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途遥远，为什么传教士仍前赴后继来中国传教？一点原因至关重要

马可波罗

旅游大V马可波罗深度分享东游记

1271年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富裕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跟随经商的父亲和叔叔一同前往中国，这一年他17岁。

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碍。由于蒙古帝国的疆域前所未有地向西拓展，控制了亚欧两洲大部分地区，作为一个地域空前广大的国家，其疆域范围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在一系列促进交流的政策刺激下，曾经困难重重的亚欧交通被打通了。从山海关至布达佩斯，从广州至巴士拉港口，只要能听懂蒙古语，就可由中国前往欧洲，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由于关税壁垒的打通，从欧洲经中亚来到遥远的东方国家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需要向沿途各个国家缴纳关税，从而降低了中西贸易等商品交换的成本，形成了东西方直接接触的空前热络局面。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也从耳闻进入了目睹的阶段。

马可波罗东进图

经历了4年的路程后，1275年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了元朝的首都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从此马可波罗开启了中国的17年之旅。

马克波罗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元朝为官，在这期间访问过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

马可波罗从小善于观察，并经历商人家族的熏陶，对如何迎合周围人的心理，尤为擅长，这估计也是他能成为旅游大V的原因之一。在经历丰富的17年中国生涯后，马可波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威尼斯，并且从遥远的东方带回了无数奇珍异宝，他的见闻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马可波罗于是火了，也成了名人——大V。

但奈何威尼斯经历了一场动乱，马可波罗被当做反动派抓了起来并下了大狱。由于牢狱里面太过无聊，于是大V直播上线了，马可波罗每天和狱友聊起那段引以为豪的中国之旅。

马可波罗充分拿捏住了人的心理以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知道如何讲好故事，对来狱中争相拜访他的人一遍又一遍的讲述自己的东游见闻，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情况。

围绕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经济 制度、科学技术、文化制度、宗教、国家地理等主题，并且结合受众的兴趣、爱好，大V马可波罗描绘了一个遥远的东方世界，这个东方世界充满了丰富的物产和光怪陆离的传奇。

基于马克波罗的口述，他的作家狱友笔录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就这样诞生了，一时间风靡欧洲，由此欧洲人头脑中几乎空白的亚洲世界得到了首次形象的描绘。

但是马可波罗描绘的东方与真实的东方是存在差距的，他一味地强调富有的物产和资源，这构成了欧洲人头脑中关于东方的主观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的偏离，而这种偏离转化成了物质上的激励与诱惑，从而刺激了追求物质欲望的欧洲人纷纷向东扩张。

所以虽然中国被马可波罗推向了世界，但同时也把贪婪的眼光吸引过来了，当然这其中就包括教皇以及他的信徒们。

前赴后继的教徒

长久以来，由于东西方世界之间相隔遥远，特别是在航行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

或许出于本民族的优越感，十三世纪的欧洲人自认为所处的基督教世界正是世界的文明的中心，那些信仰除基督教以外宗教的民族所处之地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的荒地。

同样具有极强民族中心主义的中国皇帝也认为除了中原大陆以外所有国家都是自己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延伸，周围国家民族都应该仰仗皇帝的庇护才能够得以保全。

这样的信息隔绝导致彼此主观世界的不完整，但这一切被大V马可波罗的游记终止了。 教皇曾说过，“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基督及其信众将统治整个地球，所有的民族都会信仰基督”，通俗一点就是——我要让你们自愿的服从在我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

传教士

于是带着这个预言和夙愿，本笃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等左手刀剑右手圣经，闻着马可波罗行走的味道，奔向了东方，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好不热闹。

绝大部分以公派为主，比如方济各会的柏朗嘉宾、孟高维诺，多明我会的阿思凌 ·隆巴儿底、安德·龙如美，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等一批人，以教廷使节名义，携带文书出使中国传教。

南怀仁

一批一批的公派传教士满怀信心地想要打开东方宝库的大门，但他们遇到了更加骄傲的大明王朝。明政府对于已经到达中国本土的外来传教士，要么采取驱逐，要么要求其汉化。由于澳门当时被葡萄牙占领，所以目空一切的传教士们被限定在澳门传教。

不过也有例外，万历皇帝就特许了利玛窦。这也绝不是万历皇帝改变主意了，而是因为利玛窦抛弃了自己“西方僧侣”的骄傲身份，把自己包装成一名西方学者，脱下了自己天主教传教士的外衣，穿上了中国的传统服饰，用一口汉语来传播基督教，同时用自然科学知识和生活小技巧来博取上层和老百姓的好感。借医传道，

但利玛窦的这种行为在教皇眼里是无法容忍的，教皇认为利玛窦这种接受祭拜祖先和孔子的仪式，是一种过度的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不符合他们这种伟大的“福音事业”宗旨，于是命令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必须反对一切祭拜祖先和孔子的活动。

