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考古学会：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年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考古事业蓬勃发展，考古发现包括史前遗址、古墓葬、古城址、瓷窑址以及盐业、海塘、海防、海丝等方面，内容丰富多样。这其中有著名的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有探索文明之源的义乌桥头、余姚井头山等遗址，有开启古越先民文化之钥的多处重要的越国贵族墓葬群，有支撑起“半部陶瓷史”的历代陶瓷窑址，还有代表浙江宋韵文化精髓的南宋皇城与南宋皇陵遗址，还有诠释浙江先民“勇立潮头”精神的各类海洋文化遗产。这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为构建浙江大历史，推动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建立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提供了重大的学术支撑。

一、史前考古

浙江省境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120余处。环太湖及周边尤其是浙北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近一二十年以来取得了重大突破，初步构建起从旧石器早期、中期到晚期的年代序列。其中2013-2014年发掘的长兴紫金山遗址，获得石制品187件，燧石石器占92％，石制品以刮削器、石片、尖状器等小型石器为主，是一处以燧石小型石器为主的旧石器遗址，距今16万年左右，对现代人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上山遗址发现于2000年，2001、2004、2005-2006年进行了三次发掘，同时还发掘了小黄山遗址，2006年提出了上山文化的命名。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江浙地区最早的新石器化发生在钱塘江以南、以金衢盆地为核心的浙中地区，以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为代表。上山文化年代上限约距今10000年，下限约在距今8500年左右，已发现21处遗址。上山文化遗址总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单个遗址面积一般数千至数万平方米，部分遗址的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继上山、小黄山遗址之后，近十年上山文化考古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荷花山、桥头等遗址。荷花山遗址是在钱塘江地区发掘的第三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浙江地区此阶段遗址分布、源流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荷花山东区发现一处上山文化中期（距今9000年）居住遗存，包括由20余个柱洞组成的小型居址及相关的20余个灰坑，居住遗存东南部的生活废弃堆积最厚处达120厘米，可分6层。西区发现一处跨湖桥文化时期的“石器、块石混合遗迹”，分布面积150平方米，所见石器都是成形或使用破裂的石器。

桥头遗址的发掘从2014年持续至今，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体属上山文化中晚期（距今9000-8500年），另有跨湖桥文化时期的遗存，遗址中心为一处环壕，环壕内的中心台地边长约40米，台地上发现一处红烧土和柱洞单元构成的房址（F1）、环台地分布的柱洞遗迹、数量较多的“器物坑”以及两座墓葬（M44、M45），这两座墓葬是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墓葬；比较有特点的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也是世界最早的彩陶之一），可辨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为跨湖桥彩陶找到了源头。桥头遗址是上山文化中等级较高的聚落遗址，发掘者认为其中心台地或具有祭祀或举行其它仪式性活动的功能性质。

（义乌桥头遗址器物坑）

1990年第一次发掘了跨湖桥遗址后，已有学者关注到跨湖桥文化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2001年跨湖桥第二、三次发掘和2003-2004年下孙发掘后，正式提出了跨湖桥文化的命名。跨湖桥文化年代约距今8000-7200年之间，发现15处遗址，相比于上山文化，分布范围进一步向东向北扩展，达到近3万平方公里，遗址面积一般数千至数万平方米。近年来跨湖桥阶段最重要的考古成果是余姚井头山遗址。井头山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2019-2020年揭露了750平方米。遗存之上叠压着5-8米厚的海相沉积层。发掘出土露天烧火坑、食物储藏处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区、滩涂区木构围栏等遗迹。出土遗物分为大量的人工器物（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和自然遗存（以各类海洋贝壳为主），种类异常丰富，部分遗物保存相当完好。出土的陶器与跨湖桥文化较为接近，测年也在距今8000年前后。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全新世海洋环境变迁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井头山遗址首次因地制宜地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

1973年第一次发掘了河姆渡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77年夏鼐就正式提出了河姆渡文化的命名。属于河姆渡文化（包括河姆渡一至四期）的遗址数量已有数十处。面积均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继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河姆渡文化最重要发掘收获来自田螺山和施岙遗址。田螺山遗址的发掘从2004年延续至2012年，根据全方位多学科研究“课题”的设计方案和学术目标，深入挖掘、提取、保存和阐释各类文化遗存的“全”信息和“潜”信息，重点是发掘了以排桩式基础为特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至晚期四个不同阶段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其中第二阶段揭露出一个面积近300平方米的长排房单元，距今6500年左右。遗址中出土了多件特殊遗物，如象纹雕刻木板、独木梯、双鸟木雕神器、木磨盘、木豆形器、长剑形木器，等等。同时在田螺山聚落居住区西侧的古稻田发掘区内，揭露出河姆渡文化晚期的稻田。在考古发掘科学推进的同时，实现了发掘现场和遗迹保护、展示协调进行，积极探索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兼顾并重的文物考古工作新模式。

施岙遗址勘探发现面积达8万平方米的古稻田，发掘总面积近8000平方米，发现了具有明确叠压关系的分属三期的大规模稻田，清晰展现出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6800-6500年）、河姆渡文化晚期（距今5700-5300年）和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300-4600年）的田块形态和稻田结构，尤其是良渚时期的稻田结构揭露最为充分，田块呈井字形，并发现由河道、水渠和田埂中的灌排水口组成的灌溉系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施岙周边广泛分布着这三期水稻田，总面积达90万平方米，规模相当惊人。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系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迹，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是世界级的重要考古发现。另外鱼山（河姆渡二期、河姆渡三期、良渚晚期）、下王渡（河姆渡四期、良渚时期、钱山漾时期）、何家（河姆渡三期、河姆渡四期、良渚时期）、胡基坑（河姆渡三期、河姆渡四期、良渚时期）、东门村也发现有河姆渡二期至四期的遗存，遗迹类型有房址、灰坑、木制品加工场所、储藏坑和墓葬等，为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资料。鱼山河姆渡早期遗存的形成，也被认为与农耕活动直接相关，可与田螺山周边的施岙等大规模的河姆渡早期水稻田相呼应。这些遗址中普遍都发现有分属多个阶段的海相沉积层，与文化层交替出现，为我们研究宁绍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地区第一支被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随着1959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和随后对其文化内涵的了解，7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1980年，崧泽文化正式命名并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根据广富林1999-2000年的发掘和钱山漾2004-2005第三次发掘的成果，分别确立了广富林文化和钱山漾文化的命名。最终形成了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7000-6000BP）-崧泽文化（6000-5300BP）-良渚文化（5300-4300BP）-钱山漾文化（4300-4100BP）-广富林文化（4100-3800BP）的文化发展序列。东山村和凌家滩墓地的资料显示崧泽时期就已出现雏形城市或初级文明，已经进入阶层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到良渚时期，则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此时的文化中心完全转移到太湖西南部的余杭地区。

