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黄宗羲“诗史相表里”思想论析——史学本位的考察

黄宗羲像

摘 要：在明清易代特殊历史背景下，黄宗羲发展了传统的“诗史”观，提出了“诗史相表里”的重要命题，具体包括以诗记史、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寓史识于诗作四个方面的内涵。黄宗羲将诗、史打通，突出“史”在“诗史”论中的本体论地位与意义，认为在社会离乱、历史记载缺略的情况下，诗歌不仅具有记录历史和叙述时事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补史之缺，完善历史记载。同时，诗歌还可以匡正历史记载之误。黄宗羲寓史识于诗作中，他的诗学观深受自身史学理论的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也隐含着深刻的褒贬寓意和对明亡的痛切反思。

关键词：黄宗羲；诗史；以诗记史；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寓史识于诗作

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黄宗羲有着哲人的头脑、史家的理性和诗人的性情，他继承前人“诗史”观的精髓，首次提出“诗史相表里”的思想，拓展了“诗史”观的内涵，成为中国文学史、史学史以及思想史的宝贵遗产。然迄今为止，人们对黄宗羲“诗史相表里”思想的研究一直都局限在诗学或者文学的范围内，没有放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遮蔽了其“诗史”观中所体现的史学价值。实际上，如果从史学的角度看待黄宗羲的“诗史相表里”思想，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思想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文史关系”，其思想价值如同“经史关系”“子史关系”一样，值得深入探讨。

一、“诗史相表里”思想的提出

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将“史”与“诗”连接在一起的是孟子，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认为记载周王朝风化之迹、具有讽咏教化作用的《诗》消亡后，《春秋》这类具有褒贬作用的史书产生，言外之意是说《诗》具有保存“王者之迹”的作用，所谓“《春秋》何以代诗而兴？因为诗也是一种《春秋》”，“显示出诗歌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但孟子并未将“诗史”合称。“诗史”作为“文史关系”而进入人们的视野，首见于唐人孟棨对杜甫诗歌的评论，他认为杜诗“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其后宋祁也指出杜诗“善陈时事……世号诗史”。他们称杜甫之诗为“诗史”，主要强调杜诗记载了唐代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并体现出深刻的家国情怀。其后，“诗史”观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元代杨维桢云：“世称老杜为诗史，以其所著，备见时事。予谓老杜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在他看来，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不仅“备见时事”，而且继承了《春秋》“微言大义”，褒善贬恶，辞约事丰，婉而成章。明代许学夷则云：“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他认为杜诗被称为“诗史”，靠的是“述情切事”，也就是备述时事、感伤乱离、指摘时弊的思想性。由此观之，自唐至明，人们讨论“诗史”，强调诗歌在记载时事的基础上寓意褒贬、讥刺时弊。

明清易代之际，“诗史”观又有了新的突破，主要“着眼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吴伟业说：“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在他看来，诗歌具有反映世运升降、时政得失的功能，这种功能与史之功能是相通的。钱谦益也极力为“诗史”张目，他上溯《诗经》，认为三代之前，诗史不分，“《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指出“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认为三代以后，诗与史虽然有了分别，但“史是诗之本”，古代诗歌具有关注现实、重视历史的创作传统。他还以阮籍、杜甫、汪元量等人为例，肯定乱世对“诗史”的成就作用。他认为，越是乱世，越能够唤醒人们对历史及现实的关注，并融于诗歌创作之中。而乱世之史料留存难度较大，容易造成“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的情况，此时诗歌中所记载的一些内容便可以对史料进行补充，“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

“诗史”观念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但“诗史”所强调的，始终是诗歌对历史的记载和保存。越是国破家亡、史料匮乏的乱世，越能够凸显出“诗史”的价值。明清之际，风云动荡，世道乱离，这为“诗史”观念的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也催生了黄宗羲的“诗史相表里”思想。

