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背后的故事……

作者：黄苇町，《求是》杂志研究员。

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浮夸风”和“共产风”对农业造成的严重破坏，到了1961年底，粮食已经全面告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见到一个省委书记到北京，就抱拳作揖说“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因为北京、天津、上海当时近2000万人口，主要依靠各地调粮。一旦调粮中断，后果不堪设想。可每个省都叫苦不迭，因为各地也都非常困难。

为了保证产粮大省江西外调粮食，在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三杯酒，都说：“你敬的三杯酒我都喝，但讲好了，一杯酒一亿斤粮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中央决定紧急召各省负责同志来京。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建议说。粮食问题看来光找省委书记还不够，因为省委书记也要依靠下面管农业的地委书记做工作，不如把全国的地委书记都找到北京来，中央直接和他们谈粮食问题的严峻形势和调粮的重要性。听后想了想，说地委书记也要靠县委书记做工作呀，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前一段“反右倾”，很多人挨了批，气不顺。咱们开个“出气会”，大家气顺了，思想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七千人大会是被粮食问题逼出来的。

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分析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最有名的就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能把责任都推给老天爷。主要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党内民主发扬得比较充分的一次大会。

有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吃饭10人一桌，都是大锅菜，服务员要收齐了10张饭票这桌才开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中央领导人去小组听取意见，就餐时也要拿出自己那张饭票，不因这桌有中央领导人就特殊。那时每次吃完饭，不论主食还是副食，桌上都是光光的，一点都不剩。每桌有一两个肉菜，盘底剩一点带荤腥的菜汤，有人也觉得可惜，用馒头蘸着吃了。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这样一个中央召开的全国性会议都是如此，充分说明粮食形势的严峻。二是参会者中职务最低的是县委第一书记，看来很多人平时也是营养不良甚至为省给家人和孩子而没有吃饱饭，说明当时全党上下是同甘共苦的。

七千人大会通过发扬民主，纠正了很多“左”的错误，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促进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形成了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局面。特别是会后在中南海召开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在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应采取的具体方针政策做了长篇讲话。他提出五条措施：一要放慢工业发展速度，进行调整；二要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四要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会议的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部长们的掌声一直不断。有人说，尽管当时“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招招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道：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用总理的话说，经济调整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当时，陈云对调整的预期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认为农业被破坏得这样厉害，从当时抓起没有5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要大家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

可正因为对困难估计充足，经济好转的速度也出人意料。才过了3年，到1965年夏天，北京已经出现调来的和收购的鸡蛋太多，冷库里放不下，分配任务给副食店售货员，让他们推车上街叫卖煮鸡蛋。从王府井、天安门、到颐和园，到处都是卖煮鸡蛋的副食店售货员。西红柿堆成山，有时两角钱可以买一堆。但不幸的是。民主空气也随着经济好转而消失了。几个月后，的《评新编历史剧》在上海发表，有位省委书记看了，预感到党内要出非常事态，痛切地说：“我们大家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吗?”这是“折腾”这个词第一次用来指政治运动。我们党吃折腾的亏太大了。所以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不折腾”，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