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充分认识佛教文化对诗歌的影响，为新诗发展注入新的内涵

文/吴传玖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佛教文化思想概莫能外；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及时发现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因而一些僧人在传法示道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诗的体裁，或宣扬佛教哲理，或表达方外情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而在唐代出现的以佛教教义为底蕴的僧诗对唐代整个文化走向繁盛做了一个准备，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从诗歌的历史变迁来看看佛教文化对中国整个诗歌影响的一个历史过程。

在魏晋时期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玄言诗。而影响此种诗的即是佛教的般若学。进入南北朝后，诗风一变，两晋的玄言诗逐渐为南北朝的山水诗所代替,而山水诗之集大成者，当推晋宋之际的谢灵运。而谢灵运则是南北朝佛教涅盘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所谓“空王”，亦即般若性空学说。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抒情诗进入黄金时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繁荣，僧诗也进入了全新的、也许是最高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少僧人都有着很高的诗歌创作成就，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无可、皎然、齐己等，都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手法更加多样，带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诗僧齐己

据统计，《全唐诗》共收诗人2200余人，诗歌900卷，而其中诗僧即占100余人，64卷。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唐代那么多著名的诗人也同样受着佛教文化深深的影响，其中最甚者就是王维，留下了许多富有禅意，影响深远的禅诗。

最有名的当推《终南别业》和《过香积寺》，被视为是禅诗的代表作。王维把禅学南宗的这一思想融入诗中，通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形象画面，表现出他默契南宗“任性”、“无住”之旨的生活态度，人们既可以从中欣赏诗句本身的自然韵味，又可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情趣。

考察这些诗僧的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便是其中对大自然的表现。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诗歌的宝库里，在僧诗中有着集中的表现，其美学价值是非常独特的。与这种内容和境界相适应的，是僧诗的风格往往平淡自然，不带浮躁感，不带烟火气，恬适平和，设色素淡，人与自然完全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另外，僧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宣扬佛理的。有不少把深邃的佛理联系着现实的人生，出之以形象的语言，运用了生动的比喻，显得深入浅出，发人深思，耐人寻味。尤其是一些作品能够把理念完全隐藏在形象之中，深而思之，则宕开一境，即使从表面上看，也不失为佳作，就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心智的果实。

宋代以后，僧诗基本上没有更大的发展，但在不同的时代，也还有着不同的特色。元代的马臻，张养浩，明代的唐寅，杨慎，汤显祖，清代的读彻，曼殊等都是著名的诗僧。清代文人写佛教诗歌的更多，许多文人常以佛教思想排遣抒发内心苦闷，如吴伟业，钱谦益，龚自珍等。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诗词，就有浓厚的佛教思想。

而清代康熙时期的纳兰容若及西藏的六世达赖，被誉为情歌王子的诗人仓央嘉措，他们当时创作的近乎新诗体的口语诗歌亦是卓具浓厚佛教文化思想的诗歌佳作，至今仍为后人传颂。综上所述，充分反映了诗僧与中国诗歌发展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反映了诗歌在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那么，联系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诞生的百年间，佛教文化对中国新诗影响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应该怎样充分认识佛教文化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 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新的内涵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要回到佛教与诗歌文化的历史源头进一步充分认识佛教文化与诗歌的关系。这就是如前所述，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她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联系其与新诗发展的现实，做一些恰当的分析与认识。

这就是佛教新诗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新诗的兴盛时期，但其精神传承则是从传统的佛教诗歌而来。自清末开始“诗界革命”的口号，宣告诗歌样式未来发展方向的转折。而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就是新诗体式的探索与逐渐成熟。

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杨文慧，章太炎等人承晚清思想的伏流，而掀起一场佛学复兴思潮。使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又得到明显的加强。佛教文化在一批现代文学家思想上和作品里均有不同的表现。如鲁迅，周作人，宗白华，郭沫若，老舍，郁达夫，许地山，废民，朱湘，丰子恺等等，在浸染佛教文化的作家诗人中，大都思想驳杂，专以禅诗闻名的诗人并不多见。

