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杰：做好数字资产管理

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早在2000年于福建任职期间，就前瞻性地提出建设“数字福建”战略构想，并亲自挂帅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开启福建数字化转型之路，种下“数字中国”的种子。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创新，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谁能掌握更多数据资源、创新关键核心技术、释放数据潜能，谁就将赢得发展先机。

由经济日报社主管主办的《经济》杂志，是党的重要舆论阵地，是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渠道。

《经济》杂志联合B.P商业伙伴开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数字经济”系列访谈、活动等。相继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建伟、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尹继辉、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广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杰、B.P商业伙伴创始人兼总裁国秀娟、中国通信工业协会5G专业委员会主任孙伟等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全面论述我国数字发展取得的宏伟成就，深入思考新发展阶段数字中国的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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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推送“数字经济”系列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杰：做好数字资产管理》。

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加强公民数字化资产的保护力度，加大公益性数字资源的开放。

202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战略学会会员时杰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发展数字经济，要坚持法制化和市场化，规则先于交易。

记者：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22年既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也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那么数字经济如何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

时杰：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升级版，实体经济效率的发挥，有赖于数字经济的推进。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3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无论是量的扩张还是结构的改善，都有赖于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方面效率的提升。这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提出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原因：通过提升信息传输的速度，通过信息增大交换的规模和频率，提升全球资本的流动性和全球化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效率。

从全球化的经验来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有效融合，首先需要市场的扩大。基于比较优势背景下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催生了很多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全球的资金流催生了全球的资本流动以及全球的金融市场；全球的物流系统催生了全球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全球的信息系统催生了数字经济的诞生，从电商到以信息化数字化为基础的公司，无论是苹果公司还是特斯拉公司，都离不开数字化基础。今天，数字化有可能催生全球工业4.0，推动全球进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

记者：我国目前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位于什么样的水平？是否达到了国际标准？地区之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什么样的差异或特点？

时杰：20多年来，我国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就应用层次而言，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中上水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数字化贸易体系建设，包括京东、阿里、拼多多等；数字化金融体系建设，包括支付宝、微信，以及数字人民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全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和数字化相关的军用和民用基础设施，在应用层次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甚至超过了国际标准。

我国地区之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10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全国各地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硬件方面差异不是很大，但就使用效率而言，差异比较明显。

这个差异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发展程度有关，准确来说与当地的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相关。如果一个地区的金融和贸易越完善，一个地区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发挥的效益就越大。

记者：技术制约是阻碍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您认为应该如何发力实现技术攻关？

时杰：突破我国当前数字经济卡脖子的技术制约，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助力技术攻关：

1

从国家战略的层次要高度重视技术攻关，在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取得了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的基础上，仔细梳理目前技术制约的基本要素，制定攻克这些技术难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国家战略层次上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更多的是制定相应的规划与标准，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

2

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突破我国当前数字经济的技术制约，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标准的制定，通过更广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实现在技术突破方面的多方共赢，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技术突破的跨越式发展。

3

要更加注重对内放开，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降低数字经济技术攻关的门槛，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到技术攻关过程中。从需求侧而言，对于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在政府采购方面要注重国内采购的公平性，在国内市场上，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推动产学研用，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4

要更加注重资本市场对于技术攻关的积极作用，技术攻关往往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和多阶段性的特点，无论是对外加大开放力度，还是对内放开，都离不开多层次资本的投入。因此在数字经济技术攻关过程中，应搭建与之相适应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充分利用当前国际市场和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分配的有利局面，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技术攻关的支撑作用。

记者：6G技术的突破将会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时杰：6G技术的突破，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从理念到组织体系及技术方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

6G技术将会突破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例如一个社会发展的财富不再是以物质财富来计量，而更多的是一种数字化的财富，包括拥有的数据的总量和数据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

2

6G技术的突破将会对现有的经济组织架构产生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具有高技术门槛和组织门槛的高端服务业，出现了分布式多中心扁平化的趋势。

3

6G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从技术层次上会对日常经济社会新场景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记者：电子数据具有易删、易改、易复制等特性，现有网络安全技术难以保障互联网上高价值数据的高效安全、广泛有序流转。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对数字资产的监管？

时杰：数字技术具有公益性和隐私性的本质特点。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要从法律层面更加明确相关数字经济的法律和法规。例如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民法典》，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公民个人隐私和电子数据加大法律保护力度。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要开展广泛的司法救援，更加注重公民个人电子数据隐私的保护和法律救助。

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法治意识，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数据要加大公开透明的力度，打破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提升行政效率。同时对于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数据，要建立严格的分级管理、授权体制，在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建设过程中，要把握公民个人隐私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平衡。

当前阶段，在我国公民个人隐私比较容易受到侵犯的情况下，要更加注重公民个人隐私以及个人数据的保护工作。除非在特殊时期，并且对这些特殊时期做出特殊的限定，否则不允许对公民的个人数字信息进行曝光和肆意修改。应该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予以规范，加大相应的法律救济，避免过度授权导致侵犯公民个人数字权利的情况恶化。

记者：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崛起的一大批数字经济科技公司使我国已经发展成为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大国，那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数字经济强国？

时杰：推动我国从数字经济大国走向数字经济强国，要走坚持法治化和市场化、规则先于交易的发展道路。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首先就是法治经济，要坚持法治化的原则，通过国家层面加大立法、司法、执法力度，不断完善相关法治化的组织体系，既要监管看得见的手，也要监管看不见的手，政府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做裁判员，尽量少做运动员。尤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府更要有所作为，加强公民数字化资产的保护力度，加大公益性数字资源的开放。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减少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管制。无论是在贸易环节、金融环节，还是在相关市场主体的审批环节，都要更加贯彻市场化的原则，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相关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效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数字物质和数字文化需要。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陈希琳，实习生李丹阳）

编辑：张怡 检校：谭冉

审核：刘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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