“诗史相表里”这一命题，出自黄宗羲的《姚江逸诗序》：“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芥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齐蓬户于金闺，风雅衮钺，盖兼之矣。”黄宗羲直接把“诗”与“史”的关系追溯到孟子的论断，明确提出“诗史相表里”这一概念，并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提出“史亡而后诗作”，以呼应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他以元好问的《中州集》和钱谦益的《明诗选》为例来论证这一关系，认为他们深得“诗史”之遗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中州集》和《明诗选》的编纂体例都是以作家时代先后为序，以诗系人，以人系传，即以史为大纲，以诗为细目，其目的都是保存一代文献免于湮没无闻，“论次昭代之文章，蒐讨朝家之史乘”。黄宗羲举此二例，意在表明“史”是诗歌尤其是易代之际丧乱诗歌所记述的重点与核心，史是诗之里，诗是史之表，“诗史相表里”不仅“借诗之体发千古兴亡之叹”，而且记载历史内容，是“史”的载体，具有“以‘诗’留存一代之‘史’”的作用。

黄宗羲“诗史相表里”的思想，有着复杂的诞生背景。首先，这一思想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转变相关。明清之际的民族冲突与政权动荡，激发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学者号召复兴诗教传统，呼吁发挥诗歌针砭时弊、指摘时政的现实主义功能。反映在“诗史”观上，便是要求将诗歌的创作重心转移到描绘时事、反映变革上来，同时在创作方式上也讲求“实录”，并通过“诗序结合”的方式加强诗歌的纪事功能。当时的学者注重将“史”之叙事与“诗”之比兴结合起来，在叙事诗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黄宗羲自称“余多叙事之文……所载多亡国之大夫”，贯彻到诗学理论中，就是主张以史书的叙事手法将社会现实投射于诗歌之中。其次，这一思想也与易代之际士人心态的变化有关。

梁启超指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一批人物“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明清易代之际，学者具有浓烈的民族情感，他们不再简单地为艺术而创作，而是努力以诗歌的形式将时代的震荡与世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黄宗羲“始为党锢，后为遗逸，而中间陵谷崎岖”的跌宕生平，“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的道义与民族气节，使他能够自然而然地把“诗史”当作保存文献、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

最后，这一思想也源自浙东学派的重史传统以及黄宗羲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浙东学派“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特别重视史学，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开山，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征存故国文献，诗文均体现出“史性”。作为史学家，他有着“以经史为本，务博综尚实证”的学术理念，并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史学家的身份使他能够认同“诗史相通”，而文学家的身份又使他自觉地将“诗”“史”相结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黄宗羲“诗史相表里”的思想得以诞生。

《南雷诗历》书影

二、以诗记史

以诗记史，强调的是诗在记录、叙述历史和时事中的作用。黄宗羲曾言：“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在他看来，诗道广大，不仅反映“一人之性情”，而且记录“天下之治乱”。诗歌可以抒发感情、记载史事、褒贬人物、反映治乱兴亡，具有“记史”的功能。他评价万泰所作诗歌为“诗史”，根本原因就在于万泰之诗具有“以诗记史”的特点：“《续骚堂》《寒松斋》《粤草》，皆遭乱以来之作也。避地幽忧，防死问生，惊离吊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遗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诗，亦遂凄楚蕴结而不可解矣……故先生之诗，真诗史也，孔子之所不删者也。”在黄宗羲眼里，万泰的诗歌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变迁和逸民遗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皆非史之所能尽矣”，具有记录、保存史事的价值，是“真诗史”。

黄宗羲有“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思想，强调史书在承续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黄宗羲惋惜南宋灭亡时陆秀夫的《日记》、邓光荐的《填海录》以及后来吴莱的《桑海遗录》没有存留人间，以至于《宋史》所载二王事迹极为简略。这让他感到，文献不能存留后世，历史就会湮没无闻，因此他特别注意辑录记载风物与人事的诗文，以达到“以诗记史”的目的。他曾辑录《姚江逸诗》，并把这一工作与撰述史书——“作史”相联系。

