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二太上”与“承和之变”

“药子之变”平息后，嵯峨天皇维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同时迎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弘仁十四年（823）四月十日，志得意满的嵯峨天皇召见右大臣藤原冬嗣，表达了退位的想法。藤原冬嗣认为当前经济不景气，平城上皇还活着，如果出现“一帝二太上”的政治局面，天下恐难以忍受，建议再等几年再退位也不晚。嵯峨天皇并没有接纳藤原冬嗣的建议，答道：“推贤让位，唯为天下。贤君临政，何忧年之未复乎？”毅然决然要退位。

四月十六日，嵯峨天皇召见皇太弟大伴亲王，说道：“我虽然缺乏识人的本领，但与皇太弟相处多年，知道你贤明仁孝，很多年之前便想传位于你，今天我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了。”大伴亲王听闻后再三推迟，但嵯峨天皇还是决意让位。这样，取代高岳亲王成为皇太子的大伴亲王于当日践祚，是为淳和天皇（次年七月七日平城上皇去世，此次“一帝二太上”局面仅维持了一年多时间）。

嵯峨上皇原本有意立淳和天皇与高志内亲王（此时已去世）所生的恒世亲王为皇太子，但恒世亲王推辞不受。嵯峨上皇之所以要立恒世亲王为皇太子，主要是因为他的母亲高志内亲王是桓武天皇与藤原乙牟漏之女，换句话说，高志内亲王是嵯峨上皇同父同母的妹妹，血统绝对纯正。桓武天皇在世时让三位皇子安殿亲王（平城天皇）、神野亲王（嵯峨天皇）和大伴亲王（淳和天皇）都娶了自己的皇女。可以说，生下一位血统纯正的皇孙一直是桓武天皇的一个心愿。

恒世亲王既然不愿当皇太子，淳和天皇也没有强求，于是在四月十八日立嵯峨上皇与皇后橘嘉智子（唯一一位出身橘氏的皇后，因建立檀林寺被后世称为檀林皇后）所生正良亲王为皇太子。四月二十七日，淳和天皇正式举行即位大典（大伴氏为避天皇讳改为伴氏）。

嵯峨天皇在让位当天对新践祚的淳和天皇说：“今日以前，朕遇太弟如子。今日以后，遇朕亦如子耳。”嵯峨上皇退位后，向淳和天皇提出辞退“太上天皇”封号的请求，淳和天皇没有接受嵯峨上皇的这一请求，而是采用了变通的形式，即由淳和天皇本人向嵯峨上皇宣下“太上天皇”称号。由此，太上天皇称号从让位时自动产生，变为由新天皇宣下赐予，这样，太上天皇名义上便成了新天皇的臣子。“让位之后的嵯峨太上皇，吸取平城太上皇的教训，没有直接干涉国政，表面上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不过在当时的皇室和贵族社会，嵯峨的权威依旧存在。”

此外，淳和天皇还追赠平城天皇的皇后藤原带子为太皇太后，追赠嵯峨上皇的皇后橘嘉智子与自己的生母藤原旅子为皇太后，追赠恒世亲王的母亲高志内亲王为皇后。淳和天皇的上述做法，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迎合嵯峨上皇；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是在为将来让位于正良亲王并立自己的儿子恒世亲王为皇太子做准备。”

然而，被淳和天皇寄予厚望、年仅22岁的恒世亲王于天长三年（826）五月突然去世。这样，淳和天皇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与侄女正子内亲王（嵯峨天皇与橘嘉智子之女）所生的恒贞亲王身上。天长四年（827）八月，皇太子正良亲王与妃子藤原顺子（藤原冬嗣之女）生下皇子道康亲王。同年，淳和天皇立恒贞亲王的母亲正子内亲王为皇后。从血统上看，恒贞亲王无疑是优于道康亲王的。淳和天皇立正子内亲王为皇后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进一步彰显恒贞亲王的正统地位。

