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富平 | 义、利不可以轻重论——儒家义利观考察（二）

三、儒家义利观和义利之辨的内涵

如前所述，认为儒家义利观是重义轻利甚至义利对立的观点，既歪曲了儒家义利观，又使得义利之辨的真实内涵隐沦不彰。

儒家义利观可以用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来概括。“见利思义”是孔子所谓的“君子有九思”之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见得思义”即“见利思义”。“见利”是一种事实状态，处理这事要以义为准则，所见之利合乎道义的，就是应该得的；不合乎道义的，就 是不应该得的。“见利思义”是孔子对待利的一贯原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的这些表述生动地体现了“见利思义”的原则立场。孟子在对待义、利价值关系上，与孔子完全一致，也体现了“见利思义”原则。《孟子》一书在许多地方记载了孟子灵活运用“见利思义”原则的事例，如《孟子·公孙丑下》载曰：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同是馈金，因情景之不同而有可受、有不可受，其中蕴有不可悖逆的道理。孟子义理精熟，处置精当，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实践智慧。

见利思义固是对见利忘义的否定，但它也是对“一味弃利”的否定。《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对陈仲子“一味弃利”的强烈否定：“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也。”（《孟子·滕文公下》）陈仲子不区分有可取之利和不可取之利，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弃利不取。孟子认为，一味弃利，只有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的蚯蚓才能做到，人是做不到的；一味弃利，看似清廉高尚，实际上反而有失大义，像陈仲子那样，因过分追求清廉而避兄离母，丧失了人伦道义。

见利思义并不否定利，更没有将义、利在价值上对立起来，它承认义、利各具独特的重要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见利思义与重义轻利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行为指向上，都是绝然不同的。见利思义以实现义、利统一为旨归；重义轻利则有可能导致义、利割裂，使义、利处于不平衡、不稳定的结构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义、利在这一不平衡、不稳定结构中会走向它的另一极端，即重利轻义。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重利反向，正是对被普遍认为是重义轻利传统的反动。

认识到孔孟在义利观上秉持的是“见利思义”原则这一点并不难，但问题是，不少论者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又画蛇添足地将重义轻利也纳入孔孟的义利观中，结果使孔孟义利观的真正主张变得模糊不清了。之所以将重义轻利视为孔孟义利观，如前所述，是将义利之辨当作义利观来理解造成的。由于普遍地将义利之辨当作了义利观，结果又导致了义利之辨的深切意蕴长期被掩盖、被忽略。

前文已述，义利之辨是宋代理学家在孟子义利之说基础上的深化和细化。孟子义利之说的核心思想是“要怀义，不要怀利”，这一思想所包含的重要意义有多个层面。孟子在就这一思想劝导梁惠王放弃怀利之心时，给出的理由是，怀利的结果非但没有利反而有害，怀义的结果则未尝不利，这是“要怀义，不要怀利”思想所包含的第一层意义。这一层含义与西周以来的“义以建利”思想是一致 的。当然，还可据此推断，义行须有义心来保证。“义以为上” 是孔孟儒家一贯强调的行为准则，但如何保证和确认一个行为是义的行为，其先决条件就是这一行为必须由义心的驱动而实行，否则，在利心的驱动下，行为势必偏离义的轨道而滑入邪恶。

“要怀义，不要怀利”这一思想所蕴含的第二层重要意义是它可修身成德。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透露了怀义、怀利与德性养成之间的密切关系：喻于义者可以成就君子之德，喻于利者只能落入小人之途。类似的说法还可见于孟子对“舜之徒”与“跖之徒”的区分：“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仁是德性的最高境界，义是仁的实现路径。孟子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小人喻利不喻义，所以孔子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朱熹说：“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2］55张栻说：“是心（利心）日滋，则善端遏塞。”［5］174怀义的成德功能，源于义属性内之物，怀义即是养性，故能崇德；利属性外之物，怀利即是弃性，故能损德。

孔孟对“要怀义、不要怀利”这一思想所包含的重要意义有明确的揭示，但对如何才能做到“怀义不怀利”这一问题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对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的正是宋代理学家所揭示的“义利之辨”。张栻认为，“义利之辨”是修身成德的第一道关隘，是进入圣门的必由之路。他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是心（利心）日滋，则善端遏塞，欲迩圣贤之门墙以求自得，岂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虽使谭高说妙，不过渺茫臆度，譬诸无根之木，无本之水，其何益乎？”［5］174可见，在张栻看来，学者不进行一番“义利之辨”的实践工夫，是不可能德进身修的。由此，“义利之辨”为极其重要的修身工夫被宋明理学家予以了突出和强调。

四、结语

将儒家义利观视为重义轻利甚至义利对立，是近代以来学术界的一个普遍观点。由于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观点在处理义、利价值关系上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儒家义利观遭到了无数的批评和指责。最近几十年来，可能出于对儒家学说的某种回护，有些论者指出儒家义利观固然重义，但也不轻利，遂提出义利并重的观点。但无论是认为儒家义利观是重义轻利还是义利并重，都是基于对义、利价值论与义利之辨的混淆。义利之辨所要求 的怀义不怀利以及怀义与怀利的对立，并不是在价值上重义轻利或义利对立，而是存心养性在修身工夫上的必然要求。在义、利价值论上，儒家的观点是义、利异质不可通约因而不可比较，所以，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都不是儒家义利观，儒家真正的义利观是“见利思义”。而义利之辨是指怀义、怀利之辨，是净化内心动机的修身实践工夫。二者截然不同，不容混淆。

对孔孟义利之说的误解，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现实中，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一方面导致了羞于言利，另一方面则借机对重义轻利或义利对立不合理性的批判而肆无忌惮地言利、求利。对儒家义利观正本清源，坚持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可以使获利行为得到规范，这正是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一种道德规约。与此同时，澄清义利之辨的内涵，对于现代人的修身实践亦有重要的可资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滑动可浏览完整版）

［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宋］朱熹.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修订本）［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59.

［4］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社，2010.

［5］［宋］张栻.张栻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

［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原载：《江淮论坛》2021年第5期

作者简介:金富平（1972—），浙江玉环人，哲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