姚江即余姚，是黄宗羲的乡梓之地。他认为辑录乡邦诗文以保存乡邦历史非常重要，《姚江逸诗序》云：“世人好言作史，而于乡邑闻见，尚且未备，夸诬之诮，容讵免诸？”在黄氏看来，“世人好言作史”，但“乡邑闻见”都搜罗不全，怎能写出信史？他看到“数百年以来，海内文集，列屋兼辆，而姚江独少”，担心因文献不足而导致余姚之史散佚，因此他数十年如一日，搜罗诸家诗歌，“凡关涉姚江者，必为记别”。在他看来，乡邦诗歌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变革和人物事迹，人们可以据此“观盛衰之故”。他把自己辑录《姚江逸诗》的工作与元好问的《中州集》和钱谦益的《明诗选》相比附，目的就是记录保存历史，以保证乡邦史事“因是编而不逸”。

在“以诗记史”观念的支配下，黄宗羲编辑《姚江逸诗》，以时代为序，用15卷的篇幅，收录了南齐至明余姚历史上135位诗人的诗作1337首，并为每一位诗人立一小传，以诗系人，诗与史呼应，使得乡邦前哲所作之诗与其人其事，无不完美具备。这些“逸诗”从不同角度填补了余姚历史的空白，使后人在了解余姚风土人情、历史人物、社会变迁及精神世界时有迹可循。如果与其他历史记载相对照，“颇足以补史事之阙。在黄宗羲眼里，诗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记史”的意义甚至可以和史书相比拟。

黄宗羲本人在诗歌创作中，同样体现出“以诗记史”的观念。他一生创作的诗篇数量众多，自称“积数十年之久，亦近千篇”。这些诗歌主要存于《南雷诗历》《吾悔集》《匡庐行脚诗》以及后人汇集的《南雷诗补遗》中。综观黄宗羲的诗作，征存文献，记史存史的功能特别突出。

《南雷诗历》是黄宗羲的个人诗选，他把自己的诗集称为“诗历”，本身就有“以诗为史”之意，所谓“南雷诗历”就是“南雷诗史”。明清易代，黄宗羲“经历变故”，于是根据“身之所历，目之所触”，付之于诗，动之以情，书写易代之际真实的社会生活与历史场景。

首先，《南雷诗历》以诗的形式，展现了一部南明志士反清的斗争史和心灵史。《南雷诗历》咏诵的明清之际历史人物有万泰、陆符、沈寿民、刘宗周、吕留良、祝渊、徐枋、申浦、钱谦益、张煌言、万斯大、万言、仇兆鳌、蒋弘宪、唐彪、顾宪成、张晴峰、陈赤衷、郑君接、傅均、徐元文等，共计百余人，这些人在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下，或奋起抗争，或隐居不仕，或随波逐流，皆为“故国之铿尔”。黄宗羲不忍看到他们的事迹湮没无闻，更不忍看到他们内心的挣扎“荡为冷风野马”，于是以强烈的爱憎与一腔热血倾注于诗句之中，歌之咏之，“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皆恻隐之流动也”，真实描述了乱离之世士人的内心剧变和所作所为，并希望能够“以诗存史”，保留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其次，《南雷诗历》还是黄宗羲个人的一部精神史，反映了他一生坎坷的经历。黄宗羲在《题辞》中提醒人们：“但按年而读之，横身苦楚，淋漓纸上，不可谓不逼真。”在黄宗羲眼里，《南雷诗历》就是自己的编年史，从血气方刚到垂暮之年，一生所历之事，在诗中一一可辨。从东林党祸到国破家亡，从隐居避乱到访书讲学，从流离失所到师友交往，均有诗作存留。仅就黄宗羲个人生活而言，《南雷诗历》就有真实反映。自顺治十年（1653）浙东抗清斗争失败后，黄宗羲为躲避清廷“缉捕”，挈妇将雏，四处避难。顺治十二年（1655），爱子寿儿夭殇，黄宗羲万箭穿心，写多首诗悼念，如《至化安山送寿儿葬》《梦寿儿》《闰五月十六日梦寿儿》《初度梦寿儿》《上寿儿墓》《思寿儿》等。顺治十三年（1656）四月，二媳妇孙氏卒，黄宗羲有诗《再入化安山送子妇孙氏葬》以纪之；同年五月，一孙不幸夭折，黄宗羲忍痛作诗，发出“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的悲慨。康熙元年（1662）二月，黄宗羲“旧居”龙虎山堂遇火灾；五月，黄竹浦故居又失火。黄宗羲作《壬寅二月中遇火次陶韵》《五月复遇火》诗以纪之。如此遭际，均一一笔之于诗，足见《南雷诗历》就是一部反映黄宗羲坎坷生命历程的“逼真”之“史”。

