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荫贵教授谈企业史研究

【编者按】

本文以朱荫贵教授在第13期“三校一所”企业史读书会上的发言修订而成，内容已经朱老师审核。朱老师在文中回忆了《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的成书经过，就论文选题、收集资料、研究方法以及如何写作等方面和与会的年轻学者们进行了交流。

今天参加企业史的研讨会，很受启发和鼓舞。原来我没有参加过“三校一所”举办的这个活动，今天仿佛回到了八十年代末我刚去日本留学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1978年夏，朱荫贵与北大同学合影） （左一为朱荫贵教授）

记得久保亨（当时是日本信州大学副教授，后来担任日本历史学会会长、著名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家）询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们组织的读书会？我欣然应允。他向我介绍读书会就是民间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老师和研究生聚集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平均一个月一次到两次。

（久保亨，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在读书会上大家共同讨论感兴趣的内容，每一次由一个人主讲。主讲的内容可能是主讲者对某个问题的最新研究，或者是出去参加国际研讨会回来对新资料、新问题和新动向的介绍，可能是对某本影响力很大的著作进行介绍和讨论，也可能是某位到日本来访问的外国学者介绍自己的研究，然后大家针对他的报告进行自由的交流讨论，提供各方面的批评建议，或者是提供新的资料和思路等等。一般读书讨论会结束以后大家便一块儿去吃饭喝酒。他说对于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中国于他们而言是外国，研究的学者数量也不是很多，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紧密联系大家，共同提高研究水平。

（1994年版《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朱荫贵教授封面照片）

今天这个企业史的读书研讨会，目标更明确也更集中，将主题聚焦于“企业史”。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我们可以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学术讨论。当时我在日本参加了他们的读书会以后，曾经在回国以后也想在北京和朋友们一起举办，但是后来考虑到交通、场所等方面的困难没能实施。

后来我又再次尝试将举办范围缩小到我的工作单位——经济所，向所里建议搞一个午餐研讨会，大概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举办一次。希望所里能给大家提供一个边吃午饭边讨论的机会，一人主讲，大家在一块儿进行交流讨论，也可以邀请外面的学者来做报告。开展了一段后，也没有能够一直坚持下来，颇为遗憾！

（2017年朱荫贵教授于福建师范大学参加“范式与方法：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照片）

我认为通过读书会或研讨会的形式，汇聚各个不同院校对企业史感兴趣的同学，来集中讨论一本书是非常好的。大家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评论，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再请书的作者来参与并解答一些问题，对年轻一代的学者甚至包括作者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今天三位研究生的发言都令我感动，他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本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三位同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用刁莉老师的话来说是很直率的看法，但我非常肯定这种学习态度，有任何想法和问题就提出来讨论。这种比较敏锐和直接的学术交流方式才有利于促进研究。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前进。通过广泛阅读经典书目、在讨论会上听取他人的阅读体会，会使大家慢慢积累和提高研究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观察的角度、资料的运用、观点的提炼和写作的方式等。

对于我的这本书也是当初的博士论文，以及今天大家的讨论和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做一些介绍和感想。

（一）选题缘起

这本书选题的缘起是在一九八八年，我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职读博士学位时期。八十年代正好是洋务运动讨论非常热烈的时期，全国性的研讨会到九十年代初先后举行了五次。发表的文章，包括相关的会议论文集很多，据统计大概有1000篇左右。当时我于一九八二年大学本科毕业，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自然地受到这种学术热潮的影响。

当时我看到那些对洋务运动时期进行研究的论文，阅读以后逐步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主要是感到好文章并不是很多，大多是炒冷饭，真正把洋务运动研究透彻，特别是中日比较研究，把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进行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这种自救运动，最后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的论文数量不多、说服力也不够强。

（依田憙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后来我又听到了当时到中国来访问的早稻田大学依田憙家教授的报告，他主要进行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这个报告后来由复旦大学翻译整理出版，其中他提到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日本的土地制度、重视教育、长子继承制等等，认为中国的太平天国失败、缺乏农民革命的推动、土地均分和可以自由买卖，而日本没有大的农民战争、土地不可买卖和长子继承制等等是导致两国走向不同道路的原因，主要是从宏观的方面进行比较。