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晚期遗址分布相当密集，目前已发现至少1000处遗址。据不完全勘探资料，良渚古城所在的100平方千米范围内就已确认300余处台地遗址。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约3万平方千米；良渚文化系统分布达于宁镇地区、江淮地区、金衢盆地、宁绍平原等，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作为良渚文化唯一的都邑性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在十来年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已于2019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可分三重，最中心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和面积约630万平方米的外郭所环绕，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形成类似后世都城的宫城、皇城、外郭的三重结构体系。同时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和设计精巧的瑶山、汇观山祭坛及贵族墓地，在古城外围也存在着广阔的郊区。整个良渚古城系统包括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外围郊区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通过不间断的考古工作，我们基本明确了良渚古城核心区格局的演变过程，并对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遗址的聚落结构有了大体的认识，新确认了姜家山贵族墓地、池中寺稻谷堆积、钟家村制玉作坊等功能区，还揭露出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

经过大规模的勘探工作，我们基本了解了良渚古城核心区的格局及其演变过程。根据勘探所知的城内外台地、河道等迹象之间的叠压关系，我们大致将城内的台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台地少、河道多，晚期大量河道被填埋，台地扩大，同时大规模扩建外城。自2012年以来，良渚古城正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成为考古发掘的重点。在莫角山宫庙区顶面平台，以及其上的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宫庙基址都进行了长探沟发掘和局部大规模揭露。在大莫角山顶上已发现了7个面积约300至900平方米的房屋台基，呈南北两排分布，小莫角山上也发现4座房屋台基。确定了宫庙区中部大型沙土广场的形状，探明其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应是莫角山宫殿区内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沙土广场南部和东部也发现成排分布的房屋台基。姜家山位于莫角山西部、反山南部，在姜家山土台西坡清理了一处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发掘墓葬17座，大致呈三排分布。主体年代与反山接近，属高等级贵族墓地，但墓地内头向、男女墓的排列等颇具特色，为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姜家山墓地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莫角山宫殿区以西这从北到南分布着由反山、姜家山、桑树头等王陵和贵族墓地。良渚古城城内河网密布，位于城内宫殿区以东的钟家港古河道，是城内的南北主干道，2014年以来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大致以莫角山北、南界线为基准，将河道分为北、中、南三段。通过发掘，钟家港南段西岸的李家山台地边缘揭露出保存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台地边的废弃堆积中出土较多漆木器及一些木器坯料。河道东岸的钟家村台地上发现较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在台地边缘的生活废弃堆积中出土大量的燧石石片、玉料、玉钻芯、石钻芯等。显示李家山和钟家村台地上可能分别存在漆木器和玉石器作坊，这是城内首次发现手工业作坊区，根据以往材料推测良渚古城核心区除宫殿区外主要应该是手工业作坊区。钟家港中段的发掘首次明确了莫角山台地东坡最早堆筑的年代为良渚文化早期（3000-2900BC），可以与反山王陵、大型外围水利系统相呼应。同时，还发现了良渚早期的大型建筑木构件。池中寺遗址位于莫角山南部、皇坟山和桑树头之间，通过大范围揭露，发现3座良渚晚期的房基土台。通过勘探和试掘，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包含有20万公斤稻谷的超大体量的炭化稻谷堆积和面积约3.4万平方米大型蓄水池，丰富了对良渚古城布局、结构和居民生活的认识。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由11条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部分。根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三类，并于2015-2016年发掘了狮子山、鲤鱼山和老虎岭三处水坝，在老虎岭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灰沟打破坝体的层位学证据，同时揭示出块垄状草裹泥堆筑的迹象，复原了坝体堆筑的过程。七条坝体的测年数据显示，这些水坝的年代均落在距今5100-4700年之间。推测该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之一，具有世界级的考古意义。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形成的多级库区示意图）

官井头、北村均属于良渚遗址群，这两处遗址连同瑶山遗址的发掘成果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展、阶层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官井头遗址揭露面积6600平方米，清理崧泽—良渚文化墓葬106座，良渚文化成组石砌遗迹1处、建筑基址7处、灰坑22个、灰沟2条。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良渚早期偏早阶段的一处贵族墓地，出土琮、冠状器、璜、圆牌、镯、龙首环等玉器，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分化状况。北村遗址共发掘12000平方米，清理了崧泽晚期至良渚时期房址25余座、灰坑211个、灰沟19条、墓葬140座，尤其是在对北村南地点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一处良渚早期偏早阶段的、单独位于高台地上、有围沟环绕的高等级墓地，由8座良渚时期墓葬组成，呈两排分布，显示出明确的社会分层状况。

