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评级和学术官僚化

近年全国高校教授进行了评级，北京大学也一样，教授分为四级。定级不仅是人事管理之需要，也是学术管理之需要。教授按资历及学术水平的不同，总有高下之分，改革开放中的教授们也不能吃“大锅饭”。教授级别规定了工资待遇的等差，也必然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下。正因为如此，评级应当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理应进行广泛公开有权威的评议。

然而，北大的情况是，评级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院党委书记主导进行，没有教师评议，甚至院学术委员会也不评议不投票，各位老师只是填了一张表，表的内容也不公开，每人所填业绩是真是假也不公开鉴定，甚至也不用开教工大会详细解说，就交由校人事部定夺。但校人事部并不承认是自己定的，说是经由下面院、片二级投票，而有些学院根本就没有投票。定完了级，院党委书记只是在院教工会上宣布:“已由校人事部定了”，也不公布结果，每个人只能去人事干事那里问自己的级别，而不准问别人的，搞得十分神秘，犹如地下工作。
这样的暗箱操作自然不会合理，院党委书记在未经群众和院学术委员会评议的情况下，先把自己破格提为三级，同时将前党委书记也破格提为三级。评级有没有标准呢?当然也是有的，除了年资标准外，有“激励”破格条件，诸如拿国家级大奖，主持国家级大项目，主持大型科研基地。然而，主持基地主持项目，拿了国家的钱却未见象样的科研成果，至于评奖获奖也是徒有虚名，有的人有所谓鉴定书却拿不出像样的科研报告，更拿不出专著。党委书记亲口说“五个一工程奖”不算数，什么奖算数呢?全由书记自己说了算。当然，他暗中把自己所得未经评议竞争的中共党史奖，作为重大奖项。

如前党委书记在职攻读博士八年，评级时尚未毕业，许多教授带的博士生都早于他毕业，甚至充任这位前书记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拿博士学位早于这位前书记二十多年，无论是年资还是科研、教学成果均远在他之上，而评级却在他之下。现任书记的学历资历和学术水平尚不如前书记，只是文革1976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校搞党史，讲大课搞政治思想灌输，如今又讲反腐倡廉，在办公室挂了一块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的牌子，经常上电视讲些官话套话，成为“反腐败专家”，就自认为水平高。从党委书记暗箱操作自己“激励”自己，给自己升级来看，实际上是反腐专家带头搞腐败，而且是公开的学术腐败，因为书记们学术水平低是明摆着的，简单作个比较就一目了然。可笑的是，这位书记也承认这种做法和结果很腐败，但声称不是自己腐败，而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

不光是学术官僚化，许多不需要官僚化的领域也都官本位，如文化、体育、卫生等各界。体育因关系到国家的脸面，特别是北京奥运的举办，而投入的金钱很多，却也没有必要地养了大量体育官僚。国际足球比赛全世界唯独中国队在教练席上坐着体委干部、足球官僚，结果比起赛来是一败涂地。女排教练袁伟民被总理夸奖为“有大将风度”，夺得世界冠军后本应继续当教练，发挥技术特长，却力所不逮地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跳跃为部级干部，当官没有当好，女排却出现滑坡。而在国外象袁伟民这样的名教练是不会去当官的，如荷兰人西汀克甚至选择到外国去继续当教练，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而鄙视官僚化。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化国家，党政干部官僚特权无所不在，官僚数量众多而且权利凝固化而成为体制性顽症。党政官僚体制经过意识形态包装而冠冕堂皇，盛气凌人，在体制面前只许服从，不许有异，否则，后果难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