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当前形势与若干现实问题的访谈（2022.6.4）

问：3月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多个指标明显走弱，您怎么看当前经济与就业形势？

贾康：当前经济形势总体特征，是有相当严峻的表现，国务院领导把它称为“超预期”，我理解这个“超预期”的感受，特别是发生在两会之后。两会已经对年度经济工作做了部署，以后又感觉实际上受到新增上海、北京等地的疫情影响，还有另外一些不确定因素，综合在一起演化为经济下行，这种超预期的“确定性”已是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是有明显挑战性的不利因素，那么就得采取对应措施了。现在总体上采取的对策，集中体现在中央给出的一系列年度工作的指导，而相关逻辑是延续的：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大方针、大思路，到两会上的工作部署框架，再到4月29号政治局会议给出新一轮指导，以及不久前被人们称为“十万人大会”的国务院对于稳定经济大盘整个工作的紧急部署，还有就是近期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等重要文件传达的指导精神。我觉得应对挑战性的问题，要充分估计超预期的形势严峻性，进而采取一系列从短期衔接中长期的对策，这个框架已经相当清楚。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人们关心的就业问题，还有经济增长速度？

问：对，包括消费的问题。

贾康：就业、消费实际上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就业形势不好，再往后的消费肯定也难以提振，当然可以采取一些短期措施，那也只能产生一些辅助性作用。总体来说，必须有就业，老百姓才有收入，才有后面可持续的消费。

问：谈到就业，肯定也跟市场主体有关系，因为经济中很明确地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然后也有很多人讲信心要胜于黄金。所以，您认为托住市场信心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贾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这些年特别看重的“预期”的作用。国务院领导也已经在“超预期”这个概念上内含了这样一个考虑。超预期的这种压力，对于市场上对未来信心的影响，肯定是往下的作用力，问题就是怎样从现在感受到的不好的预期、预期的转弱这种状态，把它调整为能够使预期稳定，而且能够在今后向好。在这个预期向好方面，实际上涉及的就是大量的市场主体他们的切身感受。稳经济大盘，首先要稳住现在一亿多的市场主体。这里面绝大多数是什么呢？是中小微企业，是民营企业。前面几年，已经反复在这方面经受挑战了，中央也反复地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以及更好建设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统一大市场。当然在这里面碰到了一些要解决的大问题，比如说以民营企业为主冲杀出来的数字经济平台、头部企业，怎样纠偏和整改？房地产业界一度所感受到的盲目扩张这种对老百姓造成一定心理压力的升温状态，怎样处理好从严从紧防范风险？这里面也很有值得总结之处，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中财办的韩文秀副主任非常言简意赅地指出，在调控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可忽视、在进一步引导预期过程中间要做的纠偏。实际上，在政策导向上，已经明显有这样的转向，比如对房地产市场，现在的政策导向是要保障它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得到融资、投资这方面的支持；对于头部企业的纠偏整改，中央也已经给出信号，要完成整改，继续支持他们更好地去创新发展。

我觉得更为根本的改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预期，还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现在来看，怎样短期来处理好“动态清零”路径依赖已经形成情况之下的优化抗疫，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上海、北京还要进一步在这方面总结经验，争取做得好一些。要抓紧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已经讲的保企业、保市场主体，稳经济大盘，这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要尽快到位。33条的部署，文件是非常明确的，大量的小微企业应该得到融资的支持。这里面的措施，应该包括2020年就有经验的财政贴息贷款，起救急作用，让他们能活下来。稳市场主体，这些实的事情要赶快做到位。中长期就应该有更好的表现：怎样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纠正一些实际工作中间的偏差。比如上海这次抗疫中，舆论场上所说到的很多的听起来很扭曲的事情，是让一些企业寒心的。京东组织了14批次的“自杀式供货”，居然在要进上海的时候，受到了很多的刁难，而没有听到上海官方对这方面给予什么样的指导。要我说，你应该给开绿色通道，别的是14天隔离，能不能京东是7天隔离？也就是加强人员监测就是了，一般的潜伏期3-4天，到了7天一般来说，就可以有防疫面上很大的把握了，这样应该做的事情，似乎一点儿信息都没有，听到的是对京东这样有实力愿意尽社会责任（当然如果讲到树立他自己企业形象，我们也不否定，他也会有自己“在商言商”的考虑）这样的供货被挡在外面，本地内部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供货，引起很多的民怨。这样一团糟情况下，市场主体对未来的预期，一定是受到不好影响的。看这些事情，从短期到中长期，联系党中央要求的统一大市场建议，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怎么样让企业有信心，有好的预期？一定是要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在紧急情况下，更要体现这方面政府是有作为而不乱作为，是应该有政府主持公平竞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表现。