玉架山环壕聚落和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均位于良渚古城远郊腹地范围，其考古成果提供了关于良渚古城“王畿地区”的重要资料。玉架山遗址共发现了由六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良渚文化完整的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近20000平方米，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397座、灰坑21座，建筑遗迹10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文物4000多件，是迄今为止清理良渚文化墓葬数量最多的遗址，并出土一批以M200和M149为代表的良渚早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玉架山、横山、茅山为代表的临平遗址群是良渚古城东部的重要“桥头堡”和次级区域中心。中初鸣遗址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大规模制玉作坊遗址群，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通过对保安桥、小桥头、王家里的发掘，获得了近2000余件玉料、玉器成品、半成品、残件及燧石、磨石等，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遗址群的工作是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新内容，也是继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临平茅山大面积的水田以及玉架山多环壕聚落的又一重要发现，丰富了良渚古城外围考古的内容，反映了远距离大规模专业生产的模式，为讨论良渚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聚落模式和手工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是良渚文明和良渚古国高度发达的重要体现。

太湖东南部的嘉兴地区属良渚古城的外围区域，目前共发现良渚时期遗址260余处，分布相当密集，遗址数量和分布密度仅次于良渚遗址群一带。2011-2014年发掘的海宁皇坟头遗址共发现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墓葬240座，以及崧泽至良渚文化多个土台，遗址的主体堆积为良渚文化时期，发现确立了4个土台，墓葬的等级不是很高，应该是一般平民的墓葬，尤其特殊的是发现了18个良渚文化时期的叠石圈遗迹，这在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还是首次发现，该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良渚文化聚落形态考古、良渚时期先民的行为模式、良渚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桐庐小青龙遗址也是良渚古城外围的一次重要发现，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4座，等级较高的墓葬随葬品有10-20件，部分大墓中出土琮、璧、钺等重型玉礼器，陶器则主要是双鼻壶，其随葬品组合及墓葬头向与良渚古城腹地范围的墓葬随葬品组合判然有别，区域特色明显。

吕岙、黄家台是良渚文化外围区的宁绍地区至舟山群岛良渚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此外，在大榭、施岙、鱼山、下王渡、何家、胡基坑、东门村也有良渚文化遗存的分布。嵊泗黄家台遗址的发掘显示，黄家台遗址是一处良渚时期的沙丘遗址，大约距今4800-4500年，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这是浙江境内发掘的第一处沙丘遗址，也是位置最靠东的一处良渚时期遗址。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及其附属木构道路遗迹是吕岙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继茅山和施岙之后良渚文化水稻田考古的又一次重要成果。

环太湖地区先后出现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两支受到皖北豫东影响的考古学文化，发现遗址均不多，且暂时没有中心聚落和大型墓葬，社会分化不显著，生计类型转向以狩猎为主的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大榭遗址最重要的考古成果该遗址钱山漾时期的遗存，该时期遗存是在良渚文化土台基础之上扩展和加高堆筑而成，遗迹主要发现有盐灶27座、灰坑5个、陶片堆2处、制盐废弃物堆18处，聚落均分布于人工营建的两处土台上，它们在不断扩展的过程中逐渐合拢，总分布面积达4000平方米以上，经多轮专家论证，认为盐灶等遗迹均与古人制盐活动有关，且在制盐过程中有日晒提浓和加热卤水的步骤。而东门村遗址发掘除了广富林时期遗存，遗迹现象有柱坑、木构护岸、灰坑、房址等，为完善宁波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增加了新的材料。

1997年发掘了好川遗址，2001年在发掘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好川文化的命名。好川文化年代约距今4700-4200年，好川文化早期与良渚晚期相当，好川文化晚期与钱山漾时期相当，早于广富林文化，主要分布于浙南地区，好川文化分布面积广大，与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紧密相接，但遗址稀疏，仅十余处。赣东社山头和闽北牛鼻山、斗米山也发现与好川文化类似的遗存。好川墓地是目前发现好川文化等级最高的墓地，其余遗址均为一般性村落，总体上处于分化社会的发展阶段。山崖尾和屿儿山是近年来好川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山崖尾遗址揭露了一处好川文化聚落，清理墓葬59座，灰坑45座。绝大多数墓坑近方形，墓向基本呈东西向，西北—东南成排分布。山崖尾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生活区植物遗存的分析，将填补好川文化农业经济的空白，大量测年样品的获取，将明确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位置。屿儿山遗址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好川文化的一处小型墓地和聚落遗址，墓地共清理长方形土坑墓16座，出土各类随葬品29件。聚落共清理各类灰坑76个，多为小型柱坑，大致可分为4组建筑；中南部区域，揭露“木骨泥墙”类成片烧土废弃堆积1处。

二、夏商周

近十年来，浙江的三代考古逐渐改变了过去以墓葬尤其是大型土墩墓为主的发掘和研究倾向，迈入大遗址和聚落考古的新阶段，注重考古工作的区域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发展。这一时期，以课题为导向，同时开展墓葬、城址聚落、原始瓷窑址的考古工作，开展了湖州毘山遗址、安吉古城、余杭小古城、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瓷之源等重要项目。同时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也在余杭跳头遗址、宁波东门村遗址、九龙湖应家遗址、萧山柴岭山、衢江土墩墓群等处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为基本建设考古打开了新局面。

1．城址聚落

湖州毘山遗址继2005年第一次发现崧泽文化墓葬及高祭台类型遗迹之后，自2014年起，连续开展了多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出土了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的丰富遗物，并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多组大体量建筑遗迹。这些新发现再次明确了毘山遗址在环太湖流域文化区的重要价值，为研究毘山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安吉古城自2001年起即正式开启考古工作。2011年，按照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制定了《安吉古城考古工作规划（2011—2015年）》，在古城遗址及周边聚落、墓群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古城内的工作，初步探明了分布于城中部和北部的12条古河道，并发现了官署建筑区等重要遗迹。在古城周边，还发现了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山墩遗址，始建于春秋的小型城址——窑山遗址等，以及龙山、笔架山等非常集中的古墓葬群。以安吉古城为中心的这些遗址和墓葬，共同构成了一处遗存内涵极其丰富且关系密切的大遗址群。

