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铸镜中心的分布与变迁

汉镜是铜镜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镜种、数量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依据考古报告及铜镜图录，很多省份出土汉镜可达千余面，不仅限于大型、贵族墓葬，中小型、贫民墓葬中也多见出土铜镜。一些地区的出土铜镜数量大、分布集中且地域特征明显，当地极可能存在铸镜中心。

判断是否铸镜中心有几方面的依据:一是是否发掘出铸镜遗址;二是是否有镜铭标识;三是出土铜镜数量是否多且分布集中;四是是否属于有铜矿资源的产地。其中，遗址最为可靠，但发现最少，目前全国仅在山东、山西、安徽出土镜范，在山东临淄发掘出了铸镜作坊遗址。

铭文的记载也非常准确，“新有善铜出丹阳”、“铜出徐州，师出洛阳”、“会稽山阴安本里”、“广汉西蜀”等铭文均明确标记了铜镜材料和工匠来源。还有一些地区冶铸业发达，出土铜镜甚多，镜的出土地虽在一定程度上与镜的产地相关，但绝不等同于镜的产地，依据后两种判断方法，并结合出土铜镜特征、相关文献记载，可合理推断出更多未被发掘和记载的铜镜产地。

汉代冶铜与铸镜遗址

铸造铜镜时需将铜、锡、铅按比例合成，其中铜所占比重最大，《周礼·考工记》记载:“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铜原料的开采是青铜器铸造的前提，铸铜工场常与原料产地相结合。商代青铜冶铸业发达，铜镜在奴隶主贵族中已经流行，安阳殷墟二期发现三处铸铜遗址，距遗址不远的妇好墓中出土了四面铜镜，西北岗贵族墓中出土了一面铜镜。

西周洛阳也有特大的冶铜作坊，冶铜遗址表明，当时已存在较为完善的生产链条。及至汉代，除沿用部分先秦铜矿之外，也大规模开发各地铜矿，《史记·货殖列传》称:“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汉代，铁器的使用虽占据主导，铜业的发展却也保持着较高水平，铸镜业更是繁荣。

据考古发掘，西汉有河北承德铜矿遗址、广西北流铜石岭、湖北大冶绿铜山等铜矿与炼铜遗址，东汉有山西运城铜沟、四川西昌黄联镇东坪村、安徽铜陵的矿山及冶炼遗迹。有的炼铜工场还兼铸造铜器，如在四川西昌东坪发掘的汉代冶铸工场故址，存有炼炉遗址和铜镜残片。

但铜矿产地与铜器制造地并不总是一致，一些矿址深埋地下尚未被发掘。冶铜和制铜也可能在不同地区进行，冶炼提纯后的铜也可能被运往异地铸成铜器，如山东临淄出土有“楚采铜承”封泥，在临淄虽未发现汉代矿冶遗址，却发掘出了大型铸镜作坊遗址，并出土了6000余面战国至汉代的铜镜，其铜原料可能出自本地或楚地。

铸镜业变迁的历史原因

西汉初年，海内归一，中央官府在主要的矿山产地设有工官，由其掌握矿冶、铸币和兵器的制造，对地方的冶铸生产采取较宽放的鼓励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更令民铸钱……约法省禁”，各封国均设有地方官府作坊，拥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作为日用器具，铜镜生产受限更少，在矿产丰富的封国境内发展起地方铸镜业。

从山东临淄铸镜遗址来看，其性质可能为官私营兼有。全国各地铜镜看似大体相同，实则各具特色。除了都城长安，齐国临淄、长沙国长沙、吴国丹阳、楚国彭城也发展为铸镜中心，这些地方生产出极富地域特点的铜镜。长安铭文镜丰富，临淄盛产草叶纹镜，长沙延续楚镜风格。

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强化，分割削弱地方各王势力，很多封国被降格为郡，朝廷实行盐铁官营的垄断政策。“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各地青铜冶铸业被收归国有，制造业受限就直接影响到临淄的铜镜生产，部分地方铸镜受到掣肘，官府依然是冶铸业重要的行为主体。

