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与甘肃之变

在成化及弘治两朝，明朝与西北土鲁番之间多次因哈密问题产生矛盾，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基本维持较为缓和的状况，而到了正德时期，由于哈密内部矛盾开始出现，土鲁番趁机屡次进犯哈密，缓和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明廷也不得不多次派遣大臣前往经略。正德八年，朝廷派遣彭泽前往经略哈密事宜， 而此时的彭泽由于种种原因，消极处理哈密事务，最终导致危机加深，发展成为“甘肃之变”。

一、正德以前的西北边疆形势

明王朝自明太祖朱元璋至明成祖朱棣时期，由于统治者不断地巩固统治，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国内经济，并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明王朝的社会得到了一定的保障，随后的仁宗和宣宗也是继续秉持前朝的政策，社会仍旧繁荣发展， 以至于达到了明王朝的全盛时期，历史上也称之为“宣和之治”。

但是，自明英宗开始，宦官一度专权，朝政黑暗腐败，加上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地方流民四起，北方又有少数民族频繁南下入侵， 政局开始发生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 明王朝开始衰落，这一阶段主要从明英宗一直到明世宗时期，而彭泽也恰好是生活在这一时期。

明中期以来，边防问题日渐突出，如北方蒙古问题、东北地区的女真问题、东南沿海的倭寇还有西北地区的土鲁番问题一一显现。对于明朝边疆问题来说， 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北虏南倭”， 也就是北方的蒙古和东南沿海的倭寇的不断入侵。

在明朝前期，对于边疆问题采用对外开拓等比较积极的政策，但不久后便转向内敛，由于不断遭受其南北势力的入侵，明朝捉襟见肘，长期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北虏南倭”的困境之下，西北地区土鲁番势力不断东进侵扰， 明政府处置乏力，最终导致了哈密危机的爆发。

洪武时期，北方蒙古对明朝政府威胁较大，明朝多次进行北伐，在与蒙古的抗衡中，西北是一条重要战线。 洪武时期在西北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的羁縻卫、所。 元朝时期，土鲁番部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争夺明朝西北藩属哈密，同时还在不断骚扰肃州等地。

明成化以后，哈密危机日益加重，此时的明朝在土木之变后已经失去了对抗蒙古实力上的优势，加上当时朝廷政治腐败等内部因素， 边疆形势更是难以应付。

而对于西北哈密的问题，政府对于日益强大的土鲁番并没有其他有效的应对措施，最多就是采取闭关绝贡的方式，以此来制约土鲁番， 但这种方式终究未能实际解决土鲁番对于哈密的威胁。

由于哈密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此哈密对于明朝具有特殊的地位。当时的哈密与明王朝始终存在一种朝贡以及赏赐的关系，施荣欣认为，这种朝贡赏赐的关系几乎贯穿哈密卫始终，甚至形成了一项制度，她认为， 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哈密卫的兴衰史，以及哈密卫与明朝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过程。

这也是说，双方的这种贸易关系会随着某一方的衰落而衰落。在“国”与“卫”并存的哈密， 主要由哈密王自己治理，明朝并不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

不过，由于哈密国的统治者为蒙古贵族，居民分为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个种落，加上当时哈密又与北部的瓦剌、西部的土鲁番关系交恶，其外部形势十分严峻， 但是由于此时明王朝国力强盛，因而其社会相对来说也较为稳定。

到了天顺末年，癿加思兰统领的乜克力部不断侵扰哈密，哈密希望得到明王朝的帮助，朝廷派遣了都指挥贺玉等前往安定处理，由于贺玉一行人畏惧此事艰难而假称诏旨，擅自回京，从而被下狱治罪。之后尽管明王朝派遣其他官员相助， 但哈密王位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成化元年十月，礼部尚书姚夔等人认为，哈密今年因戡加思兰的侵犯国势衰落，人民溃散，无所栖止，并将瘦损的骆驼和马充当为贡品进贡，实则是为了贪饕宴赐， 因此提议“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癿加思兰五十人。” 对哈密入贡人员及物品进行了限制。