杭州余杭径山小古城遗址，也是一处先秦古城遗址。城墙在地面以上仍多有保存，城内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是东苕溪流域商周时期的一处区域性中心城址，在浙北地区先秦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聚落考古为发掘指导理念的小古城遗址，被证明是一处保存良好、结构完整、等级分明的区域性中心遗址，是浙江先秦史、越文化发展史以及南方地区商周时期文明化进程研究中重要的考古资料之一。

杭州余杭跳头遗址处于山地丘陵区与平原区的交界地带，遗址地层年代包含了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晚商、西周、春秋，其中晚商时期是聚落结构最清晰、遗迹保存状况较好、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并发现有作坊遗迹以及与铸铜活动相关的工作面，出土有多件保存完好的石范以及青铜器、疑似铜锭、砾石、木炭等与铸铜直接相关的遗存。跳头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晚商时期比较清晰的青铜铸造聚落遗址，遗址聚落结构保存较为完好、堆积连续且演化特征明显，对于探索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末期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聚落和社会组织形态、文明演化模式，早期国家起源与发展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宁波江北慈城东门村遗址，出土遗存年代跨度大，时代特征鲜明，尤其是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时期遗存的发现，充实了宁波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聚落延续使用时间长，为探究聚落形态、布局和变迁等提供了新的案例。

宁波镇海九龙湖应家遗址的商至西周阶段遗存，文化性质相当于“后马桥文化”。遗址内发现的该文化遗存，地层堆积单纯，遗迹和遗物丰富，为构建浙江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对推动浙江地区青铜时代早期聚落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应家遗址的东周时期遗存，时间相当于越国强盛时期。发现的该时期遗存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包含了铜鼎盖、原始瓷甬钟等高等级遗物，以及可能与铸铜活动有关的遗物，为深化越国内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古墓葬

在针对大型墓群、高等级贵族墓的工作方面，先后调查和发掘了大量先秦土墩墓葬，其中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商周土墩墓群、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衢州衢江区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等项目取得的成果尤为突出。

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商周土墩墓群的沿用时间长，从商代中晚期至战国初期，墓葬类型丰富多样，对构筑中国南方地 区商周文化的发展序列、深入探讨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丧葬习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批典型器物的出土为研究中国原始瓷的起源、传播、制作工艺和印纹硬陶的流传、演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墓地中发现的大型“人”字形石床木室墓和大型亚腰形石室墓对探讨越地贵族墓的丧葬习俗、埋葬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绍兴坡塘狮子山 306 号墓的发掘，后又于90年代发掘了印山大墓。但整体上对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制约了越文化研究的发展。2011年，制定了《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葬考古工作规划（2011——2015年）》，以传统田野调查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考古资料数据化”的工作思路，通过五年的工作，基本厘清了绍兴高等级越国墓葬的主要分布区，初步确认平水盆地为战国时期越国王陵区，探明了越国王陵区的布局及王陵区周边古水系及相关遗迹分布状况，建立了越王陵区地理信息系统。

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龙山107号古墓葬）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贵族墓园，紧邻安吉古城城址。共发掘中心主墓1座、陪葬墓31座，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时代和文化面貌判断，墓园范围内墓葬均为春秋晚期的越墓，中心主墓或达王侯等级。这是首次发现并完整揭示了一处越国高等级贵族墓园，墓园要素齐备、布局整齐，结构独特，填补了越国贵族墓园制度研究的空白。本次发掘是在大遗址考古规范指导下，明确的学术目标引领下，以城址为中心，除墓园的完整揭示外，还利用调查、勘探等手段，探索城、墓之间的有机结合。全程注重多学科横向联合，始终兼顾考古发掘和保护展示利用，是历史时期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典型案例。

（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航拍全景）

衢州衢江区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区域内共发现 10 座大型土墩墓、1 座西周时期城址及 13 处遗址，2018——2021 年共发掘了庙山尖、孟姜村 1、2、3 号 4 座大型土墩 墓。据出土青铜器及陶瓷器的器形及纹饰特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墓葬群整体年代为西周时期。同时，初步构建起涵盖城址、高等级墓葬、一般聚落的大遗址格局，为探讨商周时期南方地区城与墓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实例，有助于从聚落考古角度全面推动田野考古工作。西周时期青铜车马器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是浙江省内首次发现，也是长江以南地区出土车马器数量最多的一次，既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又有中原文化因素，对研究南方地区青铜铸造技术、早期中国南北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本次发现从礼制等级、制度文明上反映了浙江西部在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为研究越文化因素来源、百越文化发展乃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提供了关键资料，是西周时期越地考古的重大突破。

3．原始瓷

这一阶段原始瓷窑址的工作虽然项目相对较少，但仍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湖州瓢山窑址，2012年清理了窑炉遗迹及丰富的地 42 层堆积。窑址堆积最厚处近 1 米左右，可分成两个时期，早期为夏代晚期，晚期为商代，出土了大量产品标本，基本为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瓢山窑址是目前发现并发掘最早的原始瓷窑址，时代可到夏代晚期，原始瓷无论是胎还是釉均具有相当的原始性，某些特征上与硬陶更相似，是硬陶与原始瓷刚分野时的一种形态。

上述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获取了大量的出土遗物，为浙江的三代考古积累的丰富的资料信息，更重要的是在发掘中积极推广新理念、新技术，极大提升了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工作的理论水平与技术能力。

三、汉三国两晋南朝

近十年来，汉六朝时期的考古工作，除了继续聚焦于古墓葬和青瓷窑址两方面，更是加大了对古城址、古聚落考古的投入，拓展了考古工作的内容与研究方向，丰富了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面貌的认识。