问：类似京东这些平台也是属于平台经济的一部分。高层已释放出支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信号，您能不能联系一下数字平台经济和就业，谈谈您怎么看待它在支持就业方面的作用？

贾康：您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也专门在这个方面做过研究。数字平台从直观来看，跟过去我们所说的“寡头垄断”是比较吻合的，因为它数量不可能多，这么多年，冲杀到一线、成为头部企业的数字平台，中国也就十个上下，最有影响的还不到十个，看起来是寡头垄断。按过去的说法，这种寡头垄断必然是要排斥其他市场主体的创新与竞争的，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在数字经济时代，有变化了。美国曾经几轮调查它的亚马逊、微软等头部企业，但是却绝对不采取像过去强制拆分电话电报公司（AT&T）的那个模式，为什么呢？美国当局已意识到，与时俱进的认知是必须清晰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流量为王，直观上看必然形成寡头垄断特征，但是现在数字平台的寡头垄断却可以拉动上下游大量的企业跟它一起发展。那么就业方面，这不是排斥创新和减少其他企业可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而是带出一个供应链、产业链——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中国已经有很生动的表明了，比如说淘宝村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前所未有地依靠了这样一种信息技术，包括在穷乡僻壤的地方也可应用，那么开始有淘宝户又可能很快形成了大家的互相模仿，地方政府再给予一些支持，比如我去看过的，是免费培训半个月、甚至免费培训10天，就可以操作了，然后迅速地使这种农村边远地方的社会成员进入创业创新过程——不是排斥了他们的就业，而是创造了他们的就业。淘宝户又可能很快形成淘宝村、淘宝一条街，现在全中国已经发展出几千个淘宝镇，都挺有规模了。我在一些地方调查时去看过，因为有这种淘宝一条街、淘宝村，其他的产业也都聚集上来了，物流方面要有快递公司在那儿入驻，银行、其他的生活服务，都不在话下，包括包装，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专业细分的门类，都在淘宝一条街里要有专门开办的门店，来随时给大家提供服务，等等，这就带出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到了城市区域，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外卖小哥是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它当然也排斥了一些原来传统的就业机会）。总体来说，对这个趋势要肯定，就是对直观的寡头垄断的表现，必须与时俱进地给予全面分析。总体来说，对这些头部公司、数字经济平台，不是拆分的问题，而是怎样注意他们不要出现像已经认定的“二选一”这样的不当垄断偏向。纠偏的同时，应鼓励他们更好发挥这样一种供应链、产业链上的集群效应，拉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这种就业机会，在中国还有普惠金融和普惠发展的意义，就是经济价值还产生了社会价值。如果没有这样的数字平台创新，无法想象穷乡僻壤的这些社会成员，这些所谓草根层面的人们，能够这么迅速进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过程，包括一些农村很难得到多少教育机会的女孩子，可能勉勉强强读几年小学就失学的女孩子们，都可以进入创业创新的过程。这种社会价值，是在经济价值上又生发出来的，非常值得我们予以肯定。

所以，我对数字经济平台的长期健康发展这方面的分析，是愿意把两个概念来一起说清楚：首先肯定他们连接供需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循环，便捷公众生活，活跃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经济价值”；同时，还要承认他们还生发出来带有普惠意义的实际上产生扶贫作用，产生对于原来相对弱势的群体、草根层面群体的这样一种促使他们致富的“社会价值”。我觉得这个框架，才是全面的认识框架。由此就可以进一步知道，对数字经济平台纠偏，绝对不是否定他们的成绩；出现偏差加以纠正，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纠偏以后，一定要让他们更好创新发展，更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问：因为之前也是很多平台经济说要打造一个所谓的生态圈，要有对上下游产业链带动的作用。