由于哈密王位长期空缺，明王朝也没有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帮助，因此哈密长期遭受侵犯，国势不断衰落。成化九年四月，土鲁番速檀阿力侵占了哈密卫，并掳走了哈密的王母，夺去了金印， 这次可以认为是土鲁番第一次侵占哈密，明朝廷对此开始重视。

随后，宪宗下令甘肃等地加强防备，并告诉赤斤蒙古土鲁番侵犯哈密的利害关系，认为： “西番与哈密素为唇齿之邦，世受朝廷爵赏，为中国藩屏。”

并要求其与邻境互相解约，予以援助，事成之后予以重赏。成化九年七月，宪宗还集群臣廷议，命赤金蒙古等卫固守境土，不为他国煽惑，在地方安抚百姓；派人送信给速檀阿力， 令其退还哈密城池，过去的种种，朝廷都不在进行追究。

成化十年，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刘文西行甘肃经略。但是，兵部认为，由于哈密被土鲁番占据，而甘肃周边诸夷杂多，反侧不常，虽然派去的都督同知李文以及右通政刘文，但他们名位稍轻，恐怕在边疆地区不足以慑服安辑， 认为朝廷需要派遣一位武职重臣前往处理。

宪宗命总兵官都督同知鲍政、巡抚右副都御史朱英等人商议此事， 朱英等人在商议后给宪宗提出一些应对措施， 例如：移土著以除祸根、安流离以消后患、简贡使以消边储、补官长以统操练等等。

由于朝廷的不断帮助，哈密国势趋于稳定。在成化十二年十一月，铸哈密卫印给都督罕慎；成化十八年十二月，朝廷命罕慎总理国事。 在经过哈密以及明廷的一系列的努力下最终用武力复立哈密。

虽然哈密复立，但是在西北边疆地区诸夷对于哈密的威胁还是没有消除，也就是说哈密危机实际上没有被解决， 一系列类似的边境问题在弘治年间同样出现。

成化十四年，土鲁番的速檀阿力去世后由他的儿子速檀阿黑麻继位。明朝廷于弘治元年封哈密卫左都督罕慎为忠顺王。而这一行为引起了当时土鲁番的敌视， 阿黑麻以罕慎非贵族为理由，假借和亲的理由诱杀罕慎。

这时阿黑麻仍然遣使入贡，并请求代领西域职贡， 此时的明廷下敕书，要求阿黑麻尽快将哈密王母及城印归还。 阿黑麻看到敕书后大怒，打算出兵侵扰明朝边境地区，最终在从将牙兰等人的劝说下放弃入侵，并同意归还王母及城印，以示求和。

弘治二年十月，由于哈密王位空虚，并且重新被土鲁番所控制。土鲁番此时要求复位他们指定的人为哈密王，遭到明朝廷的拒绝，双方产生矛盾。弘治五年八月， 朝廷诏封陕巴为忠顺王，陕巴为曲先安定王族人、故忠顺王脱脱的侄孙。

到了弘治六年四月，土鲁番阿黑麻再一次侵夺哈密城，并掠走忠顺王陕巴及哈密金印，最终在甘肃守臣的剿抚兼并的方式下，哈密再次被收复。随后， 孝宗派兵部侍郎张海、都督侯谦经略哈密。

张海等人在到达哈密不久后，未在朝廷召回的情况下擅自返京，惹得明孝宗大怒，便将张海与侯谦逮捕入狱并罢黜。恰逢北方蒙古入侵，朝廷无暇西顾，便派遣左佥都御史甘肃巡抚许进、总兵官刘宁抵达肃州对阿黑麻实施招抚。 弘治八年正月，明朝重新收复哈密。

由于明廷对土鲁番采取闭关绝贡的方式，加上明军加大兵力镇守甘肃，土鲁番的局势越发困难。弘治十年，土鲁番上疏表示愿意归还忠顺王陕巴及金印， 十一年八月，明廷再次封陕巴为哈密忠顺王， 并命都督回回写亦虎仙、畏兀儿奄克孛刺、哈剌灰拜迭迷失三人辅佐，力主国事。正德元年九月，忠顺王陕巴去世，其子拜牙即嗣位。在经过朝廷及边地的一系列努力之下，哈密危机可以说有了一定的缓解。