这种傲慢的行为刺激了康熙的心，于是1705 年康熙下令从北京驱逐当时中国区的教皇代表, 并把原来放开的传教范围又限定在澳门区域内。

康熙皇帝

当然除了公派传教士，还有一批独立传教士，比如传教士郭实腊，由于缺少了教皇的资助，也为了谋生，郭实腊选择了其他传教士所不齿的鸦片贸易和战争的手段，来达到其传教的目的。郭实腊替鸦片贩子在鸦片贸易船队之间中文翻译，作为回报，鸦片贩子提供了传教的资金支持。

鸦片贸易提供的丰厚资金使一批传教士逐渐背离了传教士本应恪守的道德底线，他们迈出了鸦片传教的门槛。

直到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几度受挫的这种形势才被扭转。尽管在《南京条约》中对传教一事只字未提，英国人似乎关心的只有通商，但他们在获得五口通商权利的时候，无疑也为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南京条约》稿本

更加主要的是治外法权，使得传教士不受法律的管辖。虽然传教仍然没有被清政府许可，但是治外法权极大保障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以儒释道为主要的中华大地上，基督教必须另辟蹊径、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取代儒释道。

正当中国人还在为鸦片战争心有余悸犹存之际，传教士们携带着圣经、药品、科学和军事技术接踵而至，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传过来的。

传教士究竟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什么

传教士们到中国来，根本目的是扩张他们的宗教事业，企图把一种他们自认为的优越文化灌输给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使他们自愿地服从在这种文化的统治之下。

但传教士们并不是仅仅只有传播福音、拯救世人的宗教愿望，他们本身与商业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世纪的中国，商业的发展已成为传教事业的后盾，传教士与所在国商人以及政府之间的关联也变得密不可分，而清政府的禁令使得传教事业除了和商业活动和军事扩张狼狈为奸外而别无他法。正是在这样的境遇和限制之下，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感同身受，相互成了知己。

虽然传教士借着医学、科技、军事的外衣来传教，但是披着羊皮的狼终究是狼，羊皮只是一种掩饰的手段而已。

由于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方面的情报，又充当起了情报贩子的角色。比如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就有传教士穿针引线的身影。

《尼布楚条约》签订场景

甚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由于英军没有足够的后勤补给，传教士这个时候又上线了。利用自己的特长，拿英军海上捕获的鱼去换沿海渔民手上的大米和其他粮食，这无疑给英军的侵略提供了丰富的后勤补给。

土地的财富属性使得掠夺土地成为商业活动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因此更多的传教士暴露出来了商人的贪婪一面。

1948年的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青岛、哈尔滨等七个城市内，外人所占的土地中有44.4％为教会所有，外人所占的房产中有43.2％为教会所有1900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总量约为794.79亿美元，其中法国54．03亿美元，而法国天主教在华占有土地市值达540万美元，约为其GDP总量千分之一。

传教士在华所建立的教堂、学校、医疗机构数量地域分布

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广东省地区主要被英美新教传教士所占有；四川及西南边境的土地主要被法国天主教占有；东北地区主要受俄国东正教零星占有；长江流域和铁路沿线的土地都被三种类型的传教士占有；包括京津要地的河北省，三类都占有。

大批的传教士借助自己的传教士身份非法掠取土地，掠取的对象大多是因自然灾害而破产的农民，或者在灾情严重之际以低价买进大片农民土地，导致了底层中国百姓失去大片土地，传教士与底层民众因争夺土地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也是后期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他们孜孜不倦的在中国传教

传教，是指传教士将他们的宗教文化传出去，培养与他们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的新人。

客观上具有文化启蒙的作用，因为从培养文化传人的角度出发，他们必须传播一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但主要是为了达成自己“传播”目的，而大力发展出版事业为其宗教事业传播、铺路、架桥就顺利成章了。

一般意义上来讲，基督教传教和西方列强的经济上占领中国市场、军事上占领中国土地，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只是换一种形式而已。

西方传教的常规套路是把他们自己的道德文化标准灌输给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并迅速在这个国家掌握话语主导权，也就是成为“公知”，并配合本国的利益需要，剔除掉不符合西方文化标准的价值观。

比如，美国曾在日本设立了一个所谓的“饮食改善协会”，动员全日本的营养师和粮食研究人员在大中小学大肆宣扬“营养改善”，大致意思是“日本人长久以来食用的米饭是一种非常落后的饮食方式，长期吃米饭会导致头脑迟钝，甚至有致癌的危险”，于是大量日本民众开始逐渐抛弃本国的大米，转而追捧从美国进口的面粉食品。

还有，鸦片战争时传教士积极向西方政府鼓吹通过军事干预来保护商人的利益。在战争问题止，他们闭口不谈对华开战的罪恶性，而是用基督教的教义来说服西方国家的听众，称这场战争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传教士的种种言行确实充当了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发言人。

鸦片战争

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用文化的方式打破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传统隔阂，进而用西方文化 来改造和统治东方文化，从而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也就是所谓的“和平演变”，这一点对于他们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西方传统列强日益将中国视为对其霸权的巨大挑战者和最大的潜在敌人。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渗透力度不断加大，所以我们要警惕新时代下的文化入侵和和平演变，这或许也是国家立法禁止个人或组织在网上传教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