贾康：对的。在金融方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供应链金融之说。国际上早就在总结经验，国内现在对这个概念，大家也越来越认识。它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像这样一些比较成功的大企业，它们是比较容易得到融资支持的，在它们得到融资支持的同时，实际上可以给上下游跟它联系的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增信，使他们也得到融资支持。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专业的操作手法，一些经验总结以后，还有待进一步优化。但是这个方向也能看得很清楚，从技术层面它也可以丰富起来。我前面说到，拉动上下游的这些共同发展，不仅有整个流程上现在看出的框架，还有专业的技术性的东西，现在可以不断加以丰富给他们配上。做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是越来越有信心。

问：您刚才也提到了整改，包括纠偏，你觉得这中间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贾康：我觉得还需要总体来说，在全面依法治国框架之下，争取把法规的清晰性和合理性水平加以提高。因为现在中央已经明确说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旁边，还要鼓励资本的健康发展，是“红绿灯”的概念了：红灯当然针对无序扩张，那么绿灯针对的是健康发展。资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间，它是个中性的概念，不是个贬义词，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外资，都是生产要素，都必须要求投资取得回报，这是资本的本性——你可以把它称为发展，也可以称为扩张，这个词语本身，也不是贬义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健康发展、有序扩张？我认为，这个准绳必须是法规，而没有别的什么原则。如果是靠少数人拍脑袋决定什么是有序，什么是无序，那肯定就乱作一团。而且相关的法规，还要争取由粗到细地让它们成为动态优化中的“良法”，就是在“有法可依”之后，还要“有良法可依”。这显然就是要有个渐进过程。

中国前一段时间，得承认由于有些领域里还难以形成很清晰的法规，确实有试错，而试错中间也有教训，像那时候P2P平台大量出现，后证明基本都是造成麻烦的，爆雷以后，现在全部取缔了。这些经验教训总结下来，就督促我们赶快更好地在形成红绿灯的可依据法规这方面，要有所作为：我认为这是应该由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公权机构、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的，进而给资本发展扩张的有序、无序提供可判断的依据，形成现实生活中操作红绿灯的尽可能的高水平。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把这个掌握好了，数字经济平台，无非就是按照这样的依法治国规则体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在自己可以大显身手的合法合规的领域里，继续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正面贡献。

像国家法规已经规定二选一是垄断因素，那就不能再碰，就必须纠正了。而没有在这方面加以禁止的，我觉得没有理由仅靠少数官员自己再增加多少条条框框，就是上海自贸区所说的，企业应该对一个尽可能清晰简洁的“负面清单”，至于说以后发现了新的问题，比如P2P那个方式总结下来有什么不行，负面清单里可以加上去。然而实践证明，大的趋势是负面清单过于繁琐的一些东西，还可以简化它。按这样一个路子，企业面对负面清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不碰这些不能做的事情，别的都属于它创新试错可以去施展身手的舞台。政府则还要对自己有约束了——这也是上海自贸区的概念，政府应该是“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约束自己的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制。这套原则非常好，落实很困难。特别是紧急冲击情况下，看某些地方前一段的乱象，地方政府一直到基层，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合理清晰的授权吗？一味走极端的封闭、隔离、消杀，跑到人家家里硬要把90多岁的人搬下楼来做核酸检查，你的检查人员就不能上去吗？对幼小孩子非得跟父母亲强行分开，那肯定结果是悲剧，没有什么别的可能结果，这些都是弱智的、反智的，居然就可以变成实际做法。有了疫情冲击以后，关闭急诊，那是见死不救啊，这是让人家本应该得到急救的人得不到急救去死掉，这就是乱作为了。政府公权环节都觉得自己在调控，但怎样合理化？这方面要总结经验。问责怎么问？现在还是很难落实的，但是方向如此。所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内含这些要求。资本红绿灯，必须是在这个环境里，由粗到细把它合理化，而且要动态优化。

问：宏观层面上要落实，基层的微观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偏差。我们现在从政策方面来谈一下保就业这个问题，您看如何才能保住就业？之前也有人提出观点，认为供给侧政策有推绳子的效应，您如何看待这个效应？

