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词》中高频典故的统计

典故一词，由来己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在《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中有明确的记载，“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其最初的意思是指旧制、旧例。随后，在其本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新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常用的“典故”之义。

像《辞海》、《辞源》等类的工具书中，对“典故”的解释也是分为两个义项的，一个是旧制、旧例、掌故，一个是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有出处的词句。“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有出处的词句”这一解释将典故的一些特点归纳了出来，但仔细考量的话，这个定义并不能将典故与引语、成语、普通用语区分开来，这显然是将典故的范畴扩大了。

高频典故的统计

典故，分为事典与语典，这从对它的定义解释中就可以看出。按照典故的出处和内容，又可以将其分为成语典故、历史典故、文学典故、文化典故。在具体研究与分析中，学者还会将其按照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生活、人物等分类、细化，便于统计、分析与说明。

典故的运用很广，其起源渊源远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背后，是对《诗经》沟通、交流功用的肯定，这同时也反映了对《诗经》的引用现象十分普遍。春秋战国时期，一百多个流派竞相出现，并为了推广和实现自家的学说而游说四方，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他们都是饱含学识之士，更是口若悬河的游说、辩驳之才，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们在自我学说的解释与阐述、传播、推广过程中，往往会旁征博引，使得自己的言辞更加有气势且有说服力，如《左传》《战国策》《国语》《庄子》《孟子》《韩非子》等等，都有很多具体的例证。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用典就已经很普遍了。到了经学发达的两汉时期，无论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还是像司马相如这样的汉赋大家，亦或是像贾谊、晁错这样的散文家，用典似乎是他们行文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他们这个时候对典故的运用还不能完全意义上称之为成熟的运用，但这种“援古证今”的意识已经非常成熟。

这也似乎更让世人明确的看到典故在实践中的作用并形成一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用典是行文的有机成分，必不可少。这样的集体无意识，虽然已经被大家在生活实践中遵循着，但并不代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本质。直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第一次将这一事实道出：“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漠，经籍之通矩也。”

对用典的作用和地位，刘勰用“圣贤之鸿漠，经籍之通矩”高度概括、定位了。这样的评价无疑是非常高的。这样的评价，对后世文人创作中大量、广泛运用典故，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了南北朝时期，散文的骈偭化，诗歌的对偶性更加促使文人在创作中对典故的大量、甚至泛滥运用。

这种堆砌典故的现象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反对，如钟嵘提出行文用词要“自然”的观点，堆砌典故、繁缛复杂自是不行的。到了唐宋及以后，典故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同文学样式中都有广泛的运用。

对于典故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又因为典故数量庞大，分类的工作就更加复杂。当下常见的典故分类工具书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常用典故分类词典》（孙立群、李爱珍编写，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个是《汉语典故分类词典》（《汉语典故分类词典》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两者同为典故分类词典，但在分类上却大大不同。

《汉语典故分类词典》的分类是按照内容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生活等13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共计165小类。这个分类是比较传统的分类方式，从其分类系统可以明显看出其特点在于分类条理清晰，分类细致。

《常用典故分类词典》的分类就很有特色，它的每一类是由两个相近词来概括，分为40类，相较之下，这种分类更加简单一些，对典故不同情感的分门别类很清楚，一目了然。

总的来说，这两种分类方式都比较细致，但相应的也就显得很繁琐、复杂。其中《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是按照每个典故首字笔画数目由小到大编排的，所以在内容上是混杂、无序的。

为了便于分类，本人借鉴了《常用典故分类词典》与《汉语典故分类词典》的分类，以《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为底本，对宋词中的典故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类统计。

通过初步的分类统计，笔者得出以下数据：人物类典故410个，神仙类典故401个，隐逸类典故249个，书信类典故32个，音乐类典故80个、舞蹈类典故12个，美酒类典故38个，风俗类典故77个，动物类典故17个，植物类典故45个，建筑类典故67个，时间类典故73个……最终得出数量最多的前三类典故，分别是人物类、神仙类和隐逸类。

这几类高频典故具有怎样的特点，在宋词中有怎样的具体运用，为什么会在众多类典故中脱颖而出等问题都是本文试图探索的方向。

宋词大量用典的原因探析

宋词中运用的典故是十分庞大的，据《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金启华主编，吉林文史社出版，1991年）统计，有近5000个典故。纵观《全宋词》，数量庞大的宋词中，绝大多数词作都存在用典现象，而且许多词作中不只用一两个典故，而是多处用典。

几乎所有的词人都会在创作中运用典故，像苏轼、柳永、辛弃疾、贺铸等我们熟知的词人更是形成了各自用典的风格和特色。可见，用典在宋词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词人心里则是一种常用艺术创作方式。宋词中大量存在用典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正如前面所讲的，宋人用典是对用典传统的继承。用典的历史是悠久的，刘勰早在《文心雕龙•事类》中就做过相关描述和总结。根据他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典故的运用经历了从屈原、宋玉的“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到司马相如、贾谊只是“万分之一会”（即很少）的“摄引”旧说，再到诗词歌赋中的各种运用。在这条逐渐宽广的发展的道路上，典故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作用得到了彰显。

