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王栋：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及其影响 |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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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联合军事演习是冷战后两国防务与安全关系中发展历程最为持久、合作最为深入且兼具战略性和多种功能的议题合作领域之一。本文对联合军事演习这个美印议题合作最典型的领域进行讨论和分析，从纵向演进与横向发展两个维度对美印军演合作议题进行整体总结，并通过详细的例证分析论述美印联合军演如何在议题合作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印军备依赖、军事战术一体化、军方战略互信和地区战略协作四个方面产生直接影响。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长聘正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于《南亚研究》2022年第二期。限于篇幅，本文有较大删节。

美印联合军事演习是冷战后两国防务与安全关系中发展历程最为持久、合作最为深入且兼具战略性和多种功能的议题合作领域之一，本文拟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及其对美印关系影响的研究视角,窥探美印防务与安全领域的议题合作对美印关系可能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本文将对联合军事演习这个美印议题合作最典型的领域进行讨论和分析，从纵向演进与横向发展两个维度对美印军演合作议题进行整体总结,并通过详细的例证分析论述美印联合军演如何在议题合作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印军备依赖、军事战术一体化、军方战略互信和地区战略协作四个方面产生直接影响。

一、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历程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并不是一个稳步发展的状态,而是处于前进与停滞乃至倒退相交错但总体合作程度提升跃进的过程。根据美印联合军演在不同时期战略背景和演习特点的变化,本文将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一是冷战结束初期美印战略调整背景下的谨慎试探和接触期 (1991年至1998年),在此期间美印军演属于试探性的小 规模演习；二是美国确立全球反恐战略背景下主动拉拢印度的快速发展期 (2002年至2013 年 ), 在此期间美印军演呈现种类繁多、军种覆盖面广以及演习机制化等特点；三是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向硬对冲转型背景下主动迎合美国的调整提升期 (2014年至今),在此期间美印军演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出更为明显的针对中国的特点。

(一) 1991年至1998年的谨慎试探期

1991年在结束分属不同阵营的对立状态后,重塑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和双边关系的需求为美印关系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印度原属冷战的“失败”阵营,苏联解体后原来在安全领域依靠苏联的印度必须重新考虑在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中的战略方向,尤其是从苏联阵营中走出来的印度如何定位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与此同时,美印在冷战期间积累的对诸多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认知差异并未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消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克劳德基克莱特尔(Claude M. Kicklighter)于1991年访问印度,首先向印度提出美印两军合作的一揽子建议,开启了通过两军在军事演习领域进行试探性合作以构建战略互信的政策思路。这段时期的美印军演合作尽管处于小规模的试探性合作阶段,但两国很明显地体现出愿意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格局下尽快调整双边关系的态度。1998年印度进行“博克兰—II”(Pokhran-II)核试验,美国迅速对印度实施制裁,美印军事合作全面终止,处于试探和接触期的美印联合军演也随之搁置。

(二) 2002年至2013年的快速发展期

印度逐渐开放的经济与市场、增长的国力和特殊地理位置等因素带来的平衡亚洲地区权力均势的潜能,决定了美国不会长期冻结美印关系,而是主动选择与印度建立更广泛和深入的双边关系。小布什执政后,一系列国际事态的发展为美印战略合作注入新的动能。其一,小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将中国视为最可能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权力优势的国家,提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在确保中国履行“国际承诺”的同时,要“对冲其他的可能性”。此时,美国对华战略与同样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的印度对华战略高度契合；其二, 受到寻求扩大海外军火市场的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积极游说的影响,小布什政府将扩展对印军备出口市场作为美国对印政策的优先议题。而印度在冷战结束后也基于其在军备采购方面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评估结论,认为印度应尽快增加军备采购来源的多样化,尤其是应增加对美国军备的采购。此时,美国在军备出口议题上的政策需求与印度在军备进口议题上的政策需求高度契合；其三,“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印度纳入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规划中,期望通过提升印度的军事能力,让印度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印度也在“九一一”事件后宣布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政策和导弹防御计划,对小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战略原则上表示支持。基于以上三方面政策共识,美印迅速重启防务领域的合作,美印联合军演迎来快速发展期,美印联合军演在数量、类型、规模和内容上得到全方位提升,两军首次建立起针对不同作战需求、覆盖全部军种的联合军事演习机制。