1．城址聚落

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址具有鲜明的濒水特征，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是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材料。遗址紧邻明清时期的余姚南城， 与东汉晚期以来的余姚县城隔江相望，可以说是余姚南北双城的雏形，对研究余姚古代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宁波城区西门口汉唐遗址为明州罗城城墙遗址的一部分，其中东汉遗迹密集分布于台地之上，可分为长方形和圆形两类。长方形遗迹多呈东西向，四壁均较陡直且经过火烤。圆形遗迹主要为灶或贮藏坑。其中H80 内发现一贴壁的圆形竹框，竹筐以厚约 0.5 厘米，宽约 1.5 厘米的竹篾编织而成，出极少量陶片及一泥质黑灰陶质的圆形陶片。东晋南朝的遗迹主要有三个灰坑，位于台地东北边缘，呈东西向分布，而且大致在一条直线之上，坑底均有疑似植物纤维编织的痕迹，可能是具有储藏功能的某类遗迹。

宁波奉化鄞县故城为汉代城址，周长约760米，面积约3.8万平方米，由夯土城墙及水系围合而成，城内外遗迹主要发现有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等。初步推断城墙修筑年代不早于东汉晚期至东吴时期。鄞县故城历史沿革清晰，功能布局明确，保存状况较好，其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东南地区汉六朝时期县级城邑的认识，对研究宁波地区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古城遗址的发现，正一步步勾勒出汉六朝时期浙江各主要郡县城邑的发展水平。

2．古墓葬

安吉上马山古墓葬主要年代从先秦延续至汉六朝时期。2015年共发掘的3座土墩内，共清理墓葬12座，出土陶、瓷、铜、铁等各类随葬器物 183 件。其中土墩D163应由三座土墩构成，靠近土墩边缘的 4 座墓葬分属于两座早期小型土墩，而最后的大墩则是西汉晚期在两座小型墩的基础上统一营建的一座体量较大的大型贵族家族墓地。这批墓葬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对浙江汉代土墩墓建造类型的认识。安吉孝丰摘帽山墓地，则为常见的山地型墓葬群。共发掘汉六朝墓葬 105 座，其中土坑墓仅 1 座，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其余均为砖室墓，包括 81 座长方形券顶单室墓、3 座方形穹窿顶单室墓、20 座吕字形券顶双室墓，主体年代为东汉晚期至孙吴时期，少量为两晋墓葬。墓地背靠山丘，布局规整， 分区明确，下葬时代较为集中，是一个有规划的家族墓地，可能与两汉之交及东汉末年的两次大规模北人南迁有关。 结合“初平元年作施南……”“吴故施长山之墓”“施”等砖侧铭文，可推知该墓群为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的施氏家族墓地。安吉地区发现的这类墓葬，也为寻找最早的安吉县治提供了线索，对认识安吉建县伊始、县治所在地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内涵具有重要价值。

永嘉瓯北丁山汉六朝墓群，共发掘共汉六朝墓葬59座，出土陶瓷器、铜器等各类器物 200 多件。墓葬多数选址于向阳的东、南坡，大体呈三组排列。墓葬平面多呈刀形和长方形，少量凸字形墓。墓砖纪年有 “咸康”“咸和”“宁康”等十余种。M13 还出有 6 块画像砖。本次发掘是浙南地区近年来发现汉六朝墓群数量最多的一次，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另有金、银、铜、铁、玻璃等质地文物。数量多、品种丰富且不乏精品。其中，咸康二年（336）的 M37 出土的玻璃碗为波斯萨珊王朝产品，仅见于同时期高等级贵族大墓。

（永嘉瓯北丁山东晋墓出土玻璃碗）

绍兴兰亭野生动物园一期墓地共发掘墓葬 55 座，年代为战国至明清，其中以六朝及唐墓居多。本次发掘的墓葬均分布于山前缓坡，墓葬形制多为砖室墓，另有少量土坑竖穴墓。砖室墓以单室居多，双室较少。规格上，大多数墓葬长度在 3 米以下，长度为 3～6 米的中型墓有十余座，极少数墓葬长十余米。多数墓葬填土中发现战国时期印纹硬陶片，由此推测这一区域可能存在战国墓群。其中M3、M26是绍兴地区罕见的纪年明确的大型西晋墓，对判断同时期类似墓葬具有标尺价值，其结构完整、规模较大，体现江南门阀士族的雄厚经济能力，为研究绍兴六朝士族社会经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丰富绍兴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重要意义。

3．早期青瓷

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是浙江“瓷之源”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田野工作包括区域内窑址的系统调查与重点窑址发掘两部分。禁山三条龙窑保存较为完整，并且在长度、坡度、装烧工具、产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代表了东汉至三国西晋不同时期的装烧工艺完整发展过程。窑址除发现成序列的窑炉群外，在发掘区内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包括贮泥池等，这对于探索当时整个窑场的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成熟青瓷起源于东汉中晚期，在三国西晋时期迎来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禁山窑址正处于这一阶段，它堆积丰厚，持续时期较长，从地层叠压上解决了东汉、三国、西晋三个时间段的前后发展过程，为认识青瓷在东汉起源后向三国西晋第一个高峰的发展这一重大 的转折过程，提供了考古学上可靠的依据。

四、唐宋以来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唐宋以来的浙江古代遗迹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面貌。在城市、陵墓等常规的重要考古工作之外，瓷窑业、盐业、海塘、海防、海丝等相关遗迹的调查与发掘工作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城市

杭州南宋临安城，作为南宋首都，在城市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2015 年首次通过考古工作发现了临安城内地下引水设施，也是首次大规模发掘了临安城东城墙遗迹，丰富了对临安城城墙面貌及其构筑方式的认识。同时发现的元末明清杭州城东城墙，更确切展示了杭州的城市变迁，成为南宋临安城考古的重要延伸。而德寿宫始建于绍兴三十二年，为宋高宗赵构禅位后的居所，与凤凰山上的皇城（南内）遥相呼应，时称北内。2019年的发掘区域位于德寿宫前苑西北部。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砖砌道路、砖砌庭院地面、台阶、假山基础、排水设施等各类建筑遗迹，出土遗物 3000 余件，明确了德寿宫中轴线位置。遗址区内南宋早中期遗迹之间多存在叠压打破情况，按时代早晚排序依次为：秦桧宅邸-德寿宫时期-重华宫时期（慈福宫）。