二、彭泽处理哈密危机的措施及其心理分析

以往明朝廷对于哈密危机的处理，多半采用绝贡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能使土鲁番真正屈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朝廷实际缺少有力的措施去处理西北边地危机， 加上当时明朝对于西北边地民族采取的羁縻政策， 更加无法有效地去控制土鲁番。

到了正德年间，土鲁番愈发猖狂，再次占领哈密。为解决此次哈密危机，明朝廷派遣彭泽前往甘肃经略， 但彭泽采取的不当措施最终导致了“甘肃之变”发生。

经过成化、弘治明廷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处理哈密危机，最终危机有所缓和，但是土鲁番谋求占取哈密的野心却始终没有停止。正德元年，陕巴逝世，其子速檀拜牙即袭忠顺王，而这位新任的忠顺王对土鲁番缺乏警惕，最终在正德年间发生甘肃之变。在正德、嘉靖时期，由于明朝统治阶级内部腐化， 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使哈密危机也变得愈加复杂。

忠顺王拜牙即为官淫虐，从不专心于政事。正德九年，土鲁番满速儿谋划入侵甘肃。 拜牙即在满速儿的诱导下弃城投顺土鲁番， 随后满速儿便派头目火者他只丁与写亦虎仙、满刺哈三等人再次窃取金印并镇守哈密。

随后又令火者马黑木等前往甘州索赏，称忠顺王拜牙即弃国从番，乞求朝廷立即差人前来驻守哈密，以此诱骗巡抚赵鉴， 让他们以为满速儿是忠臣，并借机获得金币。

此时，满速儿率兵“分据剌木等城，日夜聚谋侵甘肃，又索段子万万匹赎城印，且言如不与，即领兵把旗插在甘州门上”。可见，甘肃镇面对土鲁番，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 总制陕西都御史邓璋和巡抚赵鉴立即奏请朝廷派遣重臣经略。

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的力推之下， 在正德九年秋八月，明廷派遣右都御史彭泽总督甘肃，统领延宁、固原各镇的部队，以抵御土鲁番的侵犯。

当时的满速儿占据哈密，遗责镇巡索金币万，赎哈密城印。总制都御史邓璋以闻，故有是命。敕都督奄克孛刺、写亦虎仙等共守哈密、赤斤等卫， 如遇土番内侵，并力捍御。

据《明通鉴》记载，彭泽“久在兵间，厌之，以乡土为辞，且引疾，推璋及咸宁侯仇钺可任。上优诏慰勉，乃行。”由此可以看出，彭泽最初实际上是不愿担当此任。彭泽对于这次处理西北军务的重要性认识的很清楚，他认为：“北虏亦卜刺等二枝大扰甘肃地方， 占据西海，且地方饥馑尤甚，镇巡诸公莫保朝夕。”

但最终在武宗诏书慰问勉励下还是踏上了西行的路。时为正德十年，据彭泽自述，彭泽在到了甘肃后，督调“兵粮过河”，修造“火器战车”，派遣军官、“分投抚剿”， “自甘肃至庄浪沿边”， 构筑工事，严密防守。在整顿武备，作为后盾的同时，通过派遣使者，往返谈判。查获逃亡军卒几万人，买马数如之，用以充实骑兵力量。

正德十年春正月，彭泽率领军队行至肃州，此时土鲁番遣人抢掠了赤斤等处的人畜数以千计，得知彭泽率军已至，便假称自己原是被赤斤抢了贡物，这次抢掠赤斤是来报仇的， 并称自己绝对不敢侵犯肃州，只是想讨些赏钱回去。

此时彭泽并未察觉有诈，并认为给一些赏钱就能将其打发，便在未告知朝廷的情况下同意了土鲁番“讨赏钱”的要求，许了土鲁番罗缎、褐布共三百匹。随后彭泽遣通事火信同写亦虎仙入土鲁番， 说令和好。期间彭泽两次遣使至土鲁番。

第一次遣使后，彭泽上疏：“甘肃兵粮颇集，道路开通。土鲁番虽欲侵扰甘肃，决不可得。今又差官往谕归还城印，地方安静，乞要放归田里。”第二次彭泽再次备了罗缎、 褐布一共有一千九百匹，以及银壶、银碗、银台盏各一副。

