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戒体文艺术特质：实用性文体也有着文章的形式美和语言美

所谓文体体制，即一种文体外在的构架，通过感官的观察往往就能得到直观的把握。戒体文是一种实用性文体，“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在它的创作中，所以戒体文的体制非常灵活，不论选用何种体制，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文章主旨的表达。以下，笔者将从篇幅的长短和语言的骈散两方面对戒体文的体制进行简单地分析。

体制灵活

两汉到南北朝，戒体文总体上来说篇幅由短到长，内容逐渐丰富，这与文体的内部发展规律有关，也与时代因素相连。有相当一部分戒体文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有一句话。希望所戒之人注意什么问题表达清楚即可，可谓简明之至。

由于戒文的主要功能是警戒、劝勉家族子孙或同僚、好友，属于私密性很强的文体，一般来说传播范围不广，故而绝大多数的戒文选择了最简明的表达方式，把所戒之事表达出来即可。加之古人写作此类文章时态度极其郑重，往往经过深思熟虑才肯下笔，“言简意赅”可谓戒体文的一大特点。

但也有篇幅较长的戒体文，如嵇康的《家诫》、班昭的《女诫》、王昶的《家诫》等，都达到了一千五百字以上。一般来说，长篇容量大，能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在技法上也有放纵回旋之势。

这里的“文章各有体”，指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语言体系及特征。文体学史上著名的文笔之辨、骈散之争，就是以语言形式特征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的。从辑录到的戒体文看，有散文，有韵文，或者是两者结合，并不拘泥于一端。

但绝大多数戒体文采用散体的表达方式，这是因为戒体文一般传播于家族或私交之中，用散体能更自由地抒发感情，实用性更突出。戒体文多用散体写作的特点从上古时代的戒体文中可以寻到渊源。语言极其通俗，没有上古文字的艰涩难懂。后世的戒体文基本传承了这一特点，大多采用简单易明的表达方式。

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儒家历来强调文质彬彬，然以质为本，文采的主要作用是辅助实现文学功能，缺乏独立的自指性价值，更多的是承担工具的功用。两汉沿袭了先秦儒家的文质观，汉赋是两汉的代表文体，富丽宏大，穷极文辞之丽，可以说，到汉赋，“文”的“文饰”义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汉人论赋，主讽谏、崇雅正，对汉赋重采丽颇有非议。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从整体上呈现由质趋文的发展，不论情感的表达还是景物的描写，都出现了内质的弱化和文采的强化，“重文采”成为一种泛文学化倾向。

戒体文中也有一部分采用韵文写作，且具骈俪化色彩，如东方朔《诫子》、高彪《清诫》、荀爽《女诫》、陆景《诫盈》、傅玄《口诫》、李充《起居诫》、成公绥《戒火文》等等。

东方朔《诫子》有非常浓烈的赋体韵味，四字或六字一句，用典、排比的运用使得文章纵横开阖，尽得汉赋风韵。戒体文为何采用赋的形式？这也不难理解。纵观两汉，在这一时期流行的各种体裁中，赋作为当时文坛独领风骚的体裁，它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甚至渗透到了子书和诏诘章表等应用文中。

汉代公文，在汉武帝之后，主要是模拟儒家经典，呈现出典雅古奥的风格，受赋的影响较少。但辞赋大家所写的公文，因溺于所长，亦颇染赋风。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东方朔把戒体文这种实用性文体写成了韵文的形式了。

在这些以韵文写成且有骈俪化色彩的戒文中，我们还发现，绝大部分是戒事或戒物，如高彪《清诫》、陆景《诫盈》、傅玄《口诫》、李充《起居诫》、成公绥《戒火文》等，另外还有北魏封轨的《务德戒》、《慎言戒》、《远佞戒》、《防奸戒》，今已不存。高彪的《清诫》东汉开始出现五言诗，并于六朝成为诗的主要体裁，五言成了诗的语体规范，诗以外的其他体裁中，很少使用五字句，而多用四字句、六字句。偶尔出现，所以也不排除有些作家运用诗的形式作文。

高彪的这篇《清诫》五字为一句，颇有五言诗的感觉，是“文有诗语”的一种体现。这篇戒文的骈韵化色彩比较强。而有的戒文骈韵化特征并不怎么明显，只是体现在局部。如陆景《诫盈》，开篇“富贵，天下之至荣；位势，人情之所趋”是对偶句，非常的工整。

但接下来则有散句，长短错落的句式安排给人一种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之感。戒体文创作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修辞手段的运用，可以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纵观汉魏六朝戒体文，不论篇幅长短，文中大量地运用了修辞手法。对此，笔者选取比较常见的几种作简要分析。

比喻，又称譬喻、打比方，是用具体的、易懂的事物来代替抽象的、难懂的事物的一种修辞方法。用比喻手法描写事物，可以使得事物形象具体、鲜明生动，从而激发读者想象，加深读者的印象；用来说明道理，能便道理显而易见、通俗易懂，同时增加文章的文采。比喻的修辞手法是戒体文中经常见到的。

反问，也叫激问、诘问，是用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的一种修辞手法。反问的特点是只问不答，从反面提问，答案就在反问句中。它可以加强行文语气，从而起到激发读者感情，加深读者印象，增强文章的气势和说服力的效果。

