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山，不露水！且看中国“财团”家族荣氏的金融谋略……

文│李银芬

在现代化建设飞快发展的激流中，荣巷古镇却被抛在无锡西郊的一边，它只是变得更加杂乱、拥挤。在荣家诸多的历史烙印中，荣巷可谓是根，这条面积22.3平方公里的老巷，深烙着中国民族工业先驱留下的足迹，记录着一个家族的起源与发展。

习业经验，为之所用

左起：荣熙泰、荣宗敬、荣德生

荣宗敬名宗锦（1873—1938）、荣德生名宗铨（1875—1952），为梁溪荣氏下荣春沂支人，辈份为三十世，世居无锡荣巷中沃。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说；“吾家自始迁祖水潦公择寿地莲花山，即移居于山之下，生三子，长居上，次居中，三居下，即称下荣。在余家旧宅后，由二十王世祖庭芳公改建楼屋，武初公即分得。宏山公至锡畴公，传至先父熙泰公，乃时只分得中造旧屋二间。”荣熙泰就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父亲。据据荣氏后人所著的《梁溪荣氏家族史》记载，荣熙泰经同族荣俊业推荐，任职广东厘金局（税务局），协助朱仲甫，后升任总账，直至1895年因病告休。

在荣熙泰长期出外谋生之际，长子荣宗敬，次子荣德生与母亲生活在荣巷，养成了勤劳节俭的良好习惯。早年，荣宗敬即仿照父亲荣熙泰，14岁去到上海铁锚厂当学徒，不久因伤寒症，由其母石氏接回无锡家中治疗。15岁春荣宗敬再度赴沪，进永安街源豫钱庄习业。习业期满，入森泰蓉汇划字号（专营汇兑业务的钱庄）当“跑街”。银钱业的跑街承担对外兜揽业务，并进行信用调查，打听行情。他业务熟练，甚为经理所倚重，后推荐其弟荣德生进入通顺钱庄习业。

通顺钱庄规模不大，只有二位先生、三名学徒。荣德生的工作是外出收钱等，但由于其他店员不肯多做事，荣德生把记帐、结帐等业务揽过来自己做。荣德生认为，“余之一生事业，得力于此时。每日收入支出，一望而知。一年营业，稍有成见。后做‘广生’，即此办法。”当时的钱庄具有相当于今日的银行之职能，通过钱庄的业务往来，可以了解金融市场上资金的调拨、运用，以及棉麦的产销概况，为他们日后创办实业奠定了基础。总之，荣宗敬在金融习业中所培养的活动能力、魄力和风险精神以及荣德生在通顺钱庄习业中所培养的自力更生的踏实作风和毅力，也成为两兄弟今后合作创业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荣熙泰因病告退，次年他在上海开设广利钱庄，为合伙组织，资本银3000元。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账。同年设分庄于无锡，经理荣德生，主要经营申、澄、虞、常、镇等地的汇划业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合伙股东拆出，荣氏独资经营。1890年盈利银4900两。荣氏利用盈利兴办实业，翌年创办无锡第一家机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1905年荣氏筹办振新纱厂，从广生钱庄拆出6万元入股。钱庄资本大量转入办工业，广生钱庄业务萎缩，1908年，荣氏经营的裕大祥商号也受到影响，亏损至巨，这也影响到了广利钱庄，同年广利钱庄闭歇。

欲获贷款，需先注资

位于苏州河畔的福新面粉厂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早期办广生钱庄，积累了工业和金融业之间的关系的知识。他们懂得，靠广生钱庄积累的资本开创了实业，但要进一步扩大实业，更要依靠金融的支持。当时实业要谋发展，一是靠内部积累，二是靠外部筹款。而外部筹款，不外乎发行股票集资，或向银行、钱庄贷款。为顺利向银行贷款，他们一方面入股钱庄、银行，并积极结交金融界人士。如荣宗敬在中国银行投资25万元，并任中国银行董事。另外，荣宗敬也与中国银行宋汉章私交甚笃，后来荣德生的三女荣敏仁嫁给宋汉章的儿子宋美扬，成为儿女亲家。据史料记载，荣氏投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20万元是以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的名义，荣宗敬任董事，荣宗敬去世后，相继由荣尔仁、荣鸿元接任。荣氏家族入股银行最终的目的还是获取贷款，支持实业发展。正如荣宗敬自己的话说：“我搭上一万股，就可以用银行贷款20万、30万。”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银行成为支持荣氏企业最多的银行。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记载，1922至1923年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曾对荣氏企业放款三笔，分别是“1922年1月，与中国银行合做申新一厂押款50万两；12月与浙江兴业银行合做申新押款18万两；1923年与其他六行做茂新押款50万两。”

