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流裔”：近代新闻界的历史观念转借与新闻职业发展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郭冲，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中国近现代新闻从业者伦理观念的发生、演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9CXW009）成果之一 。

清季，伴随着新报的入华，其合法性的树立随之展开。在此过程中，“历史”的观念进入新报视野。自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报刊始，以国人的“历史”认定为基础，新报逐渐奠定旧闻为史、新闻为报的对比性观念，形成了特殊的“新闻-历史”等同化观念。1910年后，职业团体、职业教育等兴起，新闻职业化进程加剧，这种“历史-新闻”观念为新闻提供职业想象展开的观念基础，并在职业合法树立、职业规则商定、职业精神建构等方面提供可资参考的方向。

有关国人新闻职业化的发展时段，学界观点不一。有研究基于威廉斯基（Harold Wilensky）有关职业化发展阶段理论，认为1840-1928年为新闻职业化的“初始阶段”，也有学者采用职业与职业社会学视角，认为新闻职业形成于民初。徐小群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新闻业以及新闻从业者逐步职业化（徐小群，2007：257）。总体来看，进入20世纪，我国新闻职业记者和职业团体出现，职业进程加速，这一观点大体无疑义。

就中国新闻职业发展思想问题，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职业观念在清季民初的耦合是不少学人关注的问题。早期国人对于新闻职业建设的思想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借鉴了西方新闻学的不少观念”“是一种古今延续、中西融合的思想成果。”（张晓锋，2011：131）这种判定基本成为共识。具体而言，有研究认为，尽管传统士人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品质，但依附性强、自主性缺乏等缺陷使他们较难形成独立、客观等现代新闻职业理念（樊亚平，2011：265）。也有论者指出，传统的德性伦理以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君子理想附魂于现代记者的职业身份认同中（姜红，於渊渊，2011）。“有着职业意识的新闻学者和报人”，通过重视记者人格品性修养等“内圣”要求及“无冕之王”话语，“表达了‘外王’的诉求—新闻记者的职业地位、职业规范和操作理念等。”（姜红，2012）李滨等研究者认为，以史阐报作为中国近现代报刊观念发展的本土化路径，在报道事实、舆论监督、从业者素养和内容选择等方面对近代本土报刊产生影响（李滨，龙绵绵，陈立平，2021）。

本文在大体认同近代新闻职业化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理念两种思路的基础上，以近代知识界对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判定及建构为考察对象，尤其关注新闻界所展开的新闻与历史同一性观念建构及其对历史观念的转借，以及这一机制对新闻职业的影响。本文通过职业与从业者的转介、规则的树立和新闻道德的建设等方面，试图挖掘新闻界在新闻与历史等同性观念下的职业化建设，及其引发的新闻职业的传统思想视域。对这一问题的聚焦，既可研判外部观念如何侵入职业观念的树立、职业合法的奠定与职业权力的获取，也能管窥职业在合法树立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国家间的关系。

一

职业合法的转移：职业与从业者的比附

清季民初，伴随着新报的诞生与发展，报馆、新闻从业者等的数量不断壮大，新闻职业进程也随之在中西观念互动中展开。进入20世纪，新闻职业团体、职业教育等相继肇始，新闻职业发展进程加速。不过，尽管此时报刊及报人地位有所上升，“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戈公振，2018：102），但报馆主笔、访员，仍被目之为“不名誉之职业”，自身也“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姚公鹤，1917：109、113）。此时，以历史比附新闻逐渐成为新闻界职业合法奠定的一种思路。

（一）历史与新闻

1903年，《北洋官报》翻译刊登松本君平《新闻学》一书，其中以编年体史书《春秋》对比新闻纸，“周道衰而春秋作，人治进而新闻纸出”，并强调新闻纸与《春秋》一样，“以其是非代赏罚”“能以匹夫之意向定大公之予夺”，达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之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之新闻纸，一古之春秋也”（北洋官报，1903）。可见，借由《春秋》，新闻纸“势力之大”“权威之广”等职业功能话语得以树立。此后，这种功能性思路不断被沿袭。周恩来谈及“报纸之利益”，也认为“一字之褒贬，胜于斧钺。数版之文字敢比春秋”，是“吾人终日不可缺之物”（周恩来，1993：71）。