天长十年（833）二月二十八日，在位十年的淳和天皇让位，皇太子正良亲王践祚，是为仁明天皇。由此形成了嵯峨上皇与淳和上皇、仁明天皇并存的“一帝二太上”局面。二月三十日，仁明天皇立淳和上皇之子恒贞亲王为皇太子，形成皇位在兄弟的子孙之间“交替迭立”的状况。三月二日，仁明天皇立祖母橘嘉智子为太皇太后。三月六日，仁明天皇正式即位。

从嵯峨天皇开始建立的嵯峨天皇系、淳和天皇系血统轮流即位的皇权继承体系维持了近三十年的稳定，在此期间大家相互谦让，没有发生有关皇权的纷争。仁明天皇或许是为了避免公开挑战恒贞亲王的地位，所以一直没有立藤原顺子为皇后。但藤原顺子的兄长藤原良房还是一心想让自己妹妹所生的道康亲王成为皇太子。在这种状况下，贵族之间也逐渐开始分成两派。不愿卷入政治权力斗争旋涡的恒贞亲王多次向父亲淳和上皇以及伯父嵯峨上皇表明辞皇太子之位的心意，却屡被嵯峨上皇劝阻而未能如愿。

承和七年（840）五月八日，淳和上皇去世（55岁），结束了“一帝二太上”的政治局面。自承和八年（841）开始，嵯峨上皇也开始患病。承和九年（842）七月十五日，嵯峨上皇驾崩（57岁），这样皇太子恒贞亲王便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盾。迭立继承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主要是由于嵯峨上皇与淳和上皇的存在。一旦嵯峨上皇与淳和上皇去世，政治上的均衡关系被打破，迭立继承也就无法维持，兄弟天皇间的和平局面也随之瓦解。

嵯峨上皇去世两天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平城天皇的皇子阿保亲王秘密给橘嘉智子太皇太后送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承和九年（842）七月十日，春宫坊带刀舍人伴健岑和但马权守橘逸势认为嵯峨上皇已生命垂危，国家即将发生大乱，应该请皇太子恒贞亲王移往东国。”阿保亲王曾在“药子之变”中亲眼看到自己的弟弟、皇太子高岳亲王被废，自己也被流放至大宰府。平城天皇去世后，阿保亲王被允许返回京城。阿保亲王的子孙与高岳亲王的子孙一同被淳和天皇赐姓“在原朝臣”（“在原”此后成为仅次于“源”、“平”、“橘”的第四大臣籍降下氏姓）。橘嘉智子太皇太后看了阿保亲王的密呈后十分震惊，于是立即召见中纳言藤原良房，并通过他将阿保亲王的密呈传奏于仁明天皇。

仁明天皇于是立即将伴健岑和橘逸势一同抓捕、拷问，同时命令六卫府对平安京进行警备戒严。七月二十三日，左近卫少将藤原良相（藤原良房之弟）率领近卫府之兵包围皇太子恒贞亲王的居所，同时逮捕了与恒贞亲王关系较深的大纳言藤原爱发（曾担任淳和天皇的藏人头，并将女儿嫁给恒贞亲王）、中纳言藤原吉野（曾担任淳和天皇的藏人头）、东宫大夫文室秋津。虽然伴健岑和橘逸势竭力否认，但这件事还是被定性为以春宫坊为中心的大规模谋反事件，判伴健岑和橘逸势谋反罪，恒贞亲王虽与事件无关，但也受到牵连，被废黜皇太子之位。最终伴健岑被流放至隐岐，橘逸势被流放至伊豆（流放途中病死），大纳言藤原爱发、中纳言藤原吉野以及参议文室秋津等或被贬官，或被左迁，留下姓名的受牵连者共计28人。同时，侍奉恒贞亲王的东宫职及春宫坊的、没有留下姓名的下级官员等60余人也被处分。以上政治斗争事件史称“承和之变”。