除投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外，1919年荣宗敬还投资上海正利商业储蓄银行，并成为该行董事。1920年，富华储蓄银行和华大商业储蓄银行成立时，荣宗敬的族叔荣鄂生和他本人分别任两行的董事。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同年成立中央银行，荣宗敬作为实业界代表，任中央银行理事。进入30年代后，荣氏家族成员曾涉及上海三家钱庄、一家银行。

除通过投资国内银行、钱庄贷款外，荣氏家族企业也向外资银行借款。1917年1月13日，问日本台湾银行借款30万日元；4月13日又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40万日元，借款利率分别为常年8厘和8厘半，借款条件十分苛刻。1918年，荣宗敬又以福新二厂抵押向日本实业公司借款，金额20万日元，年利率为9.5％。荣宗敬之所以敢承担这种风险，自有其深谋远虑。在欧战期间，日本急需进口面粉，如果用日元贷款，发展中国面粉工业，再向日本出口面粉，所得盈余，足以偿清贷款及利息。

同时在自己企业内部，荣宗敬创办同仁储蓄部，以鼓励职工储蓄和投资，他自任储蓄部经理，由次子荣鸿三任储蓄部主任，以增加企业运行资金。这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具有历史前瞻性。从1930年到1931年，总公司各储蓄部的存款余额一般为500至600万元左右，到1933年最高达750万余元。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在资本短缺的条件下，两兄弟摸索出了一条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加快经济发展的道路。

位于汉口路的申新第四纺织厂大门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三管齐下，通过内部积累盈余扩充资本，向外资银行借款，向国内商业银行及钱庄投资借款，1917年至1920年间，共建成茂新、福新所属十二厂。除茂新一厂外，茂新二厂由租办改为自办，在茂新旁边添建茂新三厂，并在济南设立茂新四厂。除福新一、二、三厂外，在上海收购所租中兴恒记面粉厂，正式转移产权，建成福新四厂，在汉口建成福新五厂。另在上海又收买原租办华兴面粉厂产权，正式转移执照，改为福新六厂，并收买德商打包厂基地18亩，建成福新七厂。福新二厂因走电失火，改建八层新厂房，向美国订购新机，在福新二厂旁建成福新八厂。至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和纱厂已经达到16个。后荣宗敬力主在汉口设立申新四厂，为此导致总公司（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茂福申总公司，作为家族企业统一的管理机构）周转资金发生困难。为此，荣宗敬冒险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贷款350万日元（折合白银220万两），后终于度过难关，荣氏兄弟也获得“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称号。

逆境求生，再谋发展

被日军焚毁的申新无锡第三纺织厂车间

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新五厂、六厂、七厂均遭损毁。与此同时，申新一厂、八厂惨遭日军轰炸。在这场战争灾难中，除上述各厂外，上海的福新一、三、六厂，无锡、济南两地的茂新、申新各厂以及各地的货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总之，荣家有三分之二的事业付之东流。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荣德生被迫离开无锡，去了汉口。1938年，荣宗敬在郁闷忧愤中离开上海，病逝香港。

在日本统治的恶劣环境下，荣氏家族企业从荣德生到股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与日军巧妙周旋，惨淡经营，抵制并挫败了日商要求合作经营和强行收买的阴谋。进入40年代，荣氏家族在经营实业的同时，也加强金融业的直接投资。1940年，在广生钱庄闭歇二十多年之后，荣德生、荣鸿元、杨通谊等又发起成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开设广新银公司。初期资本100万元，1943年5月29日增为中储券125万元，经营银行及仓库业务。1943年增资改组为广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荣鸿元，1945年抗战胜利后停业。1946年10月23日以广新银行公司名义复业，资本增为法币1500万元，一直经营至1950年。

另一家荣氏直接经营的金融机构是三新银行，1944年由荣鸿元、荣鸿三、荣尔仁、荣一心、荣毅仁、华栋臣、陈品三等发起成立于上海，原定资本中储券1200万元，分为12万股，每股100元，先收600万元。后资本增至2000万元，并增设信托部。荣鸿元任董事长，荣鸿元、荣鸿三、荣尔仁、荣一心、荣毅仁为董事，荣鸿三、荣一心、荣毅仁为常务董事，聘任荣鸿三为总经理，荣毅仁为经理。1945年10月停业。

除此之外，荣氏家族还参与其他钱庄、银行的经营。其中包括1916年开业的振泰钱庄，在改为振泰德记庄后，40年代荣德生曾出任董事长，后改为振泰元钱庄，资本增至法币10亿元，董事长由荣鸿元接任，此外，荣德生也曾任中兴振业钱庄董事长。1922年成立的滋丰钱庄，荣鸿三、荣鸿元等也曾任董事。除钱庄外，荣鸿元还担任过大新银行董事，并于1943年发起成立宁绍商业银行。抗战胜利后，还担任过浦东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