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思考

当前中国多个社会群体“农民工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大学生是如何“农民工化”的，这是教育分层与流动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农村学生获得的优质教育机会较为有限，他们更多进入二、三类高校，尽管能够获得大学文凭，仍然难以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这一现象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传统认知相矛盾。基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人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应找到理想的工作，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当前主导社会流动的机制从竞争性流动向赞助性流动转变，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开始强化，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

中国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生存状况近似于进城农民工，这群“外来者”在城市工作生活，不但受城市二元结构的制度排斥，无法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遭遇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的经济排斥，无法实现城市定居的梦想，沦为城市的底层。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学界关注和研究。本文拟从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的视角，剖析大学生“农民工化”的镜像及其形塑过程，从系统、综合改革的角度寻求实现高等教育社会流动的功能正常发挥。

▍理论视角

（一） 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

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功能主义认为，学校教育是“精英式民主发动机”，可以打破原有的阶层壁垒，使所有学生能够凭借其获致性因素成功实现代际流动，从而铸造一个开放公平的社会。众所周知，教育获得是人们获得阶层地位的主要方式。恢复高考后，“寒门才子”式的流动的社会事实激励了我国农村青年努力读书，因为“升学”是大量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农村青年升学流动的前提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的合适的职位。当下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渠道被阻塞，优质职位被社会中上层把守，而且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借助于所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维护其既得职位优势。

对此现象，社会冲突论认为教育系统具有压抑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功能，因为不同阶层的子弟在教育系统基于教育资源的差异所致教育机会的不同。优势阶层通过学校教育的制度设置以及向子女提供各种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其子女与学校教育环境匹配起来，使他们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获得成功。下层缺乏各种资源，其子女获得教育的机会也被剥夺，因而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因此，教育借助升学考试的选拔功能，具有一种传播知识技能和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功能。尽管教育一直被视为是中下层子女实现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教育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学校类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逐渐变弱，教育成为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机器。

（二）教育流动受阻：社会再生产的预演

研究表明，教育流动中存在着代际传承。教育再生产的实现依靠于学校筛选功能的发挥。正规的学校教育通过赋予某些文化遗产以特权而贬低另外一些文化遗产来维持既存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即学校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因为教育作为地位和资源分配机制，个体出身的结构位置决定了其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教育是一种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在知识传授和价值观传递中，学校教育把社会上层的主流文化作为教育系统的标准文化，要求被“选中”的学子内化为自身的文化惯习。通过教育它不断地把原有的结构复制出来，以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为阶级的社会，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学校教育反而具有维持并且“再生产”原有不平等社会阶层的作用。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使得教育收益递减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中国的阶层结构越来越固化，教育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质言之，教育的再生产推动着社会的再生产，使得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越来越无能为力。从整体上讲，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而冲突理论认为，教育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再生产，不利于社会流动。因此，教育具有双向作用，即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和实现阶层固化的双重功能。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固化，部分农村大学毕业生并未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甚至处于城市社会底层，沦为大学生农民工，这一现象值得展开讨论和分析。

▍大学生农民工化的城市镜像

从群体特征看，大学生农民工人数增长较快。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2011年、2012年、2013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分别为15863万、16336万、16610万，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占总数的7.0%、7.8%、8.5%，据此推断，大学生农民工人数约为1110万、1274万、1406万，且集中于“北上广”等大城市或省会城市，这一群体主要来自农村，来自小城镇、县城的大学生农民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他们从事与农民工类似的低端职业，其状态表现为经济收入较低、社会保障缺失、工作不稳定、心理认同模糊等特征。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不大，生活境遇相同，是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现实压力较大，心理矛盾严重。

1. 职业获得低端化

由于工作经验和技能水平有限，大学生农民工被限制在低端职业且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较长且经常加班加点、专业不对口且多为临时性工作。由于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长，专业不对口，导致他们发展空间小、离职率较高，他们中很多人沦为大城市里的“漂族”和新边缘人群：

“没找到好工作就暂时先在超市做着，等有其他好的工作机会再辞职。超市导购员这份工作收入不多，挺累的。整天几乎都得站着，刚开始哪里能适应，我过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下来。我也就得先这样将就着干了，等以后有机会，我就换个好工作。”(C13WF23)