2017年发掘的南高峰塔遗址，发现了五代至宋、以及清至民国早晚两期建筑遗迹，出土了建筑构件、塑像、瓷器等遗物。其中，早期建筑遗迹位于峰顶平台第二级台地，由南高峰塔基、塔院基址、道路等遗迹组成。塔基利用自然山岩，经平整、填筑而成，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六角形。塔身平面呈等边六角形，残存底层之东边南段、东南、西南、西四面的边砌石。本次发掘明确了南高峰塔的位置与形制，以及塔院建筑基址的布局和结构，基本廓清了 南高峰塔及塔院的整体空间格局，这种采用东西纵向轴线，前塔后殿形式布局反映了五代吴越国时期仍沿袭隋唐及之前佛寺建筑前塔后殿的布局特点。同时这一布局形制在宋代维修时，继续得以保留。

在杭州富阳新登古城遗址，共发掘了古城南门、西门和东门、 小东门及北门等区域，并对局部位置进行解剖，取得重要成果。遗址内发现的唐、宋和明清时期遗迹结构清晰，叠压关系明显，保存情况较好。发掘的成果印证了新登古城的历史真实性和传承性，证实了古城围山建城、单面城墙的独特性，为研究唐代以来城墙、城门的营造技术提供了重要材料。

杭州临安区五代衣锦城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连续开展了多年，其中临安区政府五代古建筑遗址、吴越国光孝明因寺（宋净土禅寺）遗址、潘山吴越国建筑遗址、衣锦城遗址均为城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安区政府古建筑遗址中发现了吴越国至宋元时期的众多建筑遗迹，其中吴越国时期的一大型建筑基址内揭露了天井、夯土台 基、方砖铺地、柱础石、排水沟、砖墙等建筑遗迹，保存较好，砖砌墙基中发现少量刻有“大唐”等文字的青砖。光孝明因寺遗址内，共发现吴越国至明清三组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第一组遗迹属吴越国时期光孝明因寺和宋代改额的净土禅寺，包括两座殿址、东西廊基址和散水等。第二组遗迹为南宋时重建的净土禅寺，主要有回字形台基、 穿廊和散水等。光孝明因寺遗址是经考古发掘确证的吴越国重要寺庙遗址，入宋后改额的净土禅寺则是反映宋代净土宗与禅宗变迁与融合的重要实物例证，对吴越国史、佛教考古、建筑考古的研究均 具有重要意义。潘山吴越国建筑遗址位于衣锦城外约5公里处，共发现吴越国、宋两组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吴越国时期建筑遗迹，包括主殿基址和四周散水、东侧房址、水井及围墙墙基等。宋代建筑遗迹，主要有散水和天井等。出土有较多吴越国至宋时期莲花纹瓦当、鸱吻、板瓦和同时期各类瓷器残片等。由于该遗址离城区较远，其间缺少大型聚落相勾连，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城坊区“溢出”城外的可能性。结合方志材料可知，衣锦城外遍布祠庙，其中东城外亦颇有分布。仅凭地理方位，固然不足以确定具体的祠庙名称，但通过这类遗址，仍可看到衣锦城的城、乡分布格局的线索。衣锦城是五代吴越国一座地位特殊的城市，它作为晚唐五代钱镠新建的第一座城，既是吴越王钱镠的故乡，也是钱镠最终的安葬之所。考古工作揭示的一门三道、整齐有序的院落格局、完善的排水系统等，既是吴越国王城规划体系的再现，也是我国古代南方山水城市规划的重要例证。

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2016），发现城墙、建筑基址、灰坑和墓葬，出土大量唐宋以来陶瓷、砖瓦、铜钱类遗物。其中建筑基址均位于城墙内侧，墓葬均位于城墙外侧。根据出土遗物分析，此次发现的古城墙始建年代当不晚于五代时期，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断为明州（今宁波）罗城城墙望京门北侧的一段。这一发现，为我国古代州府级城市布局、城墙结构和宁波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

温州古城（2015、2021）在这期间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考古工作，其中2015年勘探并清理了五代内城谯楼遗址，包括谯楼的门址、城台、城垣、马道、排水沟等遗迹。同时还勘探揭露出华盖山外城一段砖墙和上下叠压的两段石墙。结合出土遗物判断，该段砖墙应建于南宋时期。2021年的子城考古工作，则发现了温州子城西城墙、护城河两侧驳岸及各时期建筑遗迹，对认识温州子城的建筑方式、古今叠加的山水城市格局及其演变历程具有重要价值，为我国城市考古和城池史研究积累了珍贵资料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嘉兴子城是当地自五代天福五年（940）升格为州府城市以来，历代衙署所在地，总占地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其南门——谯楼，更是嘉兴的历史文化地标。考古工作共发现了宋代南城墙、明清道路，谯楼以北中轴线建筑布局，子城西北角宋代北城墙、西城墙、高台建筑基址、明清围墙及墙外道路等遗迹。在江南地区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因为子城通常位于城市的绝对中心，很难保留下来。在整个浙江乃至中国南方地区而言，只有嘉兴子城遗址几乎完整保留至今，并且具有全面揭露和展示的基本条件。通过目前的考古工作，可知子城的城墙和城内遗址保存 状况较好，具有还原中古时期江南子城面貌的基本条件，这对于研究唐宋衙署建筑和城市制度都有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这一期间，考古人员还在绍兴王阳明新建伯府遗址、余姚巍星路窖藏、宁波鄞州鄞江宋元遗址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王阳明新建伯府遗址更是得到了全面的保护与部分展示利用，为遗址所在地区的城市考古工作开辟了新局面，为合理协调城市考古与城市建设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2．古墓葬