我觉得依田憙家教授讲的虽然比较全面但是仍然比较“空”，可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要真正地把这个问题讨论下去，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找两个典型的企业进行长时段的比较。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够看出两个国家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本因素。而这方面的研究日本没有，中国现在看来也没有，他说我很期待有人能从这个角度来入手进行研究，用比较实在的研究成果，来说明两个国家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

依田憙家教授来访的时候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正好我开始读博士，也面临着选择研究方向的问题。当时我受到依田憙家教授的影响以后，便考虑是否可以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到了经济所以后，跟着聂宝璋先生做近代轮船航运史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当时便希望在自己对轮船航运业已经有一些资料积累和想法的基础上，找一个近代中国典型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再找一个类似这样日本轮船公司来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两个国家之间典型企业在同时段发展的对比，来观察两个国家政府的作用以及导致两个国家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遂成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聂宝璋，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

当时我看了中国航运业以及日本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些资料，在观察和比较的过程中，我认为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进行了干预，从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当然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一般来讲是两个国家的政权和国体所决定，而更深层的原因则要追究到历史传统和文化之中去。例如日本是决定要改变国体实现脱亚入欧，整个变成西方式的国家。而中国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然延续传统。没有真正认识到国体已经落后，直到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之后才有所转变。

（岩仓使团）

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开始以后的四年，也就是一八七二年便派出岩仓使节团，大规模地向欧美国家学习。51个政府内阁的官员去考察学习，其中两人是掌权的“维新三杰”。他们经过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考察了12个国家，花费了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考察回来后遂制定改变国体的计划，在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建议书中非常明确的体现出来整个国家要进行改变，要向先进的欧美国家学习，在政体上学德国，经济上学英国。

（大久保利通，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家）

（二）不足之处

如今来看，我认为主要的不足是在讲到两个国家、两个企业的发展比较过程中该突出的地方没有能够突出。主要是在一八八五年两个企业进行了改革以后，日本由共同运输会社和三菱会社合并成为日本邮船会社，而中国招商局的经营者——唐廷枢和徐润（都是商人身份）被赶出了招商局，然后官员身份为主的盛宣怀取代他们成为一把手。那么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官督的成分加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转折点。

（盛宣怀，曾任轮船招商局督办）

这个时候正好是两个国家实现改革的关键时期，日本首先把官营企业、模范企业统统卖给民间。同时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制度，再加上奖励企业措施等，形成了国家对经济新的干预。日本从这个时期改变了以往的做法，通过建立西方式的法律制度和规章来对企业进行规范和干预。对一些重点企业和领域，通过颁布“命令书”的形式进行规范。

（西京丸号·日本邮船公司的商船）

但反观中国还是一竿子插到底，官督形式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企业还是必须听从清政府的意旨，按照政府意愿来进行，这种干预是直接干预到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而且还制定了报效等规定。我认为这时期日本已经在通过制度对企业进行干预，从企业身上获取税收收入作为回报，而不是通过报效的形式，是通过企业的不断发展和数量的增加，达到税收增加，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企业数量的增加、财政收入增加是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中形成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一种正当的、合理的回报。

（上海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在清政府支持下创立的公司，在当时政府认为可以从获得利润的企业中随意截取利润，不是通过法律制度的方法来获取，也不是通过制定制度以税收的方式来获取，而是延续过去那套人治的方法，以巧取豪夺的方式来勒索。这种方式导致企业没有积极性。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这就成为一个大的转折，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两个国家真正走向不同道路的时候，是从这些方面展开的。这一点在我的这本书里面当时论述不够，留下了稍许缺憾。

（三）在日本学习的收获

我到日本学习一共三年（包括博士期间一年、博士后两年），后来又去担任教学任务。在这三年的时间，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当然资料肯定是很重要的，也得到了不少老师、还有周围的学者朋友的帮助，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尤其造成观念上冲击是我到日本以后发现，研究中日比较的学者很少，除了依田熹家教授以外我很难找到其他以中日比较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了。

我对这一现状非常不解，后来向日本的学者询问为什么这边研究中日比较的人不多，除了依田熹家教授以外，我几乎没有看见其他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开始他们很客气，也不跟我说实话，他们说各人的研究兴趣不同。但是后来相熟了以后日本的学者就直截了当的对我讲：“老朱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比？中国的学者为什么要把中国跟日本比较？为什么不跟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进行比较？要比肯定是要选择比自己强的国家，这样才能看出差距来。”