黄宗羲倡导“以诗记史”，不仅提倡作诗要承载“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事变之淤隆，物理之盛衰”，反映天道人事的变化、历史事物的盛衰，而且主张表达真性情，“一写性真，不假粉墨”，情随事转，事因事变，但要做到“真意之流通”，与社会、人事相融洽，以一种真诚的感情，去触碰、发掘史书所未及的细微之处。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黄宗羲强调诗歌“一写性真”，与史学求真一脉相承，目的无非就是“以诗记史”，保留下时代的变迁及诗人对时代变迁的真情实感。

三、以诗补史

黄宗羲重视诗歌在保存史料、反映历史事件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又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的论断，丰富了他“诗史相表里”思想的内涵。他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说：“今之称杜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黄宗羲对“诗史”观的新贡献。黄宗羲之前的学者论“诗史”，一直局限在诗学或者文学的语境中，而黄宗羲这段话却突出了“史”在“诗史”论中的本体论地位。他分析“诗史”问题，已然跳出了诗学文本的限制，转到了“史学”或“历史”的语境中，提出“以诗补史之阙”“史亡而后诗作”，因此眼界更加开阔。这是黄宗羲对“诗史”观的新发展。

黄宗羲认为，历代以杜甫诗歌为“诗史”的人，强调的无非是两项内容：一是杜诗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二是为杜诗作注时，以历史记载来印证杜诗的内容，即“以史证诗”。但是，“以诗补史”——以诗歌裨补历史阙漏的价值却被人们忽略了，而这一点恰恰是“诗史”论的核心。有鉴于此，黄宗羲高屋建瓴地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体认“诗”与“史”的关联，他认为，历史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史事层面的内容，即具体的历史人物的作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二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即名教的存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但是，东观、兰台等官修史书机构，“但记事功”，于精神层面的内容却不甚措意，特别是在王朝离乱、蛮夷滑夏之际，史官散落，事功无人记载，名教与历史人物的情操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更是湮没无闻。在这种情况下，“史亡而后诗作”，民族之记忆、人物之情操端赖亡国诗史而得以保存。可见，黄宗羲所谓“以诗补史”，不光强调离乱之际诗歌保存历史的纪事功能，而且强调其所具有的精神价值，诸如历史人物的爱国情操、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对治乱兴衰之由的叩问，等等。

作为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黄宗羲的身世使他认可“乱世出诗史”的观点。在他看来，诗歌不仅能够“记史”，还能够补充史料的缺失、完善史料的细节。他认为，朝代更迭之时，历史记载极易缺失，加之个人视野有限，“天下之大，四海之众，欲以一人之耳目，江湖台阁使无遗照，必不可得，不胜其逸者之多也”。这种情况很容易使黄宗羲所赞誉的亡国人物的“血心”散落殆尽、付之东流，“史于是而亡矣”。因此黄宗羲注重保存历史文献，尤其十分重视乱世诗歌的价值。他曾反复指出诗文在补史方面的作用：“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亦谁命之？而不谓之国史，可乎？”他还说：“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乡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钜卿之事以述志，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尔，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他秉持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观点，提出“史亡而后诗作”的命题，认为亡国人物于戎马倥偬、颠沛流离环境下所作的野制苦语，正可补正史之缺漏。