1919年，在国人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的序言中，蔡元培对新闻的来源做出判定：“余惟新闻学者，史之流裔耳”，并为新闻记言与记事两种主要体裁找到源头，“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信若译件乎？”，得出“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的结论。此处将记言与记事的职业属性直接对应于左史与右史，新闻与历史也就不仅在时间上具有传承关系，在工作范围与内容上也有对应衔接。

此后，有关新闻与历史职业相同点的考察，成为功能视域下新闻界的惯习。颜惠庆提出“新闻家之事业，实太史氏之勋劳”，二者的功能在于“政治发动足以导其机，学术变化足以救其偏，风俗隳败足以匡其失”，因而天职极重（颜惠庆，1923：序）。具体而言，李大钊提出史的三点“要义”，“察其变”“蒐其实”“会其通”，也即报的任务，“于史为要，于报亦何独不然？”因此从职责角度看，“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相近似。”（李大钊，1923：235）在徐宝璜看来，就功能而言，新闻纸“严如斧钺”“荣如华衮”，才能“得社会之信任”。“严如斧钺”“荣如华衮”是对孔子《春秋》之功能的固定评价（徐宝璜，1930：6）。徐宝璜此处，以它来比喻新闻之中劣行与善行报道的社会效果，正是对史书功能的借用。

为证实这种“同一”，有关新闻与历史的同源性考证逐一展开。戈公振提出，邸报源于《起居注》《月表》等史书，史书是邸报的源头（戈公振，2018：23）。李大钊从中文、英语、法语、意语、德语、荷兰语等的“史”字语义考察入手，认为“由各国文字的本义观之”“‘史’的文字的原始”“已多少含有今日的报的性质”“报与史有密切亲近的关系”（李大钊，1923：235）。蒋国珍考察商周之间采诗问俗的机制，认为“今日所传之诗歌，国风，国策，是当时的报纸”（蒋国珍，1927：9）。邵飘萍认为，以“记载”特性判断，“记载事实的春秋”“是新闻的起源。”（邵飘萍，1930）这就将报纸历史从汉唐的邸报前移至商周之《春秋》。民国以来，周代说逐渐成为新闻起源的主流观念之一。

（二）史家与记者

新闻既已与历史“同源”，记者与史官的关系考证也成为思考新闻职业的一种视域。时人提出，访员可追溯到采诗之太史，“古设太史之官，以采风问俗，今设访员之职，以探访消息，所职所司，微有不同，就大体言，实殊途而同归。”（黄天鹏，1930：21）报纸诞生后，“写时事的历史家”就“改称为新闻记者”了（新闻学概观，1935：23）。按其顺序，“有史以来，先有史官，后有言官，最后便是新闻记者”（马星野，周培敬，1944），这种时间上的沿革和职业上的趋同，渐成民国新闻界的主流话语。

事实上，就话语脉络而言，借由职业“相同”之建构，新闻界意在展开对史官职业功能的转借。“从历史观察，新闻记者的职责，也就是古代史官的职责。”（程仲文，1947：21）史学家郭沫若也判定，“历代的史官就是历代的新闻记者”，因此，“古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记言记事的工作便是新闻记者的工作”（郭沫若，1938）。

史官与记者趋同的话语，既为学界所着力建构，也为业界熟知。甚而，于部分实践主体——报刊而言，记者与史官的传承关系、尤其是“记言”与“记动”职能既是职业目标，又内化为职业自我认定与实践标尺。1924年，《国闻周报》发刊词开篇就认定“今日之新闻记者，其职即古之史官。”（国闻周报，1924）《新四川日刊》以史官董狐作为模范，自述“自创始以来”，同人皆“秉董狐直笔”（新四川日刊，1931）。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职业意识的萌发，新闻界对历史的比附，作为新闻业及从业者合法性话语的建构思路之一，不断显现。在“吾人治史，夙著盛誉，而于治报，则远不如西土”的背景下（黄天鹏，1930：317），面对社会“不大重视新闻”，记者目前“地位看来很小”的劣势处境，记者与史官“相通”（胡政之，1928）的观念逐渐兴起。二者的趋同性理念在框定新闻职能、建构新闻职业范围与基本理念等方面做出努力，这一思路既通过转借历史职业，观念上树立新闻职业的合理与正当，进而构筑职业认同，又依托“神圣之史官”扭转从业者职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同一性的构建，直接影响到国人对“新闻”的认知与理解，并以这种对新闻的应然想象弥合业界的现实困境。