贾康：这个主要说的是货币政策，它在给经济升温的时候，好像作用非常有限：货币政策像个绳子，这个经济车辆往前走得过快，拉住它管用，但车走得过慢，你往前推它却不管用，这时候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发挥作用，是这个大意。在中国当下，整个增加就业，首先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原来主要的就业是哪里提供的这一基本判断上，90%以上的新增就业，是民营企业提供的，甚至有人说100%的新增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提供，为什么呢？国有企业似乎也有看起来新增的就业岗位，但国有企业还有资本有机构成高、重资产型的资本密集型特征，所以，它那些生产线上越来越多的是减少用工的，两者对冲后，不能指望国有企业在提供新增就业这方面有多大的贡献，主要就得靠一亿多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包括几千万的个体工商户。那么很显然，咱们的政策，必须是重视提供新增就业的主体，如实看到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一定要千方百计让他们能够在疫情冲击之下生存下来——他们能生存，才能维持基本的就业面，才能进一步解决后面所说的老百姓有收入、能消费的问题，整个中国大市场的消费潜力，才会得到释放。对这个大的前提要把它处理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国务院一系列政策部署，短期的措施要赶快落实，中长期的，就要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整体上打造一个高标准法治化的统一大市场，把这一亿多提供就业的最主要的市场主体稳住，让他们能生存和发展，后面的就业才能够处理好。

问：各个区域就业，有供需不平衡的差异，同时我也看到您之前提出过有要促进大学生参加村官计划这种过渡方案，要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您能不能再讲一下？

贾康：这是说到多样性的考虑，有些过渡的措施。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村官计划，它肯定不能唱主角，但是它是可选、而且我认为今年必选的措施之一，实际上是以一种过渡的方式，缓解我们当下非常明显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也有好处的方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接触基层，更多增加一些进入社会以后的人生经验，磨合他们原来学习的专业知识看怎么跟社会对接。两年三年以后，逐渐分流，逐渐让他们各归其位去找到相对固定的就业岗位。过去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只是可选择的各种方式里的一种。

另外，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缓冲，原来我知道高校毕业生分配有一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之后，没有找到就业机会的，档案打回原籍。今年就不能够延续过去那样一个时间安排，一定要把这个时点适当往后移，先解除毕业生心理上的压力和焦虑。

问：就是要有所缓冲。

贾康：要有缓和措施。就好像咱们国务院安排的，原来的什么房租、贷款还本付息等，现在都要缓，都要往后推，大学生就业相关的一些条件，也得放宽些，也得往后推，要有缓。当然，我觉得最基本的东西，其实还要等待经济好转回来，经济的景气回升以后，整个就业的局面，才能有比较决定性的、符合意愿的向好。

问：您觉得在刺激经济的政策上，您认为投资和消费哪个为重？

贾康：都重要，但是从逻辑上来讲，中央已经非常好地强调了“有效投资是关键”。经济学的原理上非常清楚：整个经济循环是供需之间的互动，满足需求的这个最终消费，就是具体的消费潜力释放。老百姓过美好生活要依靠有消费，但是消费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是运用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从哪儿来呢？从收入来。收入从哪儿来呢？从就业来。就业从哪儿来呢？从有效投资来。如果看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就能领会党中央、国务院所说的“投资关键意义，”是完全符合严谨的学理分析。如果抓住有效投资，在当下要做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适度超前安排基础设施投资，非常正确，中国可做的基础设施投资，如很多要做许多年才能达标的海绵城市建设，综合管廊建设，这么多百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的公交体系建设，全中国缺几千万个停车位的建设，还有我们“新基建”的建设，这些事情适当超前地做，符合规律，我们作为学者在这方面早就写了论文。这些年中国基础设施做得不错，有人认为超前了，我们总结下来，主导的偏向不是超前，而是提前量不够。形成提前量不够，有种种客观原因，也有我们主观上认识不到位的原因，现在就要在客观方面在发展的基础上，加上更多有意识的适度超前安排，特别是主观方面就要做出一些机制创新，比如以PPP、以政府引导基金来产生有限资金的放大作用，一次把提前量打得足一些，这样算总账，长期看起来是更合算的。诸如此类的认识，咱们今天不能展开分析，是强调学理上讲，适度超前符合规律，并在中国有现在明显的特殊现实意义。有效投资与这个基础设施后面相关的，也要期待企业预期向好后，企业的投资过了某个临界点以后，重新活跃起来。