(三) 2014年至今的调整提升期

从2014年开始,受美印国内政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等因素推动,美印联合军事演习演进趋势再次发生变化。一是2014年印度人民党 (BJP)赢得印度议会人民院选举多数席位,摆脱了此前印度选举中悬浮议会掣肘的情况,莫迪出任印度总理。标榜强势领导风格的莫迪执政后开始更积极地回应美国的战略诉求,主动寻求增进美印合作与战略协 调。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对冲战略明显转向硬对冲,防范、牵制和制衡逐渐成为美国对华主要战略手段。美国加快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印度成为美国军事合作的重要拉拢对象。与此同时,中印边境稳定状态的破坏和边界对峙的频繁发生使这阶段印度对华威胁认知快速上升,印度对华战略开始突出防范和牵制等更具对抗性的战略手段,对华战略对冲形态向硬对冲转换趋势明显。因此,在军事上具有防范和牵制意义的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一时期快速恢复,并表现出明显针对中国的新态势。

综上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一阶段暂时停滞后的进一步扩展和提升,表明美印可以克服其战略协调的阻碍因素,推动军事合作向更深度信任、更紧密协调方向发展。当前阶段，美印已经发展出高频度、多层次、军种全覆盖、更明显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机制。

二、冷战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影响因素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发展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在合作程度整体提升的过程中出现过较为严重的中断或停滞。尽管不同时期影响两国联合军演的具体政策动因不同,但有三个因素始终在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决定了两国联合军演发展的特征和合作水平。

(一)美国持续的战略拉拢与印度实现大国地位战略诉求的契合

作为单极体系霸权国的美国和地区大国的印度面临新的权力对比格局,美国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相对其他国家在对外关系塑造中享有主动权。美国认为,印度作为前殖民地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其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彰显了美式民主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印度从1991年开始进行的市场化改革释放 了印度的经济潜能,印度的庞大人口和广阔市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印度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作为地区大国具备的权力资源可以在亚洲权力格局演变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尽管美印在核不扩散、克什米尔、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两党和历届政府却始终着力拉拢印度向美国战略目标和政策立场靠拢,让印度融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而在印度看来,美国的拉拢有利于其实现大国战略抱负，扩大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地位。基于两国战略诉求的契合,美印在发展防务与安全关系的过程中即使不时遭遇其他政治问题乃至经济因素的阻碍,仍然着力通过高层领导的政治推力和政策设计推动两国防务和安全关系的发展。在联合军事演习方面, 这种基于战略诉求契合的政治推力表现为美印设立了“防务政策小组”(DPG)等高层对话机制,以政策动议形式而非依据实际安全需要设立联合军事演习。

(二)以联合军演为政策工具推动两国战略目标在操作层面的落实

美印两国将联合军事演习作为承载多种功能的政策工具,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建立沟通渠道,实现利益绑定,促进政治互信,进而推动美印战略愿景在操作层面的落实。美国对联合军事演习的目标设置通常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了解和学习不同训练体系、技战术方法、武器装备、作战程序和信条、作战环境、作战历史,这是提升战斗经验和训练水平的重要方式。其次,美国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巩固和发展其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影响参演国的军事发展乃至军事决策。最后,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宣示参演国共同的政策主张,显示军事存在从而实行威慑在实际操作中,联合军事演习包含的功能往往是多重的和复杂的,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尽管联合军事演习的实际产生效用具有模糊性,但鉴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数量、演习的机制化程度和复杂程度,可以确定美印两军借由联合军事演习建立的政策沟通机制和共同能力建设有助于美印共同战略诉求在操作层面的落实。