在第二次遣使后，彭泽上疏：“远夷悔过，献还城印。”但是，在火信还没有到达土鲁番境内时，彭泽就急忙上奏： “西夷事宁，乞致仕。” 最终在正德十年四月武宗准许了他回朝的请求。

彭泽奉命回京后，邓璋继续处理甘肃镇防务。彭泽此次经略甘肃，草率行事，在与土鲁番交涉时急于回京、敷衍了事。而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彭泽的预料， 土鲁番没有在得到应有的赏赐后如约送还哈密的金印、城池。

在彭泽遣使到达土鲁番后，速檀满速儿欲壑难平，认为其赏赐太少，要求增加赏赐，同行出使的写亦虎仙自许满速儿罗缎一千匹， 他只丁五百。

（满速儿实际是以写亦虎仙曾想娶其妹为妻一事而敲诈他一千五百匹罗缎）满速儿要求增加赏赐时，此时的彭泽已经返回京师，除了写亦虎仙自许的罗缎外，并没有达到满速儿的要求，这对于土鲁番来说，认为是明廷失信在先， 因此满速儿并没有将金印以及城池归还。

随后哈密使人俄六思等送至番文，称满速儿索要写亦虎仙之前自许的罗缎， 由哈密大小头目凑了罗缎一百匹、马一百匹、牛一百头、羊三百只，交给了他只丁。

明朝朝臣对此时极为不满，朝臣认为满速儿嗜利无厌，也是彭泽处理方式不当导致。正德十一年，写亦虎仙报金印已经归还，但城池还未归还，并且满速儿还在索要罗缎。兵部认为，彭泽上奏说土鲁番已将城池和金印归还，和如今的事实有所出入， “恐写亦虎仙与他只丁彼此隐瞒，要求重利，致生他虞。” 希望行镇巡等官从长计议。

不久后，满速儿为了了解明朝政府的态度，他只丁差其弟撒者儿送回金印，并押送写亦虎仙去取罗缎， 让马黑木（写亦虎仙的女婿）带方物马匹进贡。

总督都御史李昆与镇守太监许宣、总兵徐濂因为忠顺王没有被送回，并探访得知写亦虎仙为满速儿亲信头目，撒者儿是他只丁的亲弟弟，于是将其拘留为人质，并告诉满速儿，写亦虎仙等人被差往陕西， 并赏土鲁番织金彩缎、洗白梭布共三百件，令其送忠顺王还国。

满速儿听闻后大怒，于正德十一年九月，大举进兵肃州，游击将军芮宁在交战中阵亡，明军前后有七百多人战死，兵备副使陈九畴调兵遣将，经过一番斗争后保全了肃州城， 土鲁番在肃州城外大肆掠夺后撤退， 这次事件便是明中叶著名的史称“甘肃之变”。

此次危机与彭泽经略甘肃处置失误有着密切的关系。彭泽在处理土鲁番危机时之所以会出现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处理土鲁番的问题上沿袭了成化以来的怠惰之风；另一方面，彭泽长期被迫陷于政党之争，实际上早已厌倦官场生活， 产生了内心的怠倦，他也曾多次申请辞官回乡，最终都没有被同意。

成化以来的怠惰之风在上一节已经分析过，至于彭泽对于官场的厌倦， 一方面从当时明中期日益腐败的政治有关，另一方面与其自身心理有关。

首先，彭泽因长期在外带兵，雨露风霜，身患疾病，已无力在军中效力。 彭泽在自撰的《墓志》中提到，正德十年春，土鲁番归还哈密城池、金印后，自己又上疏《处置甘肃边务疏》，总陈十事，都准实行。随后便上奏，乞求还乡，未得允许，而此时的彭泽已经五十五岁了。彭泽因长久辛劳与兵戎，彭泽患有偏头风、劳伤咳嗽和背部的疾患等几种病情。

彭泽为官三十余年，早已厌倦官场腐败。 明武宗时期，百姓生活困苦，此时河北地区的农民还深受政府的牧马之害。随着农民土地被掠夺和剥削的加重，广大农民难以存活，百姓的反抗斗争日益激烈，起义此起彼伏。