由此，他进一步举例来证明“以诗补史”的论断：“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哭，犹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矣。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密之十余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景炎、祥兴是南宋两个末代皇帝赵罡、赵昺的年号，因二人为亡国之君，元修《宋史》，没有给他们立本纪，然而文天祥的《指南录》《集杜诗》作了真实的记载；南宋灭亡，宫室北徙，其中的凄惨场景，不见于史书，而汪元量（水云）的《亡宋宫人分嫁北匠》一诗对此有真实的描述。

如果没有林景熙的《白石樵唱》、谢翱的《晞发集》，就无法得知林景熙、唐珏等人葬六陵遗骨事；陈宜中、黄震宋亡后隐居，也是诗歌记载其心境和死迹。如此等等，这些历史情节都是史书所没有记载、而依靠诗文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这些人的诗文自然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缺漏，具有补史的功能。至于明朝灭亡，明遗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依靠黄道周（石斋）、屈大均（介子）、吴钟峦（霞洲）、钱肃乐（希声）、张煌言（苍水）、方以智（密之）等人的诗作而存留了下来。黄宗羲强调，“从亡之士”“草泽之民”的诗作尽管是“野制遥传”，但在记载历史方面应该引起人们重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许多史事仅赖他们的作品得以保存。

需要指出的是，黄宗羲“以诗补史”观点中的‘诗”，有着特定的范畴。这类诗应有“惩劝之法”，所谓“惩劝之法亡矣，故曰‘诗亡’”。诗歌能够寓意讽谏，“赏罚行于其间，藉以为移风易俗之事”，使“甘苦辛酸之迹未泯”，才可以在正史断裂之时予以接续。《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所提及的作品，均符合这样的要求，因此黄宗羲将它们视为能够补史之诗。这些易代之际的诗歌均非正史，但无一例外都记录下了那一时代的动荡兴废、风云突变，并且蕴含着反抗强暴的民族精神与血性。其内容“皆非史之所能尽”，对正史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黄宗羲不仅倡导“以诗补史”，而且付诸于实践，其大部分诗作都具有补史的作用。他曾作《感旧》十四首，均可与史书记载相印证，补史之功不可没。如“高谈不见陆文虎，深识难忘刘瑞当。岂料一时俱夺去，浙东清气遂销亡”。回忆了崇祯年间黄宗羲与陆文虎、刘瑞当等人在浙东组织复社分社昌古社的情景，并寄托悼念亡友之情。又如“刘门弟子祝王称，亦谓捐生似近名，今日风波无畔岸，自惭不值一钱轻”。

记载了刘宗周弟子暨诗人祝渊、王毓蓍在明亡后自杀殉国的事迹。再如“南都防乱急鸱枭，余亦连章祸自邀。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记录了崇祯十一年（1638）黄宗羲与复社名士发表《南都防乱公揭》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阮大铖于弘光初年掌权后杀害复社骨干周镳的历史故事。像这样描述明末清初仁人志士所作所为的诗歌，在黄宗羲的诗文创作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其希冀“以诗补史”的思想跃然纸上。

黄宗羲的“诗史”观，根柢经史，言之有物，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大变动时代的特点和遗民的悲情，其诗论强调“以诗补史”，体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情怀。他经史基础雄厚，创作的许多诗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记载了那个“天崩地解”时代的历史，其诗可作“诗史”看，也可作“史记”读。

《四明山志》书影

四、以诗证史

除“以诗补史”外，黄宗羲还倡导“以诗证史”，将“以诗证史”纳入到“诗史相表里”思想体系中。“以诗补史”强调的是以诗歌补史之阙，是对史料的完善，而“以诗证史”则强调以诗歌正史之误，是对史实的匡正。黄宗羲“以诗证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古人之诗证史，二是以自己之诗证史。

