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残匪在莫高窟内生火做饭，美国强盗用“黑科技”揭取敦煌壁画

我在5月25日的头条文章抄经生用草秆探出藏经洞，斯坦因仅用4个银锭骗走29箱无价之宝披露了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手中骗走莫高窟珍宝的过程。当然，觊觎和盗窃莫高窟珍宝的外国强盗和骗子，不仅仅是英国的斯坦因。

继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第一次运走大批文物之后，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他也是奔着藏经洞的文物来的。

在得知斯坦因半年前已经光顾过藏经洞，临走时“劫”走了几十大箱文物后，伯希和为自己迟来后悔不已。不过他还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进入了莫高窟。

伯希和比斯坦因有更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他精通汉语，并且对中国的考古颇有心得。这种优势使他更容易“收买”王圆箓，无非多说些热爱中国古文化、敬重出家人之类的动听的话，再捐赠一些银两。在收了伯希和的“捐赠”后，已经练出胆子的王道士坦然地将伯希和带进了藏经洞，让他自行挑选。

一进藏经洞，面对浩若烟海的经卷，这位精通多国语言、眼界开阔的考古学家惊呆了！其兴奋的心情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更令伯希和喜出望外的是，藏经洞虽然经过一次劫掠，但宝藏仍然丰富。

原来，斯坦因盗宝，主要靠蒋孝宛。这位“蒋师爷”写得一手好小楷，对书法的情结使得他挑选文物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字写得如何。字写得好就留下，字不好的一概不要。结果挑出的多是一些佛经抄本。而精通汉文化的伯希和却能识别出这其中最珍贵的部分。经过几昼夜的甄选，文物内行眼里的6000余卷精品，被伯希和囊括一空。

这6000多卷文书令后来知道此事的爱国学者们扼腕顿足，痛心疾首。这些宝贵的财富包括：极具史料价值的政治、社会文书——从魏晋至北宋千年间的官府文件、私人信函、各种契约；儒家的经典著作；佛教、道教、摩尼教和景教的经典；极为罕见、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文献；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方面的文献，尤其是西北的地理文献；医药学、针灸学等方面的著作；气功方面的书；变文、讲经文、曲子词等讲唱文学；韵书、字书；佛画，等等。经过这次“洗劫”，藏经洞损失了大量精华文物。

更令人愤怒和惊诧的是，伯希和满载文物，顺官道回到北京后，竟装裱了其中一部分敦煌文书，并且大张旗鼓地在北京六国饭店办了一个展览会。

如梦方醒的中国学者到此时才知道敦煌藏经洞的重大发现，才知道敦煌出土了一大批对他们来说具有无上价值的史料，才知道大批国宝被西方豺狼盗走的血淋淋的事实！

知名学者陈寅恪恸哭流涕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每日到伯希和寓所抄录，他们还奔走呼号，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保护劫后残余的藏经洞。

学者们的呼吁，终于引起了当局的重视，1910年，清政府做出决定，把剩余卷子全部运往北京。这道命令虽是中央政府下的“红头文件”，但是慢吞吞的敦煌县直至第二年，才将文物运到了北京。愚昧、我行我素的地方官府依然把这些珍宝视若草芥，并未好好管理，而是任意胡摆乱放，任由风吹雨淋。一路上还被大大小小的官绅、“君子”顺手牵羊地“借”去不少，而这些窃取的文物无非是拿去求官，或拿去卖钱，或纳入私囊。这些卑劣之举使本来所剩不多的经卷在运往北京的路途中，又遭到一次严重流失。

最后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书总计有18箱，整理编号共8697号。

然而，事情却并未因此而结束，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考察队接踵而来，这些人先后从王道士手中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当西方列强各国争相组团来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和“考察”时，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也派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来中国西北进行考古发掘。

大谷光瑞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1902年，他到英国伦敦留学，是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对欧洲人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成果比较了解。大谷光瑞于1902年、1908年、1910年先后三次组织考察队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

1910年，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一个英国随从霍·布斯来中国，于1910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橘瑞超在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那墓地，然后去楼兰、库车、喀什等地。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由于长时间没有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