此时的彭泽也能看到当时这些社会现象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但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统治，彭泽也曾多次镇压农民起事，在当时充当了朝廷“讨贼”，“平乱”的工具，在彭泽在以后回忆时， 心里始终认为自己多少有些不堪回首，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来：“想旗捲炎飙，午趋蜀道；马嘶寒雪，夜度秦关。千里穷追，几番鏖战，说起令人骨也寒！”因厌恶官场生活及政治斗争，加之思乡之情，彭泽内心更愿意辞官回乡。

彭泽在所写的诗词中多有体现自己的归隐之心，如《沁园春·望皋兰》中提到：“忆少小游，岂知可乐，老年归去，才是清闲。鸠杖过头，鹿车代步，或在山间或水间。欢然处，有花簪白发，酒借朱颜。”彭泽在词中充分抒发自己对年老的感慨以及归隐的愿望，希望重新回到家乡过上清闲的林下生活，但愿望总归是美好的， 在一次次的政争中，彭泽也是始终无法保全自己。

据《明通鉴》记载，彭泽在被派往经略甘肃时， 因“久在兵间，厌之，以乡土为辞，且引疾，推璋及咸宁侯仇钺可任。上优诏慰勉，乃行。”彭泽最初实际上是不愿担当此任，但他深知此次经略甘肃的重要性， 他认为：“北虏亦卜刺等二枝大扰甘肃地方，占据西海，且地方饥馑尤甚， 镇巡诸公莫保朝夕。”因此，最终在武宗诏书慰问勉励下还是踏上了西行的路。

朝廷此次派遣彭泽前往经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除土鲁番对甘肃镇的军事威胁，而彭泽却因为土鲁番的不断侵扰导致“地方饥馑尤甚”，才考虑奉旨西行，进而将重点放在加强对边疆地区的防御， 而忽视对西域格局的审查，试图以小利来满足土鲁番。

实际上明朝多次派遣宦官及文官经略边疆地区，而派往地方的总制在经略时无法当机立断，往往要在请示朝廷后才会实行，一来二往间，便会耽搁数月的时间，这也足以说明， 明朝中后期的军事决策机制也已经出现了问题。

三、甘肃之变后对彭泽的处理

正德时期，朝政腐败，这种环境下，对于彭泽在甘肃之变中责任之争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弘治年间，孝宗任命张海及侯谦经略甘肃，但其二人并未很好地完成任务， 甚至在未召回的情况下擅自回京，后继的彭泽在处理哈密危机问题上与张海等人的怠惰无能无甚区别，甚至可以说同出一辙。而张海等人当时也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彭泽的处理，杨廷和一直袒护彭泽，因为彭泽经略甘肃一事就是杨廷和极力推荐的，而王琼本就与杨廷和、彭泽等人不和， 因此在给彭泽定罪上，王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杨廷和关于彭泽在经略甘肃一事上认为，彭泽在总制陕西时，派遣回回首领写亦虎仙前往土鲁番，写亦虎仙私许了土鲁番厚赏，彭泽本来要治罪于他，写亦虎仙便贿赂了王琼， 王琼因此诬陷是彭泽私许厚赏后又失信于土鲁番。

站在杨廷和的立场上来说，维护彭泽是必然的，便将此次经略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写亦虎仙，而彭泽又自认为是文官， 经略一事本就不属于自己职责所在。

王琼认为：“泽擅遣使，妄增金币，以敕谕及钦赏自遗书议和，失信起衅，辱国丧师，并昆、九畴，俱议逮治。”由于事情重大，群臣集议，王琼要求对彭泽施以重刑，礼部尚书毛澄认为：“古者刑不上大夫”，在王琼的逼迫之下，群臣众议，最后得旨： “泽受朝廷命重，不能宣扬德意，失信夷人， 又未毕事而还，贻害地方，当重治，姑夺职为民，昆、九畴俱逮问。”

尽管有很多大臣上疏替彭泽说话，最终在正德十三年三月彭泽还是被削职为民。随后，王琼不满仅仅将彭泽削职为民，进而欲因哈密事杀彭泽，廷臣集议，由于兵部尚书王琼盛气凌人， 众人不敢发言，当时的户部给事中石天柱力证彭泽无罪， 才最终使得彭泽仅仅被削职，而石天柱也因此成为云南临安推官。

