（从此几乎被科尔西家族包揽）担任的城市长官，对于罗马政府而言，变得越来越关键；但是帕斯卡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与之不和。

作为我的论述起点的 １１１０ 年代是帕斯卡尔作为唯一教皇的时期，但是他没有展现出多少处理罗马具体问题的能力。他的继任者杰拉修斯更是如此。

就这样，罗马与北方各城市面对同一种危机。

罗马的权力真空相对不那么严重，因为该城通常有一位在任期间大都待在城墙之内的统治者，尽管他的权威有时（就像在 １１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随后的 １１３０ 年代）遭到来自外部的反对。

这一点，加上城市长官这一角色的连续性，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罗马与这一时期的许多北方城市不同，没有发展出正式的城市民众集会来管理某些城市事务。

但是，就像大主教依旧是核心人物的米兰，罗马也存在问题；至少很清楚的是，即便在罗马，从 １０８０ 年代开始，教皇们也不再能够染指由审判大会所代表的公共权力架构。

这就将一个问题摆在了罗马各精英家族，即所谓的“新贵族”面前：既然有能力管理城市是各地城市精英的特点所在，那么现在要怎么做。

与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一样，罗马有两种回答：仰赖残余的传统等级制，或者指望城市领导层与该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

外患倒逼罗马人打破贵族统治

在１２世纪的头几十年，罗马与米兰的城市领袖们双管齐下。

首先，他们无疑与教皇们关系密切。弗兰吉帕内、科尔西和皮耶莱奥尼家族，再加上其他十几个贵族家族，比如诺尔曼尼家族、圣欧斯塔基奥家族以及琴乔·迪斯特凡诺的家族，以不断变换组合的方式，充当教皇的顾问和盟友，以及教皇不在城中时的代理人。

但是，贵族们获得的利益有大有小，于是大贵族想方设法更有效地掌控下一届教皇的人选，经历多次博弈之后终于惹来祸事。

１１３０ 年，在教宗洪诺留弥留之际，一组自选的人（包括与弗兰吉帕内家族关系非常密切的教廷国务卿艾默里科）秘密开会，选举了出身于特拉斯特韦尔地区的英诺森二世；而其他枢机则于同一天匆匆开会，选举了来自皮耶莱奥尼家族的阿纳克莱图斯二世。

这造成了１１３０ 年罗马教廷的分裂，交战双方是被当时教士称为“改革”的两翼，其中更加传统的“格列高利派”支持阿纳克莱图斯，而更新的、更“属灵的”一翼则声援英诺森（他的主要非罗马籍支持者之一是克莱尔沃的伯尔纳铎）。

这些年的教皇选举被普遍看作一系列可耻的事件，暴露出罗马贵族阶层最恶劣的一面（相反，加里斯都二世在 １１１９ 年的当选相对容易，因为这次选举是在法国举行的）。

需要强调的是，罗马在这方面的经历，较之那些同时拥有强势的主教与强大的贵族家族的城市，根本没什么不同。

不过同样清楚的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世俗城市领袖而言，教皇的人选异常重要。这一现象的原因对我们来说更需要被研究。

这种情况与１１世纪末罗马传统政府的败落直接相关，在那之前，传统政府都是由大量的贵族家族组成。

在１２世纪早期，这个政府的主要官职，比如总理（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ｕｓ）和财务官（ ａｒｃａｒｉｕｓ），确实依然存在，但是职权变小了———大部分到此时是司法性的和礼仪性的———并且就像在米兰和比萨一样，越来越多地落到了司法专家手中，而不再归于该城最富有的精英。

到这时，事实上只有一个世俗职位拥有真正的权力，即城市长官（ｕｒｂａ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并且这个职位越来越被单一家族所掌控。

因此，主要的贵族家族不能指望从教皇那里获得职位。然而，他们也不能太多指望获得土地的馈赠，因为这个时期恰恰也是教皇们以及整个罗马对其临近乡村和直接腹地控制最弱的时期。

他们能指望的，只有金钱和财产上的馈赠，因为教皇拥有来自半个欧洲的修道院和一些君王的大量捐税，还常常获得巨额献礼（我们倒是想用贿赂这个词，但这样的措辞不合时宜）作为对教皇作出的有利裁断和在欧洲别处让步的回报———就像刚才提到的，加里斯都二世对这套政治把戏尤其娴熟，于是他在罗马当地取得了成功。