在敦煌期间，吉川小一郎一方面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趁等待橘瑞超的机会骗取敦煌文献。

根据吉川小一郎的《敦煌见闻》披露，10月10日，吉川就带了仆从去了莫高窟，“打算和僧人交涉，获取藏于此洞内的唐经”。10月16日，吉川再次来到莫高窟，“直接进入洞内，取了经文的残片”，并住在莫高窟，进行参观拍照。23日“早晨仔细察看洞窟，在众多佛像中，选出两尊做工最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装入行李”。12月23日，“千佛洞的僧人来了，听他说，为了修理洞窟，与肃州进行了交涉，但因为是非常时期，没能从衙门要到大笔钱。因此来我这儿，想卖掉所藏的唐经。但我看他拿来的东西质量都不太好，我让他拿一些更好的东西来，他却不肯痛快答应”。

1912年元旦，由于敦煌换了知县，前知县申瑞元“要去肃州，所以前来告别，作为礼品，送给我一卷唐经”，1月17日，“千佛洞的僧人拿了些像蒙古文字那样的经来了，但我不会鉴定，要等橘氏来”。

这时，橘瑞超也装扮成维吾尔人正在由若羌向甘肃进发，在路上碰到一个从敦煌回来的维吾尔人，打听到吉川正在敦煌寻找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橘瑞超便日夜兼程向敦煌赶去。

1912年1月26日，橘瑞超在敦煌与吉川小一郎相会。2月中旬，橘瑞超参观了莫高窟，但藏经洞文献经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中国政府又将剩余部分运到北京，这也很令橘瑞超失望。“我和吉川君一起搜集古物、发掘古遗址等，由于时间关系而未充分获得研究资料，是很遗憾的”。“我搜集斯坦因博士拿剩的东西，以及寺僧们隐藏放置的东西，先后带回国来”。

在敦煌时，大谷光瑞给橘瑞超发去电报，鉴于中国国内局势，要他终止在中国内地的旅行，取道新疆，经俄罗斯回国。

吉川小一郎于1914年初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到一批敦煌文献。于1914年5月回到北京。

大谷“探险队”掠去的文献约有数百卷，这些敦煌文献最初收藏在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后来由于西本愿寺财政困难，大谷被迫辞去西本愿寺宗主职位，并变卖二乐庄及从我国西北劫掠的文物。大谷“探险队”劫去的敦煌文献也逐渐流散到旅顺、汉城、京都等地。

在对藏经洞文物的大劫掠中，俄国人鄂登堡（1863-1934）也不甘落后。

鄂登堡是俄国佛教艺术史专家，1909至1910年间，他在沙俄外交部的资助下进入吐鲁番、库车进行第一次探险，掠去不少文物。

1914年5月，俄国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派遣鄂登堡率团前往中国考察，考察地点是敦煌石窟，考察的借口是所谓“寻找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遗迹进行断代的可靠依据并鉴定其各种风格”。

同年8月，鄂登堡一行到达莫高窟。鄂登堡考察队在敦煌停留了几个月。其间，他们为莫高窟全部石窟编写了叙录，测绘了平面图，拍摄了三千多张照片，还临摹了一些壁画，采集了石窟沙石样品。此时藏经洞文物经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人的劫掠及中国政府的清理，已所剩无几。鄂登堡除了收购王道士私藏的剩余部分和流散在敦煌一些私人手中的经卷文书外，还对藏经洞进行了细致的发掘，获得了大批材料。

鄂登堡收集到的敦煌文献大部分为碎片，较完整的只有四五百件，但总数却在12000余件，另外还有约350件绢画、纸画、雕塑等艺术品。鄂登堡所收集的文献后来藏于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即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绢画、纸画、彩塑等敦煌艺术品则至今仍存放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鄂登堡当年在敦煌活动时的6大册笔记也珍藏在这个博物馆。