黄宗羲晚年非常欣赏南宋末学者谢翱的诗文，把谢翱引为知己。谢翱的《西台恸哭记》通过哭祭文天祥而抒发亡国之痛，“其中多忌讳隐语”，后人难知其史事和寓意。为此，黄宗羲作《西台恸哭记注》，补充史事，阐发幽隐，其中多有以诗证史之处。如《西台恸哭记》云：“公（文天祥）以事过张睢阳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这是谢翱追述文天祥兵败被俘，押解大都途中，经过唐代张巡、颜杲卿抗击安史之乱叛军处，作诗明志。黄宗羲直接引用文天祥《指南后录》中吊张巡、颜杲卿之诗以证史事不虚，并揭示谢翱追述文天祥事迹的真情实感。谢翱多次登台恸哭文天祥，其第二次登越台（绍兴大禹陵）哭祭，《西台恸哭记》只记载了一句话：“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黄宗羲以诗证史，根据谢翱《别唐玉潜》一诗以及林景熙《酬皋父见寄诗》中所云“行行古台上，仰天苦所思。余哀散林木，此意谁能知”考证出此次哭祭文天祥者，除谢翱外还有唐珏（字玉潜）和林景熙。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谢翱第三次登严子陵钓台之西台哭祭文天祥，据黄宗羲考证，同哭者有吴思齐、严侣、冯桂芳，对于这段史实，黄宗羲多次引谢翱《西台哭所思》《江上别友诗》、吴思齐《拟古诗》等诗歌以证之。如《西台哭所思》：“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唯应赋《八哀》。”就淋漓尽致地记载了谢翱悲悼文天祥时内心的哀痛。谢翱的《西台恸哭记》经黄宗羲注释，以诗歌证史事，把谢翱的大义和文天祥的正气贯通起来，展现了亡国士人的慷慨悲歌，不仅还原了文天祥、谢翱等人抗元的历史，而且诠释了他们泣血崩泪的“心史”。

饶有趣味的是，黄宗羲除以古人之诗证史外，他自己还创作了很多诗歌以证史。他作《四明山志》，将实地考察与诗文记载相印证，“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屐痕。因以足之所历，与记传文集相勘”，考证精良，成为名志。《四明山志》分名胜、伽蓝、灵迹、九题考、丹山图咏、石田山房诗、诗括、文括、撮残九卷，其中“九题考”便体现了他以诗歌形式对四明山相关文献古迹所进行的考证。所谓“九题”，是唐代陆龟蒙和皮日休作《四明山诗》所题咏的四明山的九处风景典故，即石窗、过云、云南、云北、鹿亭、樊榭、潺湲洞、青櫺子、鞠侯。后世在提及四明山这九处景物时，都以此为渊源。但黄宗羲通过实地考察，认为陆龟蒙和皮日休并未亲至四明山，“推寻诗迹，常致参差，彼作诗者，未历嵚崎”。

后世以陆、皮《四明山诗》为凭据体认四明山景物，自然相去甚远。因此他考证陆、皮之失，作“九题考”，并作“九题诗”与“九题考”相系，“冯虚摭实，使好事者无迷山迟响之惑”。如“鹿亭”一景，陆龟蒙写诗云：“鹿亭岩下坐，时领白麛过。”皮日休写诗云：“鹿群多此住，因过白云楣。”黄宗羲以诗考证：“鹿亭何自置？千古仰仁名。久矣忘机械，蠢然托死生。朝饥开药院，秋冷侍茶铛。纵使归山去，长来月下鸣。”鹿亭之名，源于梁代。当时的隐者孔祐在此救了一头中箭的鹿并为其养伤，伤好鹿去，孔祐便在寺宇一旁修筑了鹿亭。陆龟蒙和皮日休不通故事，以为“鹿亭”乃白鹿聚集之处。黄宗羲“鹿亭”一诗以孔祐救鹿相证，彰显了这一景物真正的历史内涵。黄宗羲在考证基础上创作诗歌，纠正前人之误，得到高士奇的赞赏，他说：“黄梨洲征君身履岩岫，考之书传，辨证详明，复为《九题诗》，正皮、陆之误。”黄宗羲以诗证史，纠正陆龟蒙、皮日休描述四明山景物的错误，得到人们认可。