其次，是词本身的风格与特点与典故的作用或者说特点有一种高度的契合。简单来说词是重抒情，拥有委婉含蓄之美。而典故恰巧拥有与之相符合的“功效”。

在《全宋词典故考释词典》的前言中，金启华谈了他在收集、编辑该书过程中对用典作用的看法，主要是穷本溯源，纵横驰骋；取精用宏，探幽索微；执简驭繁，以少胜多；以彼喻此，丰富想象等四个方面的作用。

在《全宋词典故词典》（范之麟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的序中，范宁就这一•问题也谈到“典故能够起到含蓄、洗练、委婉和联想翩翩等效果”。再结合近些年中一些学术论著中的相关探讨、阐述，不出意外的发现，虽说他们各自都有相同、相似，甚至不同的说法，但回归本质，无外乎是围绕以下几个点在说。

第一、在形式上，突显字数上以少胜多，精炼而深远的特点。每一个典故，仅仅由几个字组成，但它所蕴含的内容和情感却是整个典故形成背后所囊括的所有东西。刘克庄的《满江红》（下见西山）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有意挽回当世事，无方延得诸贤脉。笑海波，渺渺几时平，空衔石。”

“衔石”是源自《山海经•北山经》中精卫填海的故事。神话人物炎帝的女儿精卫淹死在东海，化身为精卫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衔石填海，以求平海消恨。所以“衔石”背后有着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动人的，不管是被海淹死的事，还是以微小力量衔石的勇气和毅力，都会让人从自己的视角看到不同的内容。

所以，这个故事赋予“衔石”这个词一种微弱但持久、坚强的力量感。词人刘克庄在这首词中是想要表达自己希望能够对当下动荡不安的局势做出自己的贡献，即“有意挽回当世事”，但是却“无方延得诸贤脉”，真是有心无力啊！

所以反用了“衔石”的典故，更加强烈的表现了词人想凭一己之力，改变现实，却只是徒劳。就像不停地衔石填海的精卫，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大海，自己不停的衔石，不停地奔波，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词人只能说“笑海波、渺渺几时平”。一个“笑”字背后是怎样的无奈和叹息啊！由此可以看出，典故的背后故事，为词人的抒情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针，引人遐想后直击读者内心，达到更好的效果。

第二，在内容上显得文雅，有深度。宋词中的典故数量庞大，但在宋词发展兴起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典故的运用。词是兴起于民间世俗的吟唱之作，语言通俗、直白，创作主体也多为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普通百姓。

他们用这样新的诗歌形式朴素、自然地抒发自己曰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样一股新起的诗歌形式自然而然被文人骚客们注意到，并逐渐主动去创作。

文人们的文学涵养自然是普通老百姓不可相提并论的，他们的创作水平要高的多，创作的作品相比之下，更加文雅，有内涵，其中就包括用典技巧的加入。一方面这主要是因创作主体文化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

另一方面，文人借助自己的作品显示自己的学识，也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所以，词经历了从街头巷尾的吟唱之作上升为文人案头创作，从俗到雅，这样一个脱变、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典故的运用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典故这种需要有一定文学积累，有一定文学素养要求才能运用的恰当的文学创作艺术手法，是区别俗与雅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三，在情感表达上含蓄、隽永。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温婉是我们的一种审美趣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往往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推崇。说美好的事与物，要说的含而不露，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说不好的事与物，要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或不快，但又能够让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或者感同身受。

苏轼在《殚人娇•戏邦直》中，用“原来便是，共彩鸾仙侣”戏笑邦直狎妓之风流韵事。“彩鸾仙侣”一说，便将狎妓之事说得美好而含蓄了。“醉魂何在，应骑箕尾列青天”（吕渭老《水调歌头》）则是用了“骑箕尾”典故来指代死亡一事。典故的以上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用典成为词人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

结语

最后，古代选拔人才的方式以及文人行文的习惯，是培养词人用典行为的大温床。古代读书人，沿袭传统的读书习文的方式，注重对古今诗词歌赋、经史子集的阅读和记忆，在科举考试的策论中表现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后五百年无所不晓式的博览强记。他们在行文间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言谈中，援古证今。

一方面，对历代知识的储备，是朝廷选拔人才必须考量的内容；另一方面，读书人通过对历代知识的灵活运用来充分表现自我，体现读书人特有的优越感。读书人若太过注重这种方式的自我表现，则会被调侃为“掉书袋子”。用典，其实也是对文人知识储备、文学素养的考究，更是文人展现自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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