“毕业后，我来到这家公司做销售，负责卖酒。收入方面主要靠提成。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我大学4年学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几乎没用。”(J11LM27)

大学生农民工留在城市发展，但其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较低，这些工作大多具有流动性较大、稳定性差、休息时间少、缺乏福利保障等特点，并且晋升空间有限，很难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与途径。大部分受访对象对现在从事的工作以及收入不满意，对找到好工作抱有希望的同时也心存焦虑。

2. 生活世界半城市化

随着房屋租金不断上涨，他们经济压力大，日益高涨的房价更是浇灭了不少大学生“买房落户”定居城市的梦想。他们在城市无法享受廉租房、就业培训、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很难在城市立足，漂泊不定。因此，他们被迫沦为城市社会新的底层群体，其生活世界呈现“半城市化”的状态。大学农民工由于收入低，他们居住状况堪忧。因聚居租住在面积狭小、租金低廉、卫生条件差的“蚁族”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样也有大部分散居租住在城市或环境恶劣的边远郊区：

“毕业后我到晋江工作3年后，辞了工作来厦门打工，目前在一家公司上班，以前学的心理学专业，现在流水线从事生产，月收入3000至4000元，这些钱供我一家在城市生存比较困难，更不用说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我儿子还在老家，一家人都不能团聚。”(CZ99CM30)

“毕业后，先是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实习期没做完我就辞职了，换到一家酒店(如家酒店)，目前做大堂管理。酒店包吃住，一个月2400元。毕业几年了也没女朋友，结婚是更遥远的事情。就目前的房价水平，我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我打算年底回老家，可能继续在酒店行业做下去。”(J12CM26)

“一个月挣2600元，除去房租和吃饭等方面的开销，根本剩不到钱。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像一阵风，吹到哪算哪，我们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没啥区别。”(C13GF24)

上述案例表明，大学生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状态。“半城市化”反映了他们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只能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半城市化”表现为居住条件差、社会交往受限、对城市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

3. 心理状态不良化

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大学生农民工难以获得家庭、学校提供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支持作用，容易产生自卑、茫然、无所适从等不良心理。由于家庭对他们业期望高，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不敢跟家人诉说，只能找类似境遇的朋友交流，心理状态及其脆弱：

“我一直在民工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独自一人在城市打拼，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只能与目前的同事、同学互相倾诉，缺少家人关心。平时我都不敢回老家，担心人们问我工作的情况。”(J10DM27)

“读大学时我希望能去大公司，毕业时却只能去一家小公司上班。我非常失望，不仅收入少而且毫无成就感。我就辞了工作，来到物流公司送快递，收入比以前高了一点。工作辛苦不说，我还得隐瞒大学生身份，担心他们嘲笑我、挖苦我。”(C13HM23)

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学生农民工原本身上承载着父辈更多的期望，渴望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命运。但在城市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体会到“边缘人”的感觉，使其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所以，比起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农民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更为脆弱。

4. 身份认同危机化

大学生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比较认同，具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愿望，但由于制度性障碍和经济条件制约，他们既不是传统的农村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这种身份与职业的错位导致他们产生了迷茫感和无助感。他们不愿意回归农民身份、但感到成为市民的道路受阻，生活变得没有意义，产生了强烈的漂泊感：

“我之前在店里卖电脑，工资低，每个月都存不了钱，想自己创业，但是没有门路。就只好跟做饼的师傅学做手抓饼，已经摆摊14天了。父母并不知道我在摆摊，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XC13ZM24)

“我毕业3年多了，自己还在城市漂着。之前做过物流管理，挣钱太少，生活开销也大。想找包吃住的工作，就辞职了，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我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得下去。也许有一天会回老家，城市再好也不是我家。”(C12QF25)

大学生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希望融入城市，实现向上流动，但另一方面制度排斥和经济压力限制了其定居城市的梦想。像父辈一样，大学生农民工属于城市的“打工族”，从事低端的职业、收入较少，居住条件简陋、心理压力较大，导致身份认同模糊，对所在城市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换言之他们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城市社会的底层生活经历形塑了他们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能量。质言之，大学生农民工趋近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即普遍面临着“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六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