绍兴宋六陵为南宋时期帝陵所在，其中包含了北宋徽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七帝陵及昭慈孟太后等七座后陵。自元初被毁后，陵园建筑与墓室均遭严重破坏，诸陵寝位次、规制遂混乱不明。2018年至今，连续五年先后组织发掘了一号陵园遗址和二号陵园遗址。首先基本确定了一号陵园的中轴线建筑和园墙四至，可知其整体的结构布局与北宋皇陵的上宫基本一致。此后，自2019年以来，又揭示出二号陵园中轴线上的门殿（残）、中心享殿、东侧配殿三座大型夯土台基，以及连通门殿与享殿的东侧回廊基址等核心建筑遗迹。两处陵园的发掘过程中，均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构件，包括了板瓦、筒瓦、各色花卉纹瓦当和宝珠瓦饰等，种类丰富。通过对出土构件的统计分析，结合揭示的台基、柱网等相关建筑遗存信息，并参照《营造法式》等宋代文献，初步复原了一号陵园的龟头殿、享殿和门殿的建筑形制，以及陵园的整体格局。通过现有的发现可知，南宋帝陵制度大致延续了北宋皇陵的传统，同时又整合了北宋大行丧仪的攒宫与山陵两种制度。其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攒宫”体现其北复中原的政治理念，以维系政权的正统性与号召力，体现了南宋王朝对统一的北宋王朝强烈的政治与文化的认同。因此，南宋皇陵（宋六陵）实为宋金之际中国传统皇家丧葬礼制在南方地区的典型代表。

绍兴兰若寺墓地考古工作最初为配合基本建设而展，主要围绕墓园部分展开，至 2017 年底已确认墓园年代与整体格局。经发掘可知，兰若寺墓园至少由四级大台地构成，所有台地皆可见大面积人工夯筑的迹象，墓园依据地势，东部宽、西部窄，部分附属建筑布置于东侧宽阔区域内。从园内的建筑特征看，可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级台地为“下园区”，推测可能是与南宋帝陵单独建设的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下宫”具有相似意义的院落建筑区；第二至第四级台地为“上园区”，应是专门用于祭祀的高等级建筑区与主墓分布区。结合相关出土遗物信息判断，兰若寺墓园建于南宋晚期，使用年代下限不晚于元代初年，规模庞大，是目前所见我国已发掘的南宋墓葬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实例。从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分析，墓地与南宋皇家陵园当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也可视为目前研究南宋帝陵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发现的较为重要的南宋时期墓葬还有庆元南宋胡纮墓、黄岩赵伯澐墓、常山赵鼎墓、余姚史嵩之夫妇墓、武义徐谓礼墓、徐邦宪墓、临安洪起畏夫妇墓等，出土和保存了大量文物，为丰富宋元时期考古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墓志、文书、服饰、器用等多方面的宝贵材料。

3．瓷窑址

慈溪上林湖荷花芯越窑窑址的发掘，首次揭露出大规模的唐宋时期越窑的制瓷作坊遗迹，为复原唐宋时期越窑窑场布局提供了详尽的资料。此外，发掘出土晚唐、五 代、北宋诸时期的大量瓷器与窑具标本，对各时期越窑生产面貌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深化了越窑瓷器的分期研究。

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2015——2017年开展的考古工作，发掘无论是在考古学方法上还是遗址本身，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是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均以遗迹的方式进行清理。所有的标本均统计与采集。发掘过程三维化全记录和古代窑场废弃过程的三维化重建，并使用了田野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同时采取水陆考古相结合的工作模式，运用多波束测深仪、侧扫声呐、磁力仪、浅地层剖面仪与探地雷达等多种技术手段，系统获取了上林湖湖底地形地貌的高精度三维数字模型、平面声呐图像、环湖道路、古湖堤、古水道、古水坝等丰富的水下遗存，为内陆浅水水域的水下考古提供宝贵经验。此次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秘色瓷窑场基本格局、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发掘现场）

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位于楠溪江与瓯江交汇处，是瓯窑的重要分布区。考古发掘了包括窑炉、釉料缸、辘轳坑、贮泥池等在内的基本完整作坊遗址，以及器物坑、火烧坑等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出土大量瓷片标本以及各种类型的窑具。此次工作首次完整揭露了唐代瓯窑窑场，较全面地揭示了唐代瓯窑产品的基本面貌与特征。也是首次在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了用釉封口的瓷质匣钵，以及可以与秘色瓷媲美的高质量青瓷。首次在窑址中发现纪年标本和唐代“官”铭文，为唐代晚期瓯窑产品确立年代标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代窑场的管理制度。

黄岩沙埠窑址群自2019年以来，连续开展了4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在最重要的竹家岭窑址和凤凰山窑址区域内，均揭露出了规模庞大的龙窑窑炉。其中竹家岭窑炉遗迹为浙江地区目前已发掘的两宋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结构最为清晰的窑炉遗迹，同时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标本，基本构建起沙埠青瓷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沙埠窑址产品结构、生产年代、窑业技术等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沙埠窑址群是越窑和龙泉窑瓷业技术衔接和过渡的重要地带，是探索越窑瓷业技术南传与龙泉窑瓷业技术渊源的重要地区，同时，对于探索北宋时期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等瓷业技术交流模式与途径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在宁波市上水岙窑址、永嘉马鞍山元代龙泉窑遗址、开化明代龙坦青花窑址等处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可以看出，在这十年里，浙江陶瓷考古的发展势头依旧，窑址的时代贯穿唐至明代，窑口类型几乎涵盖括了越窑、龙泉窑两大窑业体系。沙埠窑的成果，更为瓷窑址考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成为深入探索浙江青瓷窑业传承与发展、南北方主要窑业系统交流互动等问题的重要基础。