当时对我来说好比捅破了一张纸，冲击很大。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思考了很久。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往后和日本学者的谈话就更加坦率了。又有一些日本的学者跟我讲，你也不要懊恼，其实中国在近代发展是很好的。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多种条件下造成的偶然现象。除了中国和日本，其他的国家在近代几乎都完全沦为殖民地。后来他们还说按中国学者的划分，在亚洲日本勉勉强强的可以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完全沦为的殖民地国家可以称作后进的国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属于中进国家，仅比日本差一点。

我之所以要提起这一点就想给各位讨论会的同学说一下：一个人的思维有时候会很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认为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落后。恰恰忽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客观评价自己国家在某些方面的优势。

这就好像原来在去日本留学之初，我也有这么一个印象，尤其是去东京大学，认为那里的老师学生肯定都很厉害。像我这种日语不过关、年龄又大，因为当过知青，十年在农村后面才考上大学，本科毕业就是32岁。当时到经济所来访问的日本年轻学者，到32岁已经是副教授了。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到日本学习，在兴奋的同时也很忐忑，感觉自己各个方面基础不扎实，非常自卑。

但是到东京大学以后，我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自信心的增强。因为在东京大学里面，真正杰出的教授仍然是少数、优秀的同学也是少数。而我们中国去的学者并不比他们差，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分析能力、对问题的概括能力、提炼资料的能力甚至超过他们。

（四）写作过程

去日本前后，我都在考虑如何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日本轮船公司的资料，特别是三菱和日本邮船会社的资料。当时我走了很多地方，去了不少大学和研究所进行调查和收集，在掌握了各种资料以后，接下来就需要在外文资料中提炼问题和主要线索。尽管当时我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思考了。但是具体要从哪几个方面来分别进行比较？怎样突出两个国家经济干预的不同？每一个论点，都需要有详实的资料进行支撑，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又考虑还有没有更典型、更能够有说服力的资料？

那时我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收集日本的有关资料；另一个是收集在日本收藏的与中国相关的资料。一年时间很紧张，那时候复印还不太容易，条件不是太好，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有时候是手抄，有时候是复印。回国以后，就是集中时间进行写作。

我认为同学们以后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思路然后再去找资料，在找资料的过程之中，就有了进一步完善或者进一步选择的可能性。例如发现同样类型的资料比较多，那么哪一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比如说这个资料恰好和你原来的想法不一样，那么它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我们就应该修正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得再找有关的资料，来进一步进行论证。

（朱荫贵教授著作之一，2008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里给同学们一个建议，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可以先选择一些典型的论文，认真分析揣摩，分析这些优秀的研究者们是如何进行论文写作的，就好比小学生写毛笔字的“描红”阶段一样，注意学习这些学者在学术综述、论点、史料运用、论证的方法、论文的谋篇布局等方面的特点，有意识地在自己写作论文当中进行揣摩和方法上的模仿。同时还要注意文字表达清楚流畅，注意逻辑性。

（朱荫贵教授著作之一，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学习是一个过程，需要耐心和坚持，也因为如此收获总是会不断积累。就拿我的这篇博士论文来说，它是奠定我后来研究的一块基石。后来我在金融、股份制企业、资本市场、航运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从这块基石中延伸出来的。比如说写完这篇论文以后，就想到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它是怎么筹集资金、它的资金是怎么运行的等等，这促使我去关注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

（朱荫贵教授著作之一，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包括后来我对证券市场产生兴趣也是从博士论文产生的，因为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股票可以买卖的企业。当然中国原来也有合股制企业，是由股份集合形成的企业，但是它的股份构成是不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不能随意转让，是人合性质的企业，不是资合性质的企业，这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在这个基础上，证券市场实际上又是构成资本市场的一种，思路和研究又可以延伸到资本市场。所以在博士阶段打下的基础，可能奠定今后长期研究的空间和领域。

（朱荫贵教授著作之一，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以后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们在求学阶段，一定要认真、投入，不能马马虎虎。要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样等到十年二十年回过头来看时，你会感觉获益很多。

（朱荫贵教授著作之一，202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光如梭，大家现在都称呼我们为老教授或是前辈学者了，当初教我们的老先生我们也是叫前辈学者，如今想起来万分感慨。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希望年轻一辈的学者们能够超越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学术不断前进做出贡献。最后也非常感谢李玉老师、高超群老师、林立强老师和兰日旭老师，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讨论我的著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