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张卓群、张涛等：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

本文大约3500字，读完约8分钟

本文通过开展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为促进全国及各重大战略区域减排降碳工作的协调推进提出了政策建议。要在充分考虑不同重大战略区域异质性的基础上，注重区域内城市和区域间协调发展。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研究部副主任张卓群，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张涛，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后冯冬发，文章来源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摘录自《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研究背景

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呈现指数量级增长态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现代化程度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二氧化碳作为工业发展消耗化石能源的副产品，其排放总量较工业革命前出现大幅跃升，对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为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健康、食品和水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等增添诸多风险。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在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国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和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为我国减排降碳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充分彰显了中国气派和大国担当。

减排降碳需要重点关注人口、产业聚集区域。“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包括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五个重要方面。由于各重大战略区域的经济基础、发展路径和战略定位均有所差异，近年来减排降碳工作取得的成效也不尽相同。因此，以碳排放强度作为衡量减排降碳的主要度量指标，深入研究全国城市及重大战略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时间演进和收敛性情况，对促进全国和重大战略区域绿色转型升级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能源统计数据核算碳排放强度，核算结果在准确性和精确度上有所欠缺；多以省域为研究对象，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颗粒度相对较低；侧重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收敛性分析，关于其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的定量分析相对缺乏。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城市口径数据开展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研究，可为促进全国及各重大战略区域减排降碳工作的协调推进，出台因地制宜的减排降碳政策，加快碳达峰、碳中和步伐提供量化支撑。

主要发现

本文采用夜间灯光数据反演核算全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2003~201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测算重大战略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差异情况，使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刻画不同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动态演进特征，并运用变异系数和空间面板模型开展收敛和收敛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从区域差异来看，粤港澳和长三角的碳排放强度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渝、长江中游、京津冀、黄河流域的碳排放强度逐次递增，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南低北高”空间格局。区域间差异始终是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南北重大战略区域之间的组间差异相对更大、增长更快，反映出我国北方重大战略区域的减碳进程暂时落后于南方重大战略区域。从各区域的组内差异来看，黄河流域无论是在绝对数值还是增长速度上都位居所有重大战略区域之首，不平衡问题突出；粤港澳的组内差异仅次于黄河流域，体现了其内部较大的产业发展差距；京津冀的组内差异在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出现下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发力点将是继续推动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内各城市的碳排放强度比较接近，组内差异相对较小。组间超变密度对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的贡献较小，侧面反映出依托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划分的合理性。

第二，从动态演进来看，全国及各重大战略区域的碳排放强度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说明我国的减排降碳工作已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但各区域的具体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京津冀极化特征明显，域内核心城市的碳排放强度远低于外围城市，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在样本时期内维持在一定的高水平上。黄河流域内存在一些碳排放强度较高的城市，其与平均值之间的差距较大。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和粤港澳的动态演进特征比较相似，均是在样本初期存在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但在样本时期内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弱化，最终其核密度曲线在样本末期均表现为明显的单峰特征。

第三，从收敛特征来看，全国283个城市及各重大战略区域均不存在收敛，但均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在绝对收敛中，长江中游、粤港澳收敛速度较快，随后是黄河流域，追赶效应不明显；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条件收敛中，全国及各重大战略区域收敛速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将空间效应引入收敛模型之后，不同区域表现出来不同的空间效应并不完全相同，全国、长江中游、黄河流域存在空间杜宾效应、长三角存在空间滞后效应、粤港澳存在空间误差效应、成渝不存在空间效应，京津冀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空间效应发生由空间滞后转变空间杜宾。此外，对不同的重大战略区域而言，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外资强度、科研投入、路网密度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政策启示

第一，要更加关注重大战略区域内部城市减排降碳工作的平衡性。黄河流域、京津冀碳排放强度的组内差异较大，这与区域内城市发展程度的高度不平衡性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协同带动作用，打破“虹吸”效应、弱化极化关系。对于京津冀来说，需要在有序纾解首都功能的同时，注重提升天津、河北诸市的发展质量。特别是要发挥北京对于天津、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在持续优化北京产业结构的同时，形成北京、天津双核心研发机构+河北生产基地的产业错位竞争发展格局。同时要加大河北、天津地区的外资吸引力度，鼓励北京的优质外资企业外溢至环京地区，以京津冀一体化持续促进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全面下降。对于黄河流域来说，要从基于全流域治理的角度出发，加速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一方面要发挥下游经济较为发达的河南、山东的带动作用，通过建立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产业和技术转移机制，释放黄河流域绿色转型升级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要加强科技研发财政投入力度，构筑连接黄河经济带的发达交通网络，提升黄河流域整体的资源配给效率，促进黄河流域整体减排降碳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要促进南北地区减排降碳工作的协调发展。在研究期内，南北方重大战略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组间差距具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正逐步由以东西差异为主导转变为以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二者并存为主要特征有关。因此，在保持南方重大战略区域减排降碳工作稳定向好的同时，需要以更大的力度促进北方地区加快碳排放强度降低的速度。一方面可以在北方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区域中率先开展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工作，在产业结构调整、清洁能源发展、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强化绿色低碳重大科技攻关和应用等方面给予后进地区政策先行先试的集成优势，进而以点带面，加速北方地区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深入开展碳排放报告核查工作，完善碳排放配额分配机制，将更多的重点行业纳入交易体系之中，以市场化的手段促进南北地区低碳协同发展。

第三，要根据不同重大战略区域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出台减排降碳政策。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表明，组间超变密度对碳排放强度总体差异的贡献较小，既证明了我国重大战略区域划分的合理性，又表明各区域发展方式具有显著差异；绝对收敛结果进一步说明各区域碳排放强度变化率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因此需要针对每个区域特点，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减排降碳路径。比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加大科研投入和构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有利于加快碳排放强度向低值收敛；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发展经济提升人均GDP水平能够在减排降碳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总而言之，减排降碳工作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各地根据自身不同条件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既避免“一刀切”，又防止一些地方和行业冒进。在充分考虑不同重大战略区域异质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区域内城市和区域间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减排降碳格局，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

文章来源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图文编辑：曲汶睿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