二

职业规则的商定：

直书、褒贬与新闻之“法”

规则是职业的边界。新闻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不仅触及新闻职业规则，透过规则的转借与树立，不仅新闻与历史同一性得以巩固，国人对新闻的理解与体认也愈加明晰。如前所提，通过“史官”这一媒介，新闻界确立报人“执笔立言记事”的职责范围。对二者规则的讨论，也就此展开。

（一）直书与真实观的树立

清季新报兴起，历史写作规则就是它的重要参照。1872年，《申报》甫一创刊，就注意到中国史上两种书写形式——以《史记》等为代表的志记类文体和以《博物志》等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体裁，并以两者作为参照，“凡兹诸类，均可流观”（申报，1872）。同一时期，传教士报刊《益闻录》也表示“愿参司马公之意义，而效太史氏之阐发”（益闻录，1879）。19世纪中后期，作为“史家通用的记事笔法”“以真实、实录为准则，从真实史事中以见其是非善恶”的“直书”的体例逐渐被新报承袭（刘波，1999），“自报纸行，而秉笔直书，毫无讳饰”（申报，1898）。

直书观念的引入抓住了新闻的本质问题，奠定了新闻写作真实、准确的基本原则。“新闻采访和编写的第一信条是要求‘准确’，历史的制作亦复如此。”（胡道静，1948）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写作原则向史学著述原则的贴近，客观上否定了长期以来“新闻接近文学”的固有观念。既然“新闻之文，并不是普通的文章之文，文学之文，而是近于史文，同于史文之文”，相对于文采，真实也就成为首要要求，“记者除忠实纪载外，决不许如小说家诗人，可以运用其想象力，将无作有。”（张学远，1941）

此外，于业界而言，直书观念也逐渐受到认可，并作为职业规范，时常出现于报章杂志发刊词等话语实践中。1910年，《蜀报》创刊，自认“精心结撰，据事直书，毫无偏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22）。外国人报刊诸如《华美晨报》也吸纳了这一观念，强调“如果是事实，即当秉公直书。”（王文彬，1996：866）能否“直书”也作为新闻界的评定标准之一。有文评价《泰晤士报》创立者约翰·沃尔特，认为他“能秉其直笔，不避斧钺”“其所建功业，尤非寻常可比”（徐宝璜，胡愈之，1924：86）。在职业自我要求与职业承诺以外，直书也成为外界要求于新闻界的标准。福建警厅就曾要求新闻界“须据事直书，不得以捕风捉影之词，任意滥登”（倪延年，2015：144）。

（二）褒贬之“法”

清末民初，伴随职业发展，报纸文体处于“大变革时期”，其中，评论“变化最迅速”（李良荣，2002：29、30）。但囿于新闻教育普及性的匮乏，直至1930年前后，记者“大都只会做几篇‘策论式’的论说”仍是常态（罗志希，1930：186），面对所肩负的立言使命，对言论规则的呼求不断高涨。此时，《春秋》及其褒贬作用进入新闻界视野。报界认为，孔子以褒贬“表示他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的意见，于善者有所褒奖，于恶者有所贬斥，所谓‘一字褒贬’者是”（胡道静，1939），进而达到“《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功能（戈公振，2018：22）。“荣于化衮”“严于斧钺”的褒贬被认为可“导后世报纸评论之标鹄”（黄天鹏，1930：20）。