因此，谁来当教皇的确极为重要，既然教皇们能够操控金钱馈赠的开关。这种结构性的情况在１２世纪初最为突出，而这也解释了这一时期在教皇选举问题上异乎寻常的紧张气氛。

此外，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太大也太复杂，很难轻松地治理。审判大会创造了某种程度的集体性，至少在罗马精英之中，这种做法曾有效地运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此时已消失。而罗马城依旧需要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整体，尤其是在与外界的关系方面———随着意大利王国的解体以及诺曼人对意大利南部的蚕食，当时的态势对罗马而言十分险恶。

中世纪意大利城邦之间

以及意大利城邦与诺曼、阿拉伯等外敌之间

充满战争

罗马已不能再被简单地置于罗马教廷之下，而且这一时期，教廷对该城的事务并不是很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记载提到了一系列广泛的集体行动，依然是由罗马的各个主要家族来推动，与教皇的关联却少得多。

１０８８ 年提及的执政官们，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先驱。当时，有一群城市贵族自称为 “ 牛群的执政官” （ ｃｏｎｓｕｌｓ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ｘｅｎ），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正式群体，他们与城市长官一起，审理了一桩与乡村修道院有关的争议。对一个非正式群体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开行动。

正如前文所述，“执政官”这个词在罗马是对“贵族”的传统称谓，但是七十五年来，只有托斯科拉尼家族的人使用过，而它的重新得到偏爱至少表明，这时的罗马人对后者的传统领导地位缺乏兴趣。它从此变得越来越常用，但也越来越不为贵族这个整体所使用，而是被用于一些有名有姓的个人， 他们的确被称为 “ 罗马人的执政官” （Ｒｏｍａｎｏｒｕｍｃｏｎｓｕｌ），这显然是一种荣衔。

它们首先突然出现在司法语境中，所谓“罗马人的执政官”很可能是一种准司法头衔；但它无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归属于贵族。显然，这个头衔也把其持有者与全体罗马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教皇相联系。

共和遗产与元老院复活

这一时期的罗马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议会，至少资料中不见记载。但同样真确的是，我们发现，罗马人的非正式聚集最起码在 １２世纪早期越发频繁地出现。

经历多次冲突后， １１３０ 年出现了一封写给神罗皇帝洛塔尔三世的信，这封表示支持阿纳克莱图斯二世的信，以下列诸人的名义寄出：城市长官、 来 自 其 他 五 个 家 族 的 有 名 有 姓 的 贵 族、 其 他 权 贵（ｐｏｔｅｎｔｅｓ）、法官们、“执政官们”以及“全体罗马平民” （ ｐｌｅｂｓ）。其中最后两项，明确提到一个独立于教皇自主行动的城市集体，的确，１１２７ 年，该集体正在授予之前由教皇授予的特权。

在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之前在米兰和比萨看到的情形，一种混杂的、非正式的、却又具有集体性的群体，开始在这座城市定型。

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城市集体可能会变得更加正式，成为一个“讨论会”（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或“市民大会”（ｃｏｎｃｉｏ）；与此同时或者晚一点，“罗马人的执政官”可能会很快成为一个每年一任的官职。

于是，他们可能开始从教皇手中夺走对罗马城的持续管理权，而这一时期正是教皇们最无法完全掌控城市政治的时期，就像我们在帕斯卡尔和杰拉修斯身上看到的———洪诺留也没有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阿纳克莱图斯则可能是因为四面受敌而难有作为。

因此，罗马的贵族领导层将再一次迈向公社化的方向：毫无疑问，又是在无意中，在梦游中，因为在罗马，很难不被教皇长期以来的魅力迷倒。

然而，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事实正好相反。１１３８ 年，阿纳克莱图斯去世后，英诺森二世在没有真正对手的情况下接管了这座城市，得到了国际上完全的支持。

英诺森除了报复对手阿纳克莱图斯及其手下的所有枢机主教外，同样出于报复心理，还做了一些更加出人意表的事：

他不仅将长期以来支持他的贵族，比如弗兰吉帕内家族和科尔西家族安插在教廷中，并给予丰厚的回报，还罗致了阿纳克莱图斯的扈从中的主要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皮耶莱奥尼家族。

他显然断定，无论自己对这帮人有何个人意见，罗马领导层的分裂都具有结构上的破坏性，而将他们全都笼络在自己的身边和教廷之中，是安全得多的做法。

比起前任来，英诺森对拉齐奥的其他地方有着更多的控制，这样他可以通过赠送土地（而不只是金钱）给他的贵族扈从们，使得这种控制更具吸引力，也更加稳固。结果，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这个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都与教皇们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君主制教皇就这样在罗马重建，其影响达到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来的最高峰。

英诺森于１１４２—１１４３年间将罗马拖入了与老对头蒂沃利的战争，并在经历了起初的挫败之后，于１１４３年７月大获全胜。然而，这一次，英诺森刻意树立的主角形象遭到反写：

