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120事件背后：中国“院前急救”的困境和出路

我国院前急救的现状与不足

撰文 | 汪航

来源 | “医学界”公众号

6月6日晚，郑州通报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包含接线员、调度班长、调度科科长、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副主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在内的5人被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理。

事件虽然告一段落，但关于如何让院前急救真能“救急”，在中国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郑州为指挥型院前急救模式

“目前我国院前急救体系的建设在不断发展中，但仍需继续完善，尤其是在院前医疗急救法律法规、院前急救网络布局、信息化建设、学科建设、社会急救能力等方面。”

今年5月，南宁急救医疗中心急救科科长廖凯在《中华灾害救援医学》上发表文章，就我国院前急救体系的现状及进展进行了专门探讨。

“院前急救包括在医疗机构外对急危重症患者进行救治、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疗救援和重大活动医疗保障等……院前急救体系则涵盖从事院前急救的机构、院前相关立法、网络构建、人员培养、学科建设等。”

据介绍，我国的院前急救体系建设起步较晚，目前尚无统一模式，仍为多种形式并存，大致分为独立型、指挥型、依托型等。

独立型代表城市为上海等一线城市。急救中心有独立的指挥调度系统及现场专业急救医务人员、车辆、设备等，形成院前急救由急救中心负责，院内急救由医院负责。

二、三线城市多是指挥型急救体系，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发生地郑州即为该模式。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官网显示，中心以120急救调度指挥大厅为平台，市直属60家急救站、县（市）区7个分中心及其下属急救站构成院前急救网络。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调度科燕重远曾在2021年9月分享郑州院前急救体系经验时介绍，中心的平均反应时间小于12分钟，呼叫满足率近100%。他把郑州市急救体系存在的问题总结为“网络医院实力差别较大，区位优势明显、急救医师轮岗频繁，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日常调派欠合理等五方面。”

此外，大部分县域急救体系属于依托型，将院前急救工作依托于县医院，由医院门急诊负责统一派车和救护，但与其它急救站点的协同性可能有所欠缺。

2020年，国家卫健委等九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城市地区建立以急救中心为主体，二级以上医院为支撑的的城市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农村地区建立三级急救网络。

这意味着，我国院前急救模式未来将以综合发展为主。

院前急救网络分布不均

从业人员现状不容乐观

廖凯指出，我国目前的急救网络布局不合理现象仍普遍存在。“新建城区、农村地区的急救站点建设明显滞后，导致急救半径偏长，急救应答时间长，影响急救效率。”

他举例称，辽宁省此前的院前急救资源研究显示，目前当地城市院前急救发展相对较快，但农村地区急救站点少，资源配置落后，出诊半径大，急救应答时间长，不能满足院前急救的需要。

“进一步完善院前急救网络的‘网底建设’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廖凯建议，实现院前急救的社区化将是对城市地区院前急救体系的重要补充。

“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展急救社区化，其优势在于很好的弥补了目前院前急救半径大的缺陷，缩短了急危重症患者获得基础救治的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

上述《意见》同样指出，各县（市）要建立自己独立的120指挥调度系统，负责调度辖区内的镇、乡急救资源，形成县级急救中心-中心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三级急救网络，做到农村地区服务半径10~15 km，减少急救反应时间。

硬件配备水平和信息化建设也是院前急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主要是救护车等救护设备，例如上海已出台相关规范，明确车载救护设备按“监护型”标准规范配置。

信息化建设则与调派效率息息相关，包含智能化院前急救指挥调度系统、急救车实时定位与跟踪系统、院前急救视频监控系统、院前电子病历系统等功能。2017年的数据显示，40％的急救中心没有智能调度系统，仅依靠电话接听，调派效率低。

此外，院前急救人员作为院前急救服务的主体，从事工作的人数以及自身技术水平直接影响了危重症患者抢救的质量。

据今年发布的《江苏省院前医疗急救条例（草案修改稿）》（下称《条例》），院前医疗急救从业人员包括指挥调度人员、急救医师、急救护士、急救辅助人员以及急救中心、急救站（点）的其他工作人员。

“急救中心应当在收到完整呼叫信息后一分钟内向急救站（点）的待命救护车发出调度指令，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患者或者现场其他人员给予必要的远程急救指导，急救人员、救护车应当在接到调度指令后迅速出车。”上述《条例》明确指出。

但在廖凯看来，我国院前急救人员严重缺乏，无法形成人才培养梯队。“目前大部分急救中心的人员编制配备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增编困难；院前急救人员待遇低、工作风险大、工作强度大、晋升困难。”

这造成“现有的院前急救人员来自不同医学专业的人员，并且目前国家没有统一的院前急救医护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机制，导致院前急救能力参差不齐，影响病人预后”。

另据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国内外院前急救发展现状及启示》显示，随着院前急救医生数目的减少，未来我国院前急救医生平均每人大概需要负责13万甚至更多人口的急救工作。

另一方面，国内担负院前急救工作的人员学历水平普遍低于医院的专科医生，且国内不仅没有统一的急救人员上岗认证标准，也没有完善的院前急救培训体系，这直接影响到了我国院前急救的整体救治水平。

借鉴国外院前急救模式

院前急救专家共识发布

“10-15分钟，乡镇约30分钟。”

这是我国城市院前医疗急救专业人员到达现场的平均时间，相关研究被写进了今年5月发表的《院前急救待援期公众应对措施专家共识》中（以下简称《共识》）。

《共识》由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等单位发起，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等近百家医疗机构的医生共同参与撰写，从立法、急救设备部署、急救培训等影响因素提出了推荐意见。

《共识》把从公众拨打急救电话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这段时期称之为“院前急救待援期”，主要的救治流程则包括“拨打急救电话、现场评估、采用相对应的应急处置方法进行初步救治和处理等。”

专家们认为，现阶段我国急诊医疗服务体系逐渐要求将施救地向现场延伸，并转向专业人员与社会公众整体联动，强调急救现场“第一目击者”的作用，即在医务人员到达前开展必要而恰当的紧急救助措施，让整个急救过程不再遗留“空白时间”。

从立法、急救设备部署、急救培训等影响因素出发，《共识》提出了“构建智能化社会急救网络体系，呼叫‘第一反应者’，实现‘一键急救’”等6个推荐意见，希望让更多人参与急救体系建设工作。

据悉，这一“公众现场自救互救—院前急救—院内急救”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链已在多数发达国家建成使用。

据2021年11月发表在《中华灾害救援医学》的文章《国内外院前急救发展现状及启示》，英国、美国院前急救模式最大的特点是“急”和“快”，自急救中心接到急救电话起，便立即派出救护车和急救人员，携带简单的医疗抢救设备对患者采取简单的医疗救治，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将患者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而法国、德国院前急救则强调“治”和“救”，即医疗急救人员携带充足救护物质，由救护车充当“ICU”病房，在抵达救治现场的第一时间便展开医疗救治，充分把握伤患发病最初的4~6 min的“救命黄金时间”。

现阶段，我国正在推动《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等文件的出台与落实。相信随着院前急救体系的发展、完善，能够杜绝“延误救治”事件的再次发生。

参考信息：

[1]廖凯：《我国院前急救体系现状与发展综述》

来源：医学界

责编：郑华菊

校对：臧恒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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