作为写作规范的褒贬之法，还被进一步引申为新闻职业权力。“新闻记者的一枝笔”“对于一切社会现象有评骘的责任，对一切任务有褒贬的大权，所作言论对当代以至未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权力被视为“职务上的‘立言’的庄严使命”，在功能上甚至近乎政治权力，“评议得失，褒贬是非，写文章等于执政”（程仲文，1947：23、24、27）。此外，既为职业权力，就必须有所约束，“一褒一贬可以活人，亦可以杀人”“可以定千古功罪，而因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下笔之际，不宜稍涉邪放”（丘良任，1948）。

褒贬之“极则”的确立，植根于民初的“新闻”研判。彼时国人对“新闻”的期许，不仅局限于事实呈现，更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突破。“新闻和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使读者获得确实的知识为己任，还须使读者从新闻中或历史中获得种种道德上的教训”，如“正义公道的启发，民族意识的发扬”等。也就是说，“新闻和历史的价值，是‘报’‘导’并重；不能够‘寓道于报’的报纸和史籍，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对新闻与历史这种“导”的职业功能和责任的认定，褒贬才被引申为评论的写作规则，“一字一词的应用”“都应该含有‘寓褒贬、别善恶’的意义”（胡传厚，1939）。

三

职业观念之整合：职业精神与道德的树立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所编《新闻职业道德》在考证中国新闻道德形成的 历史渊源时认为，“中国古代史官与史学家的职业规范”“为我们在研究、探讨新闻道德的历史渊源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珍贵史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96：10）近代以来，这种史学的规范，通过新闻界有意的引入和转化，不仅构成新闻职业道德的内容，也作为生成动力与内在逻辑，规定新闻职业精神的方式与目的。

（一）立言以立德：作为动力与内容的史德援据

溯至19世纪，新报中有关职业标准的想象，就曾以史家精神为标杆。花之安认为“非具良史之才，不能膺作新闻纸之任”（花之安，2012：87）。清季以降，以史官为中介，“立言”与“记事”作为职业职能，为新闻与历史共享。新闻纸“不唯纪动，且亦纪言，此天职也”（陈畏垒，1929）。经考证，清季新闻评论的写作就有对“代圣立言”写作体例的继承（李良荣，2002：22）。受文人论政风气影响，“立言”超越“记事”，成为新闻界对职业精神与道德的想象，并上升为新闻的职业目标和追求，“新闻事业者，乃立言之事业也”（陈英竞，1935），而记者“是应该勉力立言的人”（逸志，1948）。

“立德”“立功”“立言”在传统思想中被称为“三不朽”，“立言”是其中的至高追求。以“立言”为基础，新闻界在精神追求层面沿袭、共享并转化了史学界的职业追求，借此奠定新闻职业道德观念的出现逻辑与探讨基础。时人以为，“立言影响最为久远，如孔子的删‘春秋’。司马迁的著‘史记’，都配称不朽的事业”，史官与记者一样，新闻所做的“就是‘文章箴世’的工作”（程仲文，1947：20）。

1931年以后，国族压力频增，职业化进程被裹挟进民族国家反侵略之中。新闻界一面以齐太史、晋董狐为模范，要求“记者们的精神文字”“都同化起来”，以“刚毅不拔”的意志作为“新闻记者的理想”（郭沫若，1938）；一面以“业余报人”孔子等为道德底线，呼吁“职业的报人”超越前人，深耕职业精神（杜绍文，1939）。不仅如此，在“立德以立言”的逻辑下，史官精神转化为动力机制，驱动新闻职业精神的思考与商定。

（二）史德逻辑的职业建制

1940年代，经过长期的话语实践，史德逻辑在新闻职业内走向建制化，体现于中国记者职业信条的协商与条文中。这一过程，首先从报刊话语展开。作为内容载体与实践主体，报刊通过成文的集体规约将职业道德观念内化并确立，促使其从话语场域转入实践场域。1932年，《申报》在六十周年纪念文章中提出：“日报者，属于史部”，并自述同人“以史自役”，自信“能以一完全之通史，供当世需要”（申报，1932）。这种“以史自役”的内在职业要求，正体现出《申报》同人对立言成史职业精神的认同。1938年，《战时记者》代发刊词提出当以“董狐南史”、宣圣《春秋》为楷模，号召记者“齐在‘九一节’之日，一致誓以至诚，戮力从事实际的反侵略运动”（杜绍文，1938）。在职业节日的契机下，史家精神通过报刊的倡议向举国同业之职业精神与行动依据过渡。