(三)美印两国战略定位的错位与调整

虽然美印联合军演两次波动的具体原因不同,但仔细回顾两次军演的停滞、恢复和随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即都伴随着美印战略定位错位和再调整的过程。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是南亚区域大国,并主要从印巴关系平衡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角度统筹美国的对印政策印度则期望突破南亚地区国家定位和与巴基斯坦长期纠葛的限制,争取南亚地区以外的大国地位。通过与印度签订核合作协议,美国承认印度事实上的核国家地位,同时在美国对印巴政策上实施“解绑”,在利用巴基斯坦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同时提升与印度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增强印度的军事实力。可以说,小布什时期美国对印度战略地位的重新定位及相应调整举措符合瓦杰帕伊在给克林顿的信中提出的愿景。在这一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得以恢复,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全面提升。

考察2013年前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出现停滞和恢复的战略背景可以发现,美印间再次出现战略错位和调整。印度的不结盟传统在冷战后仍然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为战略自主,即印度对外政策应该在各大国关系中保持平衡,为印度自身发展和实力增长创造最佳外部环境。但奥巴马上台后,要求印度要获得美国的战略支持不能仅关注提升自身实力,还要在对外政策上对美国战略提供更多支持,尤其是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配合美国提升针对中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印度则认为美国要求的战略回报会打破印度在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不符合印度战略自主定位。两国战略定位再次出现分歧,并引起两国战略关系框架下各议题合作的停滞。莫迪政府的新战略定位迎合了美国逐渐强化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调整,以此为背景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再次获得突破性进展。在两次战略定位错位与调整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获得更高程度的发展,并开始突出其针对中国的特征。从这一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美印对彼此战略定位的契合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演进特征和合作深度。

三、美印联合军演对美印关系的影响

联合军演作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重要议题和外交工具,其作用和影响已经不限于参演军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程度提升,尤其在美印联合军演已经发展为两国较为稳定和成熟的部门间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在议题合作领域取得的发展成果对美印关系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影响。

(一)印度对美国军备依赖加深

开发印度的国防装备采购市场和扩大对印度武器装备出口是美国推动与印度联合军事演习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度也同样期望通过联合军事演习考察美国武器装备的性能,为印度采购美国先进武器装备提供更结合实战经验的参考数据。联合军事演习促进的美印国防装备 交易是单方面的,即美国装备对印度的大量出口。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渴望的技术转让和依靠技术转让提升印度国防工业自主性的需求没有实现, 因而使印度对美国军备的依赖程度更高。

(二)美印军事战术一体化

通过美印联合军演,美国向印度展示了美国在军事装备、作战技术、作战理念上的先进性,并通过进一步的武器装备交易、作战理念的借鉴和吸纳,促进了美印军事战术一体化。对美国而言,加强与印度的战术一体化,培养印度成为其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的协助者以分担美国的战略成本,是美国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开始大力发展美印战略关系的关键动力。由于印度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理念主要源自冷战时期的苏联体系,再加上印度长期以来将本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南亚地区和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的作战理念与拥有强大“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能力的美国存在很大差异。为了鼓励印度与美国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实现一体化,美国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向印度展示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和作战理念,吸引印度在其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对美国装备和美国先进的作战理念进行借鉴吸收。与此同时,2017年开始,印度海军投入P-8A 波塞冬反潜机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同型号反潜机共同参与 “马拉巴尔”、“海龙”、 通航演练等演习中的反潜演训。参演国家都认为,共同的武器平台加强了各国在反潜作战上的协同操作性和兼容性,对美日印澳四国在未来的海上冲突中保持战术一体化和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美印军方互信增强

美印联合军演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建立起包括各层级、各军种、各部门间较为稳定的军事部门间合作机制,这种军事部门间的直接沟通与合作机制对美印两国军方的政治互信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在冷战中分属不同阵营以及两国在政治价值、国际安全等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美印两军中从基层官兵到高阶军官相互间存 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一种部门间合作机制,演习规划、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自然会促使两国基层官兵和指挥人员的直接沟通交流,这种沟通交流有效地纠正了美印两军之间存在的认知偏差。冷战后的美印防务和安全合作是一个两国基于地缘政治变化和安全战略需求而由政府高层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印度国内长期存在的对美战略疑虑曾被 认为是阻碍美印战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作为两国政策建议的重要发起者和作为两国政策执行主体的美印两军以更加积极的认知看待对方,美印战略关系发展的基层土壤无疑会加速美印高层战略合作的步伐,因为美印两军基层之间的战略信任是更加难得的宝贵战略资源。