有了投资的有效性，会跟上有就业，跟上就业收入方面使老百姓有钱可花，再加上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老百姓有钱以后敢花，那就带出了后面消费的重要作用能够如愿地体现出来，它确实是有潜力可调动的。我们中国这么个14亿人的大市场，总体来说还是中等收入阶段（当然现在要爬坡过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收入差距又非常明显，中央现在说要特别注重促进共同富裕，总理说有6亿人左右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也就一千块钱上下，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如果把这个局面往上抬，这个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是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要紧紧抓住的。但是重视消费，并不是说像有人所讲的刺激好消费，中国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个认识就太简单了，而且容易引出认识的误区。忽视有效投资的话，这种消费哪怕你一时能够让它红火，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问：之前也是有人提出了要发消费券或者发现金来提振消费。

贾康：这方面的观点我已经都说过了。再最简单地讲一下看法：消费券在2020年那一轮，中国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促销，这个促销实际上是有资金来源的，是在使企业能活下来，把企业必然产生的流转税由政府提前预支了，对于政府的这个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总体来说是辅助性的，是使有一定消费支付能力、有消费意愿的人得到了引导和鼓励支持。那么更低收入阶层靠什么呢？更多的就得靠低保这种类型的支持了。有人说的发现金，如果能够把现金准确发给低保人群，就是直接提高低保标准的问题。如果再使低保水平以上的一些人也得到现金，那就得可操作这种可操作我认为不能扩大到对所有人都发钱，面对14亿人，我们学境外曾有的做法，按每个人头发一笔钱，一个是我们发不起，一个是效果肯定不好——你有什么必要给富豪也发一笔钱呢？在中国我们现在总体来说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下，应避免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可选择的就是在能够相对清晰地认定需要得到扶助对象的前提之下，发只能去拿这个券换得实物等基本生活用品的那种消费券，这是另外一种消费券，就是美国所称的“coupon”，拿到了以后的好处，就是确实解决了这些低中收入阶层增加消费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有针对性地体现了政策的合理性，而拿到这个好处的人，不是拿现金，就避免了一些扭曲，比如这个钱被人骗走，一时兴起把这钱拿去喝酒了，甚至赌博了。美国这种coupon的做法已运用多年，我们不妨在某些区域可以借用这样的经验。基本观点是我不赞成按人头发现金，在中国这个不可取。

问：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因为我们定的增长目标是5.5%，也有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有人说，因为全年经济要接近5%，下半年的经济要稳定在6.5%左右，对此需要增加比如说两万亿的财政赤字，您如何看待他们提出两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包括您如何看待现在的2.8%的赤字率？

贾康：2.8%赤字率是两会上当时没有超预期情况下确定的一个代表性指标。按照您提到有人关于增加赤字的建议，实际上等于说要做预算调整方案，这是有先例的：1998年有过这样的操作，有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我个人也倾向于要抓紧做这方面的通盘分析，综合管理部门如果认为今年确实有必要借鉴1998年的经验，要及早形成方案设计，供决策最后拍板。那么这里面的量值，一定是要有全面信息以后积极又稳妥地去确定。2020年我们抗疫特别国债是一万亿元，今年的疫情实际冲击，总理说了损害的烈度不低于2020年，那么至少是不是要发一万亿元以上？发这个抗疫特别国债是不反映在赤字上的。还有别的什么措施？因为管理上面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有它的特殊性，但是预算调整方案里会包括其他一些事项，可能涉及对赤字率的调整，这一定要在全面考虑以后有通盘的分析与设计。我认为需要积极考虑做预算调整方案对于今年的重大现实意义。确实如您前面提到，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样子，哪怕我们二季度能够实现总理说的经济不负增长，也很难跟一季度一样；哪怕跟一季度一样，上半年也不到5%，下半年怎么有可能一下翻到6%以上去把全年达到5.5%左右呢？而全年5.5%左右，确实也是一个短期衔接中长期的保障速度的量值，我们有可能的情况下，还要争取能够把今年的速度达到中高速区间里的5%以上。我自己作为研究者，觉得应该积极稳妥考虑预算调整方案的可行性。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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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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