鼎革之际的历史撰述受多重因素影响，脱漏、曲隐、篡改、瞒骗等现象层出不穷。黄宗羲生当其时，对此深有感受：“桑海之交，纪事之书杂出，或传闻之误，或爱憎之口，多非事实。”全祖望也说：“其时著述者，捉影捕风，为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笔，不无所左右袒。”这些舛误与讹谬，成为后人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障碍。黄宗羲重视考证，他创作的很多诗歌都记载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后人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极大帮助。如他对钱谦益的描述，就为我们全面认识钱谦益提供了佐证。他的《钱宗伯牧斋》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

平生执纪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钱谦益降清，名列贰臣，多为时人所不齿。乾隆下令将其列入《贰臣传》，称其“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但钱谦益到底是怎样的人呢？黄宗羲的《钱宗伯牧斋》一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钱谦益形象。首先，黄宗羲肯定钱谦益在文学领域的卓著贡献，“四海宗盟五十年”与《思旧录·钱谦益》中“主文章之坛坫者五十年……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矣”相呼应，表明钱谦益文坛巨擘的地位不可撼动。其次，黄宗羲以其所见所闻，为后人描述了钱谦益晚年凄凉生活。钱谦益降清，自觉毫无尊严，晚年患病，生活一落千丈，黄宗羲前去探望，钱谦益在病榻前“以丧葬事相托”，并恳请黄宗羲代笔作文，求得润笔费来偿还文债。

这些都被黄宗羲融汇在“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两句诗之中。而钱谦益的妻子柳如在钱谦益去世后也因不堪忍受经济的困顿而悬梁自缢，黄宗羲以“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两句诗寄托了自己的无奈。作为钱谦益的平生知己，黄宗羲的这首悼亡诗，丰富了钱谦益的形象，使后人得以透过历史的迷雾，去触摸真正的钱谦益其人其心。

总之，黄宗羲不满自唐代以来注释杜诗“但见以史证诗”的局面，不仅以古人之诗证史，而且创作了大量诗歌，考证史事，记录历史，为后人考史准备了材料。白寿彝先生说：“反映历史情况的诗篇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善于发现，不少诗篇都可供我们做研究之用。”黄宗羲以诗证史，给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诗文证史指示了路径，其启示意义弥足珍贵。

钱谦宜书影

五、寓史识于诗作

黄宗羲一生，尊经重史，他的“诗史相表里”思想不仅体现在“以诗记史”“以诗补史”“以诗证史”等方面，还体现在“寓史识于诗作”中，其诗学观深受其史学思想影响，其诗歌创作有着很强的褒贬寓意和深沉的历史反思。

其一，诗学观受史学影响。黄宗羲是经史大家，经史之学造诣精深。他一生都强调以经史为根柢的治学路径，其诗学观也深受经史之学的影响。他曾说：“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又说：“昔之为诗者，一生经史子集之学，尽注于诗。”在他看来，只有精通经史，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他还指出，作诗必须熟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练，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耳”。由此可见，黄宗羲主张诗歌创作必须本之经史，在经史之学中汲取营养，由经史入诗，才能写出激荡千古的诗作，否则便是“僻固而狭陋”。黄宗羲还提出要以“真伪”来判断诗歌的价值，《南雷诗历·题辞》云：“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黄宗羲的诗之真伪论，既有情感之真伪，又有内容之真伪。情感之真伪属于美学范畴，而内容之真伪就把诗歌这种人类精神活动与历史联系到了一起，让人感受到了黄宗羲诗学观中深深的历史情结。

谢国祯曾评价黄宗羲：“其学问之旨趣，均不出史学之范围。”诚哉斯言！黄宗羲在写给万言的诗中特别强调史书“征存亡”的作用：“一部十七史，迁固及宋祁。但取征存亡，不贵修文辞。”在他看来，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到宋祁《新唐书》，十七部正史都是以“征存亡”为目的的。由此出发，黄宗羲论诗，总是思接千载，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所谓“天下之治乱”，所谓“万古之性情”，都是他论诗的出发点。黄宗羲认为，“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与天地万物不相关涉，岂可为诗”？那么，在黄宗羲眼里，“天地万物”包罗万象，但主要是指“天下之治乱”，“诗之道甚大……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