作为“集体所拥有和加强的目标和信念的表达”（多亚尔，高夫，1991/2008：100），规则，尤其是统协于救国济世目标与民族新闻业思路的职业规范与道德标准，“必定是与之有关的群体的任务”（涂尔干，1950/2017：34）。1941年，职业组织——中国新闻学会所发宣言认为，“我国报业”“与各国不同”在于“以国士自诩”、为“发表政见而设”的立言风气（中国新闻学会宣言，1941）。基于这种民族新闻理念的生成逻辑，该会拟定《报人信条草案》，倡议报人秉承“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条”“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立言纪事”，并锻造“高尚人格，冰霜操守”“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报人信条草案，1942）。

可以看出，作为西方现代职业观念与本土传统道德精神追求的融合，“历史”观念及其实现途径的话语，参与构建职业信条中的精神目标、道德规则及实现逻辑。修身以立德、立德以立言的精神，通过倾斜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近代化逻辑，被纳入新闻职业规范。据此，新闻职业目标、道德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与神圣之抗战意涵深度关涉、互相渗透。道德信条的面世，标志着职业发展的阶段性成熟，既能约束从业者、建立统一精神目标，“使全国报人为共同目标一致迈进，以建立中国新闻事业的强固基础”（玉振，1942）；又能使“报业可与至高的职业相比”以获得“更大进步的强有力的魄力”（管翼贤，1943：185）。而立言的逻辑与目标，不仅构成国人新闻道德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立言的转借及其影响下的新闻道德目标的确立和逻辑的演化，在事实上促使新闻界的高度自反，敦促“职业”的完善。

四

结语

考察发现，新闻职业化过程是渐进的，也是历史性的。新闻界对新闻与历史关系的判定及其衍生的系列新闻话语，深度影响了民国新闻职业的建构。在此影响下，新闻职业合法与职业规则的转借话语，一方面划定职业的边界、确立职业的壁垒，是对社会质疑与业界问题的策略性回应；另一方面，也借此不断建构职业独立权，对外部权力入侵职业自主进行主动抗争。而这一过程，正反映出新闻“职业”的觉醒以及主动的建构。此后，因应于抗战的国族需求，新闻职业建构与国家需要渐趋统一，新闻精神与道德的职业建制逻辑，既基于新闻界自身职业发展需要，又试图融入社会的近代化与国族的反侵略进程，两者相互裹挟，新闻“职业”也渐趋合理。

历时地看，“新闻即历史”观念既在新报入华的场域下诞生，又在外来新闻观念渐次植入的框架下发展并与之互动。1910年后，历史观念进入新闻职业领域，并与外来之职业观念产生碰撞。作为国人与外来思想就新闻观、新闻职业观所展开的思想交流与融合，这种话语，一方面是国人在外来自由主义新闻发展路径下，利用传统思想资源对新闻职业观念、规则进行丰富、补充与融合，希冀以历史观念为纽，融合以天下为己任的立言追求来树立新闻职业边界、提振新闻职业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是国人对外来观念及其本土不适的正视、反思与矫正，体现出后发现代国家在吸纳外来观念过程中的适度清醒、观念自反与深切的家国关怀。

从另一方面看，晚清以还，尽管近代中国正经历深刻的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群体意识、人生理想和人文宗教，仍如“游魂”附丽于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高力克，2019：97）。作为舶来之物的“新闻”，其职业观念自然深植于西学，而对史学观念的转借，或许正体现出意识形态更迭下面对传统思想的危机，知识界在经世之学——“新闻”之内做出的一种回应。而后者，正体现出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民族基因。

在传统媒体式微而重构、新媒介混杂而涣散的当下，技术驱动下媒介门槛逐渐降低、壁垒日渐被打破，媒介、记者、职业等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正经历反思与重构，而“新闻即历史”这一观念的重提，正可为时人再思媒介意义与记者价值提供一种视角。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姝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