西汉中晚期，博局镜上常有“尚方作镜真大好”等铭文，这表明官府对铸镜业的管理有所加强。尚方令一职在秦时就被设立，两汉时期继续掌管朝廷铸镜。《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皿。属官有……又中书渴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师古注:“尚方主作禁器物。”宫廷用镜工艺精湛，历来由尚方所制，铭文强调了其铸镜主体的地位，“尚方”类镜铭在全国范围大量出现，铜镜的统一性是当时朝政统一、思想文化统一的反映。

王莽时期，朝廷加强对经济的管控，实施“五均六莞”政策，“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皿五人，钱府皿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工商业者开采铜矿需进行申报，朝廷会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

这一时期的镜铭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尚方作镜”大量出现，“王氏作镜”“新家作竟(镜)”类镜铭都是新莽时期的标志性语言，一个细小变动就反映出政权的重大变局。镜铭从“汉有善铜出丹阳”变为“新有善铜出丹阳”，这宣示了政权的转移，也使丹阳铜的声名更加煊赫。

新莽末年(23)，北方战乱，东汉中心转移，长安铸镜业衰败，洛阳出现铸镜名师。东汉和帝以降，“戒郡国盐铁之禁，纵民煮铸”。由于青铜材料的丰富，冶铸技术的成熟，铸造业从官方向民间转移，铜镜的制作经营向着民营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各地铜镜的差异更加显著，孔祥星总结:“这一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流行连弧纹镜类、乳钉禽兽纹镜类、变形四叶纹镜类以及夔凤纹镜类，神兽镜和画像镜出土极少。

南方(长江流域)的神兽镜、画像镜获得发展。”广汉郡、吴县、山阴县依靠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和交通优势，成为铸镜中心。由于孙吴政权开发武昌，从江浙征调百工，武昌成为铸镜中心中的后起之秀。

镜师在铜镜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创造，镜铭中显示出更加丰富的铸镜主体，姓氏镜频繁出现。六安“张氏”、寿春“郑氏”“龙氏”所代表的“淮河流域画像镜”与山阴镜师“杜氏”为主体的“绍兴地区画像镜”呈现出不同风格，前者画面较疏朗，后者图案更繁复。

吴县镜师“朱师”“柏师”“周是”创制出画像镜，将“伍子青”“韩朋贞夫”等故事题材入镜，铜镜的地域性与各地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有关。官营、私营、私家作坊之间的竞争激烈，私人会采用“尚方造竟(镜)，在于民间”的铭文以抬高镜的品质。各地镜师也关注购买者的心理，镜铭中多有广告用语，用“服者延寿”“服者君卿”“服者富贵”等语言为镜宣传。

东汉末年，大批北方民众因躲避战火，流入江南，为南方带去了劳动力与生产技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地均有各自的铸镜中心，魏地彭城，蜀地广汉，吴地吴县、山阴县与武昌地区均生产出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年铜镜。通过赏赐和贸易，东汉三国铜镜被带往日本，对日本制镜业影响深远。此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基本沿袭了汉镜模式，除了开发佛像镜之外，制镜领域突破寥寥。

结语

冶铸业是国家工业的支柱，铜镜又是日用器具生产的重要一环。诚然，铸镜中心的选址常以矿场资源为先决条件，通过梳理汉代铸镜中心的分布与变迁，可发现其地兴衰与国家经济中心的变动密切相关。

随着两汉中心的迁移，铸镜中心也经历了重大转变，西汉时期为南北兼有，至东汉则在长江流域分布较多。各地镜种也并非大致趋同，而是同中有异，地域特征明显，镜式图铭深受各地文化熏染。

这些铸镜中心的辐射面甚广，会对周边的制造业、商业活动产生影响，从镜铭中可探知汉代人口迁移情况，铭文对国内海外的商贸交流也多有补证。在不同时期，国家对冶铸、手工业的掌控力度会影响铸镜主体、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东汉时期，铸镜主体发生了由官营向民营的转移，各类政策影响着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在镜中显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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