藏经洞的文物被劫掠一空，但莫高窟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

1920至1921年间，苏联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匪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下，逃窜出国，超过边界，从新疆逃到中国后被拘留。1920年9月，新疆当局将沙俄残部由伊犁遣送乌鲁木齐，为防不测，又送往奇台驻扎。

1921年1月，沙俄匪军袭击奇台，由于中国军队事先防范，沙匪未能得逞。新疆督军杨增新恐俄军久住新疆再生祸端，便和甘肃督军陆洪涛商议，准备将俄军残部遣往甘肃。经过多次协商，陆洪涛答应先将俄军安置到敦煌再做处置。

1921年5月，沙俄残匪到达敦煌后，敦煌地方当局从自身安全考虑，竟将他们安置在莫高窟。这些既无佛教信仰又缺乏文化修养的沙俄匪徒，在莫高窟驻扎达半年之久。在绝望潦倒中，洞窟壁画就成了他们恣意发泄的对象。他们不仅在壁画上乱涂乱抹，写上俄军沙皇旧部的番号，还在佛像嘴边写上斯拉夫人的下流话。他们还在洞窟角落生火做饭，不少壁画被油烟熏黑污损。更有甚者，他们将窟内塑像断手凿目，甚至挖心掏腹。

人们至今在参观莫高窟时，还能看到沙俄匪军对石窟艺术破坏后留下的累累伤痕。

在众多的向敦煌探手夺宝的外国人当中，有一个姗姗来迟者，他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

华尔纳于1923年到达莫高窟，但这时的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雄心勃勃的华尔纳希望破灭，在悔恨和无奈中转移了目标，恶毒地盯上了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

华尔纳给了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了一些银钱，就得到王道士的“通融”。华尔纳欣喜若狂，他用了整整十天时间，仔细观看了全部敦煌壁画，然后开始了极其卑劣的行动，用他带来的一种“黑科技”——能使壁画分离的特殊的化学溶液，涂到胶布上，然后，将胶布粘到壁画上再揭取下来。他还为自己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的行为找了个颇为神圣的理由：“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艺术。”

此时的王道士冷眼旁观，毫不心疼，他再也不是那个一心保护、修补佛窟的虔诚信徒了，而是完全沦为了一个贪图小利的龌龊小人！

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和毁损的唐代石窟壁画，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壁画26方，共计32006万平方厘米。此外，他还搬走了第328窟通高120厘米的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

华尔纳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名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的书，其中写道：

“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来到荒凉的中国。”

继而道出了想让莫高窟变为空洞的狂妄的搬迁计划：“我计划使这个地方20年后将不值得一看。”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

强盗的嘴脸固然狰狞可恶，而麻木的王道士居然仍对此熟视无睹。也难怪后人评论藏经洞文物流失这段公案时气愤地说：“最为痛恨的是洋人，而最该怪罪的是王道士！”

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书”就这样流离失散世界各处了：除了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及相关单位收藏部分文书外，英国图书馆现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现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现藏10000余件。

怀揣梦想而来敦煌的外国人们，几乎都满载而归，得手后狂笑不已，只留下了被掏空的莫高窟在朔风中战栗，藏经洞在痛苦中呻吟！伟大的敦煌啊，在你憔悴的支离破碎的面容上，再也难以见到往日的辉煌和微笑，在兴衰荣辱的尘埃落定之后，只剩下了悲哀的泪珠！

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永远是中华民族无法修复的伤！是谁制造了这场空前的文化危机？谁应该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些问题实在值得自称为“炎黄子孙”的国人们深深思考！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被西方列强分子，以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洗劫和瓜分的史实，不亚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恶。为什么祖先创造的如此之多的文化瑰宝遭遇一场又一场的空前危机和劫难？除了人性的贪婪和卑鄙外，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遭瓜分！当时垂死的清政府尚且自顾不暇，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莫高窟文化宝藏也就只能任其在骗子和强盗们的狂笑中自生自灭了！

莫高窟的劫难，这一血淋淋的、让人触目惊心的史实，再一次向21世纪的国人昭示：中国必须强大！只有政治、军事、经济的强大，才能很好地保护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件遗产，中华文化才能全面复兴，大放奇光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