4．盐业遗址

玉环玉城前塘垟宋代盐业遗址是继续宁波大榭史前盐业遗存之后，又一处系统的盐业考古成果。遗址内发现1处系统的宋代制盐作坊，包括方形盐灶、盐卤坑、石砌水池、坯料坑等迹象多处。出土陶支座、灶篦类烧土块、烧土支臂等制盐器具逾万件，另发现部分龙泉窑青瓷碗、芒口碗、黑釉盏、缸、铜钱、磨盘及砖瓦等各类遗物。结合本次工作，发掘者对浙南地区对宋元时期的官方盐场布局、组织形式、工艺流程、灶具变化等问题均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5．古海塘

杭州古海塘遗址在此期间经历了三次考古发掘工作。2015年，首先发现了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北海塘遗存。该海塘为柴塘结构，是用柴条、土层叠砌、夯筑而成。结合出土遗物分析，该处海塘的年代不晚于明代中期。而2016年发掘的杭州市常青古海塘遗址，为典型的石塘结构，遗存可分为三组，叠压关系明确，最上层一组为清代塘体，其下两组层则为宋元时期所筑。2018年发掘的钱江新城古海塘遗址内，首次发现了柴塘和石塘并行的双塘结构，以及鱼鳞石塘叠压打破条块石塘现象，并且确认了石塘的起点位置。结合出土遗物、碳14测年数据和相关文献记载判断，该段海塘中的土塘为明代延续下来的范公塘，柴塘为清康熙年间始筑，条块石塘为清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修筑，鱼鳞石塘为清嘉庆年间修筑。

（杭州市常青TG2 石塘体迎水面）

钱塘江古海塘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水利工程，是我国古代匠作营造技艺、公共工程建设、社会经济水平高度发展的综合体现。钱塘江古海塘作为重要的历史地理坐标对研究杭州古代城市发展史和钱塘江流域历史地位的发展演变具十分重要的意义。

6．海防遗址

温州苍南海防城址先后开展了一次大范围的勘探和连续两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第一期的勘探主要针对白湾堡、蒲壮所城、壮士所城三座重要的海防城址开展工作。通过调查和勘探，基本厘清了白湾堡的平面布局、门址形制及城墙垒筑方法；在蒲壮所城的外城墙遗迹中发现1处门址、1处敌台和敌台内侧的房址，以及城墙内侧的马道遗迹；在壮士所城则勘探发现了南城墙两侧散水、南门址两侧城墙与阶道、东门址及其两侧登城阶道遗迹、东城墙下水道及其内侧排水系统结构布局等多组重要遗迹现象。

2017、2018年，在前期勘探的基础上，又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壮士所城考古发掘。发掘之初，首先做了覆盖全城及其周边辐射区的大面积航拍测绘和实地测量，绘制了大比例地形图，建立了遗址的三维数据模型。在城址的中央和西半部，发现了多处块石垒砌的房基、道路、墙垣、灰坑、水井和大型排水沟等，初步探明了所城内部的供、排水系统。对南城门及其内外两侧进行局部发掘，发现了早期更靠近护城河的外墙墙基。由于壮士所城在明代中期以后即遭废弃，晚期破坏较少，考古发现的遗迹大部分均为明代所城运行期间的遗存。因此探明壮士所城的整体结构，对于研究明代的海防制度和卫所运行系统具有标尺性作用。

7．海丝遗迹

宁波象山“小白礁I号”清代沉船，是一艘沉没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的远洋木质商船，船体残长约 20.35 米，宽约 7.85 米，保留有龙骨、肋骨、船壳外板、隔舱板、 舱底铺板、桅座等，造船用材主要产自东南亚一带；该船既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造船工艺特 征，也保留了一些国外的造船传统，可以说是中外造船技术相互融合的难得实证。作为浙江省内首个正式获批立项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重点项目之一，“小白礁I号”不仅因其众多珍贵的出水文物和“中西合璧”的船体构造为社会所关注，更因其先进的工作理念、科学的考古方法、创新的科技应用、超前的保护意识和多重的安全保障为业界所称道，被誉为“我国水下考古走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重要标识”。

（象山“小白礁I号”清代沉船沉积物样品采集）

台州椒江章安遗址考古，是六朝时期郡城遗址考古的一次新的探索。2021年，在遗址内发掘揭露了2组六朝时期房址，38个灰坑，2条道路，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器，包括“梁天监七年太守孔……”灰陶砖、板瓦、筒瓦，瓷钵、盏、虎子、碗、盘、三足砚、粉盒、灯、水盂、钵、罐、盘口壶、执壶，铜镜等。发掘结果显示，章安故城遗址内保存的两组建筑群体面积大、房间多、建筑材料考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初步判断可能为高等级衙署建筑，或为古临海郡郡城的主要建筑集聚场所。在目前保护区范围的北侧边缘，发现的东西向道路及平行的河道遗迹，推测应是官署建筑的边界，年代约在南朝至唐代。出土板瓦规格高，铺地砖普遍有纹饰，部分建筑用砖有年号，当与章安作为临海郡三百余年郡治的地位相吻合。章安故城遗址是最早的台州城，也是汉唐时期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以旷野形态存在的港口城市遗址，此次考古工作初步揭示了六朝时期临海郡的郡城布局、建筑风貌，彰显出章安港在古代海上丝路的重要价值。

此外，自2019年起，在省文物局的指导下，相关考古单位合作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浙江海洋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工作，初步建设了考古调查与勘探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围绕海丝、海防、海岛、海塘等主题，编写完成了《浙江省海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纲要（草案）》，为准确判断浙江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形势、科学制定本省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以上是对十年来浙江考古工作一次简单的回顾，全部的工作、发掘和研究的收获当然远不止于此。活跃在全省各地的浙江考古人，每天都在用青春汗水为书写浙江大历史而不懈努力。新时代，新征程，在繁重的工作面前，我们更当不忘初心使命，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积极向上的热情、勇于担当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做好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并努力推动出土遗迹和文物的保护利用，真正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都活起来。

（本文由李晖达、陈明辉整理完成）

转载来源：“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