(四)美印对华战略协作加强

从美印联合军演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看,联合军演逐渐加强了两国在对华战略协作上的紧密程度。从美印联合军演第二阶段开始,制约中国军事力量成为两国军演进展的重要动因,但中国因素在这一时期更多地体现为美印两国从长远角度对中国的战略防范。美国期望通过与印度建立联合军事演习机制提升美国对印度武器装备和作战理念现代化过程的影响,促 进印度军事能力的提升,增进美印军事互信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和军事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印度会自然成为中国力量发展的平衡者。因此,印度在这一时期加强与美国在联合军事演习上的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增强自身实力而非制约中国。尽管“马拉巴尔”演习在参演成员上拉拢更多中国周边国家、在演习内容上重视反潜的做法被媒体认为是有意针对中国的证据,但在中国于2007年对美日印澳新 “马拉巴尔”演习提出质疑后,该系列演习迅速退回到双边演习状态。印度在此后的对外联合军事演习中也开始注意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避免美印军演中针对中国的色彩过于明显。

经历2013年的美印军演合作低潮后,美印联合军演在第三阶段表现出明显针对中国的特点。首先,美印在2014年逐渐恢复一度停滞或萎缩的联合军事演习项目,通过再次提升美印联合军事演习频率和复杂程度,印度公开回应美国基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的在亚太地区加强与盟友伙伴的联合演训、将联合演训作为实现美国军力轮流部署、增强地区军事存在 的军事战略。其次,印度对美国领导下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的态度从原来的谨慎对待发展为积极参与。最后2020 年,印度接受澳大利亚再次加入“马拉巴尔”演习的要求,美日印澳 “马拉巴尔”演习最终补足“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合作的军事层面。从印度最终拥抱美国印太战略并积极邀请中国周边国家参与联合军演可以看出,印度正在试图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合作加强美印对华战略协作的紧密程度。

结 语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演进是一个既有前进也有停滞的过程,但每次暂时停滞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都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冷战结束初期,作为美印试探接触与扩展两国关系合作面的政策工具,两国特种部队和海军联合演习开始以小规模和不定期的方式举行,其发展态势因印度核试验中断。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重新定位与印度的战略关系,极力拉拢印度作为其全球反恐战略的伙伴 ,建立起全军种、多层次与内容多样的例行联合军演体系。但美印军事合作的快速发展破坏了两国对华对冲战略的策略平衡,在接收到中国的质疑信号后美印联合军演发展转向低调,又由于美印经贸和外交关系的龃龉而进一步萎缩。

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后主动迎合美国对华战略往硬对冲转换,配合美国对华施压,将美印联合军事演习整合进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多边网络联合军事演习体系,明显强化了其对华针对性色彩。当前阶段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不再只是聚焦美印合作和战略互信提升,而是更多聚焦两国对华战略中军事手段的协同和配合,对美印关系产生深入和复杂的影响。总体而言,美印联合军演在提升美印互信和合作的同时,加深了印度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印度提升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和复杂程度,积极加入美国的多边联合军演体系,重新恢复美日印澳四边军演机制等举措都体现出印度越来越主动回应美国的战略需求。然而美印联合军演的效果更符合美国的政策设计初衷,距离印度所寻求的增强国防装备自主性和对外政策独立性目标则似乎愈来愈远。美国对印度的先进技术转让仍然处在承诺阶段,与中国关系对抗性的加强却在实质性增加印度的安全压力,对中印经贸关系的附带影响也在损害印度的经济利。如果中印关系的对抗性继续强化,美印的对华战略协作可能从美国更需要印度向印度更需要美国转变,但印度向美国战略“投诚”能否获得其期望的战略回报将难以预料。 ■

文章来源于《南亚研究》2022年第二期

图文编辑：丁一洺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