他特别赞赏社会动乱之世的“愁思”之声，指出“以时而论，天下之治日少而乱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而乱日难”，历史上诗歌最盛的时候都在乱世，“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又盛。无他，时为之也”。黄宗羲论诗，有历史的眼光，他所提出的“时为之”，意在强调社会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乱世出“诗史”，因此诗歌必须关注“离乱”，只有这样，才能“感天地而动鬼神”。黄宗羲还提出“诗要道性情”，此“性情”有两类，一类在诗中徒发个人哀怨，属“一时之性情”，另一类合乎孔子“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是“万古之性情”。这里的“万古之性情”，实际上就是超脱于个人哀怨而上升到关注历史变化、家国命运的至高的诗歌境界。黄宗羲所谓的“诗史”，就是融真性情于历史中，借以反映天下之治乱、历史之变迁，警示后人，以史为鉴，并特别重视对明清政权更迭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反思。没有史学的自觉，是难以有这样的诗学理论的。

其二，诗歌创作有着春秋笔法、推见至隐的褒贬寓意和对明亡的深沉反思。黄宗羲强调作史不仅要叙述史事，更应承载道德褒贬，所谓“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史臣职褒贬，权与宰相夷”。在送万斯同入京修《明史》时，强调的也是要在叙事中褒善贬恶，“四方声价托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这样的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寓褒贬、蓄垂训。他曾作《车厩谒慈湖先生墓》与《过史嵩之墓》二诗，褒贬分明。《车厩谒慈湖先生墓》云：“山叠水环此一抔，千年相证几人来？不知有意还无意，一树奇松覆墓台。明明指示此光明，今古何曾有暂停？昔日千松虫食尽，独留此树自青青。”《过史嵩之墓》云：“莫道荒烟蔓草墟，千秋有恨尚留诸。墓林遗秽何心也，石椁鸣琴是礼欤！方恨诛奸无特笔，谁将夺谥尚浓书。西天福地残碑下，但见僧人出荷锄。”宋代学者慈湖先生杨简与宋朝权奸史嵩之的墓均在车厩山，表面上都是蓬蒿之丘，但在黄宗羲看来，却是贤奸分明。一“谒”一“过”，表明他对二人的褒贬不同。杨简墓虽只有一抔黄土，人迹罕至，但千年以来，青松仍在。而史嵩之墓，虽有铺排的墓林，精美的棺椁，终至烟消云散，功德败坏。类似这样的诗歌，在《南雷诗历》里在在多有。

黄宗羲生活在易代之际，其史学思想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其诗歌对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也有着近乎哀悼式的反思。有学者统计过《南雷诗历》中出现的关键字，发现“老”字出现94次，“寒”字出现91次，“苦”字出现41次，“死”字出现38次，“幽”字出现28次，“泪”字出现22次。这些字词构成了黄宗羲诗歌的总体特征：深沉阴郁，忧患反思。在神州荡覆的的现实处境下，黄宗羲难以压抑内心的痛苦，其诗作中埋藏着当时最真实的历史和他的忧患反思之情，所谓“徘徊家国存亡之故，执笔泫然”。黄宗羲以史家眼光作诗，其诗也就有了特别的史学韵味。

六、结语

从表面上看，在“文史关系”中，“诗”与“史”的距离似乎最远，而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文史不分、诗史相混的。从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到黄宗羲的“史亡而后诗作”，所反映的就是传统文化中“诗”与“史”的密切关系。黄宗羲“诗史相表里”的思想，正体现了他对“诗”“史”关系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在明清易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黄宗羲以史家的眼光，在直面现实、彰扬诗作者的史学意识的基础上，不仅以诗歌的形式对历史进行了留存、补充与勘误，完成了历史真实与至情之文的结合，而且寓史识于诗歌创作，使自己的诗歌具有史学无法达到的独特文化功能，在国破家亡、史学缺位的情况下，以诗歌保存历史，记录“心史”，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内涵，是一笔值得认真总结的精神遗产。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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