罗马民众在 ８ 月或９ 月揭竿而起反抗他（英诺森当时正处在弥留之际，并于 ９ 月去世），建立起了一个号称罗马“元老院” （ ｓｅｎａｔｅ） 的公社，既反对英诺森也反对支持他的贵族。他们将公社设在卡比托利欧山，这里是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的政治心脏。

元老院是罗马共和的象征

在这里，绝对不存在什么梦游，这个公社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创举。之所以冠以罗马元老院这个名字，无疑是想突出该城特殊的历史地位：其他城市可以有执政官，但只有罗马过去有元老院议员，而且现在只有罗马会这么做。（比萨对罗马的类似举动总是十分敏感，他们后来在 １１６０ 年也借用这个术语来称呼执政官的顾问。）

“元老院”这个词，作为泛指该城领导层集体的专有名词，在罗马有着较长的历史。不过，元老院的信心才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它的建立原本是为了“以共和国的功利为借口”，“重振”罗马的高贵尊严，虽然这种模糊的措辞没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

它还出现在对教皇英诺森的敌对反应中，英诺森提供给落败的蒂沃利相当慷慨的条件，可能确实成了骚乱的导火线。一年之后的 １１４４ 年，英诺森的第二位继任者卢修斯二世试图强迫元老院议员们离开卡比托利欧山，但遭到罗马民众的抵制，而且他的行动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公社的激进化。

元老院的文件于 １１４８ 年开始出现的时候，是用“神圣元老院的革新时代”标注日期的，这种对公社的自我意识在意大利显得独树一帜；这个时代始于 １１４４ 年 ８ 月或 ９ 月而不是骚乱爆发的 １１４３ 年，这无疑表明，卢修斯的干涉后来被看作发生在元老院首次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时，或者在接下来的一年，元老院与拒绝承认它的新教皇犹金三世展开斗争，夺取了教皇在城中的统治权（ｒｅｇａｌｉａ），废除了城市长官的职位，并任命自己的贵族（ｐａｔｒｉｃｉｕｓ）担任领导者。

时至于此，元老院议员们还摧毁了一些支持教皇的贵族（包括弗兰吉帕内家族和科尔西家族）的宅邸，并且夺取了别的一些家族（包括皮耶莱奥尼家族中的其他人）的房产。

不久之后，元老院也开始兴建自己的公社总部，这座位于卡比托利欧山的宫邸的最早证据显示是在１１５１ 年，它不仅迅速拔地而起，而且比意大利其他公社的宫殿都更早建成；它如今依然是罗马市政厅建筑群的一部分，在它的前方是卡比托利欧广场上出自米开朗琪罗手笔的不朽的建筑立面。

犹金三世于 １１４５ 年底承认了元老院，作为恢复城市长官和废除贵族（ｐａｔｒｉｃｉｕｓ）职位的回报，但是不久之后，双方又起争执。

直到 １１４９ 年，教皇和元老院之间才达成长久的和平。在那一年，四位来自各个城区的宣誓者，代表罗马宣誓效忠教皇，并且恢复教皇的统治权，由此获得五百镑的回报。

与此同时，据记载是 １１４８ 年，元老院启用了自己的司法法庭。就像从英诺森二世以来的教皇们的法庭一样，它们十分有组织性，并且依靠同一批司法专家来运作，其中就有教皇的财务官格雷戈里奥。

元老院议员们还开始直接向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示好。１１４９年，在与教皇达成和解之前，他们给这位君王写信，请他前来与他们一起重新恢复罗马帝国，还吹嘘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国王的敌人———罗马贵族们———的府邸。

元老院快速的制度化也得到了持续；它从此开始管理罗马，并且其统治在１１５９—１１８８年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势力的反对，因为在这三十年间，教皇们几乎都不在罗马。

这种情况要到后来的克莱芒三世才改变，这位本身就是罗马人的教皇，在１１８８ 年与元老院达成最终和解，并在欢庆仪式中回归，从而揭开了一段长达五十年的、由出身于罗马并以该市为基地的强大教皇们统治的时期。

这就是罗马的例外性：罗马人在建立他们的公社时，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在意大利几乎独一无二；并且，他们的公社不同寻常地不是由主要的精英家族领导或部分领导，事实上恰恰是反对这些人。

本文节选自《梦游进入新世界：12世界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出现》，已获出版社收权独家首发。该书讲述了意大利的诸多城邦怎样摆脱中世纪贵族统治，重归相对健康的城市公社，从而开启文艺复兴的进程，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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