以诗才闻名的苏曼殊与李叔同虽后来都步入佛门，但所写的诗作，仍归为旧体诗之列。虽然，新诗建设一开始就是以“启蒙”的革命者姿态出现，但也因为过分摒弃传统文化，一味以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为旨要。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而造成“思想大于审判”的毛病。当然也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危险倾向注重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的现代性，有选择地吸取佛教文化的精华，如京派作家的禅境诗歌（尤以废名的作品最为突出）。

但是从整体来看，无论是新诗产生以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及至现在，反映佛教文化方面的新诗无论从数量和质量都远远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一是从事这方面诗歌创作的诗人极其有限，二是发表这类诗歌作品的园地也极其有限。

应该说这方面从事旧体诗诗歌创作的诗人和诗歌作品数量亦远远超过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和诗歌的数量。据我了解，目前有影响力的诗人当推峭岩先生。他的爱情诗歌长卷《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就是一部充满禅意，禅思，禅悟，禅味，禅趣的优秀诗歌读本。

当然还有官方与民间的一些诗歌组织与诗人也在孜孜不倦，潜心创作了不少这方面的优秀诗歌。我以为比较有气象的当推北京的仓央嘉措诗社及其有代表性的诗人金罡先生。他正在筹划出版中的《仓央嘉措史诗》，也是一部充满禅意，禅思，禅悟，禅味，禅趣的优秀诗歌读本。

那么，根据现实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传承中国优秀的佛教传统文化，让它在中国新诗的创作中真正具有一席之地呢？我个人以为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僧人中倡导运用新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构筑形象；另一方面是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通过对从事新诗创作的广大诗人的影响，反映到新诗的创作中去，从而构成独特的文学景观。

禅宗的根本精神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从佛性之不可言说，进一步认为一切思想、感情、意念、感觉等都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说出，就成为相对的，无法完全表达其本意，而诗歌则一定要求用语言表达心灵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二者似乎不在同一层面上，无法沟通。但实际上，诗禅相通不仅被古今创作实践所证实，而且也引起了批评家的浓厚兴趣。这说明，诗禅自有相通的内在机制，它大约应该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禅和诗都注重内心的契悟。禅宗本是高度主观化的哲学，境由心起，物由心生，是它的基本倾向，诗则在各艺术部类中，最为强调独任性灵，张扬个性。另外，在诗歌中，情与景是一对普遍存在的范畴，但批评家更重视情对景的统帅作用，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

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也强调主观性。志之所之，诗之所形。谈禅则禅，谈诗则诗。”确是比较了禅、诗关系后的有见之言。

第二，禅和诗对语言都有近乎相同的特殊要求。当然，禅的最高境界是放弃一切语言，如果一个眼色或一种动作就能使学者开悟，那是再好不过的。诗在语言的运用上虽然有不少其他特点，但在结构组合上往往不作承接或因果式，而是赋予极大的跳动幅度，以给读者创造一个充分想象的空间，却与此非常相似。

这一点，从句法上看，从效果上看，则使作品更加具有了言外之意。

第三禅和诗在传道方式或创作手法上，都特别注重比喻和象征，这和语言的运用是互相联系的。说禅写诗都需要机智，而善于比喻和象征正是高度智慧的表现。众所周知，苏轼是比喻的大师，他的“雪泥鸿爪”的比喻暗含禅理，已是公认的。至于说比喻和象征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更是举不胜举。

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注重内心契悟，还是在语言、比喻、象征等方面的特色，就中国诗歌的发展来看，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似乎可以说，自从诗人受到禅学的影响之后，运用得更加自觉了。

总的说来，禅和诗虽然有着相通的机制，但诗受禅的影响更大些。这最主要地表现在以禅入诗上，也就是说，禅给予诗的往往是既空灵又密致的思理。而这种思理的上乘又排除了枯涩的义理，更倾向于追求象外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契合了传统诗学中的含蓄，但又赋予了新的内涵。王维诸人的作品，就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这种境界。如同文学批评史所已经昭示的那样，以禅入诗的结果确实丰富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宝库，也给诗坛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另外，在诗歌批评上，禅学的渗透为诗学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如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并与某些时代的创作风气产生了密切关系的一些术语：“妙悟”“境界”“饱参”“活法”等，都来自于禅学。

佛教进入中国以来与中国诗歌彼此影响，互相融合，给中国的文化史上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以后的文化走势，特别是中国新诗的多元文化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