其实关于伴健岑等人的密谋，除了阿保亲王的告密外，并没有其他足够充实的证据。“橘逸势、伴健岑这样官位低，权力小的贵族，且橘逸势年老多病，是难以挟持皇太子，篡权谋政的。”关于橘逸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根据《文德天皇实录》记载，到文德天皇统治的嘉祥三年（850），橘逸势的题字依然在宫门的匾额上。其中的原因无疑与他是同空海、嵯峨天皇合称“三笔”的著名书法家有关，但作为一名谋反的罪人，他的题字竟然一直没有被撤换下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且此后因传言橘逸势的怨灵作祟，文德天皇还为他恢复了名誉，并追赠位阶。我们退一步说，即使谋反证据确凿，那也和恒贞亲王没有牵连。恒贞亲王被立为皇太子后，曾再三上表，表示不愿做皇太子。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一切全都经过恒贞亲王首肯，前往东国也只是感到危机临近的避祸之举，而非谋反。此外，“承和之变”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没有罪犯被判死刑。

被废皇太子身份的恒贞亲王此后遁入空门，成为在“药子之变”中被废皇太子身份的真如法亲王（高岳亲王）的弟子，法名“恒寂”，故称“恒寂法亲王”。据《恒贞亲王传》记载，后来藤原基经废掉阳成天皇时，曾前来询问恒寂法亲王能否出山继承皇位。恒寂法亲王回答说：“只闻舍弃王位而为僧者众多，舍僧籍而为王者未尝闻也。”

在“承和之变”中最大的获利者为藤原良房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一般认为，“承和之变”是藤原氏为排挤其他氏族势力而进行的一场有预谋的政变。藤原良房不仅得以让自己的外甥道康亲王立为皇太子（承和九年八月），而且也给予伴氏和橘氏等其他氏族以重大打击，还让同是藤原氏的竞争对手藤原爱发，藤原吉野垮台。这一切都为此后藤原良房进入权力中枢（此后升任大纳言和右大臣），并最终以臣下身份出任摄政一职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废除恒贞亲王为皇太子这一问题上，仁明天皇与藤原良房是一致的，即仁明天皇同样也是“承和之变”的获利者。“承和之变”后，嵯峨天皇系与淳和天皇系两血统轮流继承皇位的迭立制度被终止，皇位继承统一到了嵯峨天皇－仁明天皇的系统。此后文德天皇－清和天皇－阳成天皇按照直系继承的原则顺利继承皇位。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此后发生废立皇太子与皇后的事件发生，“仁明朝以后，再无死后追封皇后、皇太后的做法，尽管光孝朝后上述做法曾有死灰复燃之势，但那也只是偶发现象。”

与藤原氏一样，橘氏也利用外戚的身份，积极扩张了势力。因此，令人稍稍不解的是，橘嘉智子太皇太后不仅和被认为可能犯谋反罪的橘逸势出自同一氏族——橘氏，而且被废的皇太子恒贞亲王是其最疼爱的正子内亲王所生，她为何要轻信谣言呢？即使是普通氏族的女性，也把祈愿一族的繁荣和子孙的幸福作为第一要义，但太皇太后的举动却为何与此相反呢？笔者认为，或许在橘嘉智子太皇太后看来，皇统的直系继承可能比以上二者更加重要吧。当然，橘嘉智子太皇太后还是保住了部分橘氏家族的成员，如她的兄长橘氏公，仅丢掉了右近卫大将一职（被藤原良房取代），并在后来晋升至从二位右大臣。

参考文献：

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日本後紀》，吉川弘文館1982年版。

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続日本後紀》，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

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文德天皇実録》，吉川弘文館1981年版。

吉江崇：《平安前期の王権と政治》，《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4巻•古代4》，岩波書店2013年版。

奈良本辰也編：《日本史小百科第12巻——政変》，近藤出版社1981年版。

福井俊彦：《承和の変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日本歴史》第260号，1970年1月。

神谷正昌：《承和の変と応天門の変——平安初期の王権形成》，《史学雑誌》第111巻 11号，2002年。

池田晃渊：《早稻田大学日本史第4卷·平安时代》，罗安译，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

保立道久：《岩波日本史第三卷 平安时代》，章剑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

坂上康俊著：《律令国家的转变》，石晓军译，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海燕：《日本古代史》，昆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