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油画的前世今生

“写意”，原本是东方绘画、书法所特有的艺术语言，也是被中国历代文人所推崇的一种精神。而油画起源于西方，自16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历经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落地生根，开出“中国写意油画”这枝兼具东方审美品格与西方油画体魄的绚丽之花。

▲苏天赐《丝绸之乡》

50cm×60cm

1992-1993年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国传统画法同西方油画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意油画。”这是对中国写意油画的高度肯定。

▲陈钧德《山村秋色》

100×120cm

2012年

中国美术馆馆藏

可以说，“中国写意油画”，不单纯是一个艺术流派，而是在民族复兴的宏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家在探索油画民族化之路的自觉追求。

“写意油画”的本质支撑和内在学术理想是“写意精神”，这也是许多画家在探索上持续投以热情的根本动力。作为中国艺术传统的重要特征，“写意”的内涵博大精深，包含了人与自然、自我与世界的交融，也展现了具有东方文化属性的语言特征。许多艺术家一方面投身自然，驻足热土，脚踏中国山川大地，面向丰富的现实生活，在作品中表达出鲜明的现实感；另一方面努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视觉方法论上汲取营养，反拨图像时代对绘画语言的冲击和影响，在学术文脉上展开实践的传承与探索，由此形成了“写意油画”这个学派丰富的个体成果和整体的蔚然风气。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范迪安

▲孙建平

《1935年春天的一次文人雅集》

200cmx250cm

2013年

所谓的“写意油画”不是什么初来乍到的新生事物，其实这也是百年前油画真正传入中国后，民国时期留学的第一代油画先驱的志愿。油画先驱那时就曾发誓“要把西方绘画经过我们自己的消化吸收，成为我们自己的血液”。这个要把油画“民族化”的队伍当时已经非常壮观，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而到 1950 年代画坛被苏俄的写实油画一统后，才成为“潜流”，直至 1960 年代，罗工柳第一次提出了“写意油画”这个概念，到了新世纪才又蓬勃发展起来。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副院长

孙建平

▲戴士和《香港大学》

120cm×120cm

2011年

油画艺术最早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16世纪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将一批笔触精细的天主圣像画献给中国皇帝，这种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立体逼真的高度写实绘画，令中国画家感到诧异，但在当时并未给予较高的艺术评价，也没有人追随这种绘画技法。

▲沈行工《山村凉夏》

152cm×168cm

2016年

到清朝初年，许多擅长油画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并在宫廷供职，较为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郎世宁等，曾受命绘制过多幅油画肖像。乾隆帝曾命宫中选少年奴仆，随洋人学泰西画法。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早学习西方油画艺术的先例，但只限于少数宫廷画工。当时中国文人普遍认为西洋油画过于追求形似，不似东方传统绘画更讲究神韵、格调高雅。

▲徐里《鸿蒙之外》

200cm X150cm

2016年

清末维新运动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受“西学东渐”之风气影响，一些青年学子先后赴欧美以及日本等学习油画。最早到欧美学习油画的广东画家、革命家李铁夫，曾先后就学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美国纽约艺术大学。最早到日本学画的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攻读油画和音乐，于1910年学成回国后，在天津、杭州和南京从事美术教学，并首倡石膏模型和人体写生，开风气之先。

▲赵开坤《又一春》

150cm X110cm

2009年

此后，又有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潘玉良、关良、常玉、周碧初、庞薰琹、颜文梁、常书鸿、吕斯百、吴作人、唐一禾、周方白、吴大羽等艺术家先后赴海外学习油画。40年代赴法国学画的有吴冠中、刘文清等人。

▲陈宜明《正月的沿炕岭头》

70cmx70cm

2014年

这些人归国后带来了西方及日本先进的教学方法及理念，如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学术院，并第一次启用人体模特写生；1919年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倡导开办了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林风眠）；1927年，中央大学开设艺术科（徐悲鸿任主任）；1928年杭州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制的国立艺术院校（林风眠任院长）等等。

▲陈世宁《夏塘野趣》

60cmx70cm

2020年

从19世纪末叶开始，西方油画也处在剧烈变革中，各种流派粉墨登场。中国留学生初到西欧时，西方古典写实油画已经达到自身体系的高度饱和，在艺术观念的变革中趋向式微；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在欧洲画坛取得稳固地位，艺术家不再追求如实描绘自然，而将油画作为表现自己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媒介，如凡高、高更、塞尚等。

▲闫平《跳动的绿色》

65cm×80cm

2016年

伴随着西方油画艺术的变革，中国油画家在学习西方现代绘画中，也逐渐分化为两大画派：坚持古典写实主义的写实派，以徐悲鸿为代表；主张追求自我表现的新表现主义画派，以林风眠、刘海粟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油画家在颠沛流离中，用绘画记录时局，如王式廓的《台儿庄大血战》，唐一禾的《胜利与和平》，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等。一些画家创作出了如《负水女》（吴作人）、《哈萨克牧羊女》（董希文）等佳作。

▲王克举《雾锁雁荡》

140cm×120cm

2016 年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也赋予了艺术家全新的使命。在“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最高指示下，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正好与时代需求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中国主流的油画范式。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文革结束后，文艺界也伴随着思想大解放，绘画形式变得丰富多样。其中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闻立鹏的《大地的女儿》、詹建俊的《回望》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

▲张冬峰《农闲时节》

70cmx100cm

2008年

新世纪以来，在新的全球文化格局中，随着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观念的增强，一批中国油画家开始主动探索“油画中国化”之路，使油画艺术更好地展现中国文化精神。

▲陈和西《南国小镇》

120cm x 120cm

2014年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毛岱宗《小镇广场》

60cmx40cm

2018年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几百年来，经过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从最初的惊诧、排斥，到追随、摹仿，再到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再到自主创新、探索油画民族化之路。这一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凝聚着东方审美品格与西方油画表现力的“中国写意油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艺术发展潮流中，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充满中国式浪漫的“中国写意油画“也必将重新走向世界，大放异彩。

▲张新权《悠园之二》

90cmX130cm

2014年

▲赵培智《塔赫曼的行走》

160cmX150cm

2010年

▲段正渠《山歌》

120cm×146cm

1987年

▲王琨《牦牛》

180cmX130cm

2013年

▲张立平《赶小海》

190cmx160cm

2014年

▲童雁汝南《拉卜楞的同志系列之一》

100cmx100cm

2011年

▲王锐《湖岸边的游艇》

60cmx80cm

2014年

▲管朴学《凉荷高叶》

130cmx120cm

2012年

▲李江峰《自然万象——紫雾》

200cmx200cm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