然而在彭泽看来，此次被削职为民，实际上是遭到了原来和他有嫌隙的武宗宠臣钱宁和王琼的诬陷，认为自己作为文官，在派往经略甘肃后完成了整顿边务的人物， 绝口不谈与土鲁番交涉失误之事。

正德十六年，武宗去世，在世宗即位之前的三十七天里，由内阁首辅杨廷和总揽朝政。杨廷和重新启用彭泽，朝廷内众臣也是极力推荐，于是彭泽便 “奉旨复职，寻改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随后杨廷和等拥立世宗即位，在世宗的要求下，杨廷和对朝廷进行改革，革除武宗弊端，这也给了他利用职权打击政敌王琼的一个机会。

“正德十六年四月己酉，六科给事中张九叙等，劾奏大学士梁储，结附权奸，持禄固宠。吏部尚书王琼，滥鬻将官，依阿权幸。得旨，王琼下都察院鞫治。”王琼被弹劾下狱， 在其他言官的进一步弹劾下，最终被派戍守绥德。

正德十六年五月甲子，“起用致仕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彭泽为兵部尚书兼官如故。”彭泽被重新启用，但此时的他其内心仍旧不愿重新出仕，但是考虑到世宗刚刚即位， 身边急缺辅佐之人，便决定回京赴任，此时彭泽已经六十二岁。

彭泽在复职后，无论是在整顿戎事还是管理营务方面，彭泽都不遗余力。到了嘉靖元年，彭泽多次因旧疾严重而请辞均未允许， 最后七次上疏才得以回乡。

杨廷和在启用彭泽后，考虑到甘肃之变对他们的不利影响，为了保全自己以及彭泽，想方设法将责任转嫁给了写亦虎仙，认为是写亦虎仙瞒着彭泽与土鲁番私相授受，扰乱地方，不久后便将其与狱中子婿等人斩首。此举再次激怒了土鲁番， 写亦虎仙本就是回回部落头目， 因此成为满速儿招揽回回部落、侵犯明朝的最佳借口。

嘉靖三年满速儿再次大举入侵肃州。杨一清认为，写亦虎仙死不足惜，但是连坐其家属实在有些过分， 因此写亦虎仙之死是激变土鲁番的重要原因之一。

并且杨一清认为第一次甘肃之变，主要负责的应该是陈九畴，第二次主要负责的是杨廷和，但是在世宗看来，实际上两次责任都应归于彭泽和陈九畴， 是因为第一次处理不当导致甘肃之变产生， 才会有如今的第二次危机爆发。

最终清算了彭泽在甘肃之变中的责任。自嘉靖三年至六年，彭泽一直在家乡。随着杨廷和集团的失势，到了嘉靖七年， “复以昔年夷情被诬，奉旨革职，冠带闲住”，再次被削职。

在对于甘肃之变的众多研究中，有大部分学者认为，的确时彭泽策略的失误导致土鲁番危机加深，彭泽应负主要责任。田澍在《明代哈密危机述论》、《彭泽与甘肃之变》两篇文章中表示： 明代哈密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 就是因为彭泽为首的官员策略失误所导致的，因此，对彭泽等人的惩治为解决哈密危机和安定西北边疆扫清了障碍。

四、总结

甘肃之变中彭泽的责任不可否认，他关于西域边疆问题的态度也代表着明中期朝中守旧派的思想。明朝的西域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较为保守的，从政治上来看， 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治理过西域诸国， 其统治范围最西也只是到达嘉峪关，而政治方面最多影响到哈密等关西七卫，在军事方面亦是如此。

而土鲁番几番夺取哈密，都是以从明朝获取利益为前提，土鲁番多次向明朝进行朝贡足以说明这一点， 哪怕在侵夺哈密后同明朝对峙期间朝贡依然在进行。 由此也可以理解当时以杨廷和为首的守旧派在哈密危机中始终坚持闭关绝贡的消极政策。

而彭泽在被派往经略甘肃时，认为土鲁番侵夺哈密，主要是为利益而来，便采用了贿赂的方式希望快速平定此事，同时也是认为此次西行经略，一方面是为了边地百姓着想，一方面是希望借助此事顺利出任兵部尚书一职， 但最终导致危机加深，确实出乎彭泽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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