如谷永《戒段会宗书》，意思是说：以你的才能，可以优哉游哉的在京城享受高官厚禄，何必要在这样的年纪还去西域这样的蛮荒之地呢？言下之意是不必去。不直说而用反问，委婉的表达了作者的劝意。

表达者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进行回答，这种无疑而问、明知故问、自问自答的修辞手法叫做设问。设问用得恰到好处，可以达到引起读者注意，引导读者思考，突出文章内容的表达效果。

对比也叫对照，是把具有明显差异的两方进行比较的一种修辞手法。它可以比较对立的两个意思或事物，也可以比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运用对比，可以充分揭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给读者更加深刻的印象，加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艺未效果。

对偶是用两个结构相同、字数相当、意义对称的词组或句子来表达相反、相似或相关意思的一种修辞手法方式。对偶使句子看起来整齐醒目，听起来铿锵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传诵。

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类似、长度相当、意义相关的句子排列起来是为排比。排比的修辞手法可以使得文章条理顺畅，节奏感加强，从而起到加强语势、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效果。

刘勰明确指出“事类”有两个作用：援古证今和增强作品的文学性。援古证今，也就是刘勰所说的“以征义者也”和“以明理者也”；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即“综釆”。文人用典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作品委婉、含蓄、典雅、凝练，使之更富有艺术性、感染力。陆机在《文赋》中就主张“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恰当的用典可以达到“尚巧”“贵妍”的高妙艺术效果。

用典

通过用典，可以言不尽意地表达思想，言简意丰，给读者留下想象、体味的广阔空间，使不易表达的复杂深曲的情理举重若轻地婉转传出，达到钟嵘{诗品》所言“文己尽而意有余”的艺术境界。用典还能使作品典雅，使语言富于诗化，增强文章的形式美。

作为实用性的劝诫性文体，戒体文主要是通过说理和议论来达到目的，故而大量用典。《女诫》七章，章章以经典为依据，将自己的思想完全包裹在经典古训之中，使其获得社会群体的认同，进而使之更具有实践性和传播性。据统计，短短1600多字的文章，所涉经典不少于17部。主要有《诗经》及《毛传》、《齐鲁韩三家诗》、《尚书》、《周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大戴礼记》、《荀子》、《毛诗序》、《新语》、《春秋繁露》、《列女传》、《白虎通义》等。

用典的形式有两种，即事典和语典，也可称之为引事和引言。《文心雕龙事类》：“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这里“成辞”指言典，“人事”指事典。用言典就是引用前人诗中或文中词句，融于自己文中来表情达意。用事典即把历史故事提炼成句子甚至词语，以此来影射时事或表达思想、抒发情感。

如杜钦《戒王凤》，以历史上周公、穰侯、武安侯“三事”为典型，希望王凤能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以龙伯高、杜季良为典型，希望兄子严敦学习他们；崔亭伯《献书诫窦宪》以“昔冯野王”、“近阴卫尉”之事劝诫窦宪。这些都是用事典，以具体的人物为例，使得文章说服性更强，劝诫功能提升。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戒体文中有一类特殊的事典，即举自己先人或自己的事例。

戒体文中的用言典就更多了，不胜枚举，如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大量引用《诗经》中的语句；荀爽《女诫》开篇引用《诗》；魏明帝《诫诲赵王干玺书》引《易》、《诗》等等。

明用就是对成语典故基本上不作改动，引用其原文，保持“原汁原味”。暗用即釆用典故的意思，却不沿袭原文词句。我国古代诗论说用典的化境要如“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即是如此。

正用就是所用典故含义和作者用意一致。如杜钦《戒王凤》选用周公、穰侯、武安侯三个典故，用他们的下场规劝王凤不要大权在握，以免重蹈覆辙；陆景《诫盈》以“留侯、范蠡，弃贵如遗；叔敖、萧何，不宅美地”为例，说明功成身退的道理；张氏《诫诸子》以“汝父”为典，告诫子孙要勤于读书，不要辱没先业。

反用是指典故成语含义与作者的意思正好相反。如东方朔《诫子》中说“首阳为拙，柳惠为工”，显然这两个典故与东方朔在本文中表达的主旨是相反的；王昶《家诫》：“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也是表达了和所用典故相反的意思。

戒体文是一种私人性比较强的文体，所戒的对象大多为作者亲近之人，文中所表达的警戒或劝诫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决定了作品中的用典也呈现出相对自然的特征：典故本身与作者情感之间的感发是自然的；用典的方式也是自然的，并不刻意为之。

结语

戒文的实用性决定了它的语言不宜过于典雅，故而在最初的戒体文中没有用典的痕迹。魏晋时期，戒体文达到了创作上的高峰，不论是艺术性还是内容量较之以往都有了更高地要求，基于此，用典就有了一定地必要性。

适当地用典成为戒体文的一大特色，典故的运用，不仅增加了文章的内容含量，也使得文章的艺术性增强。同样地，由于戒体文的实用性特点，使得它的用典通俗性强，简单易懂。首先解释典故蕴涵的故事，甚至成为有些戒文运用典故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作家，或者为了讲求文章的文学性，或者为了增加文章的劝诫力，使得此类用典类似于举例子的论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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