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只是道德模范吗？ | 宗城

图源：《大明王朝1566》剧照

大明如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轮。船长换了一个又一个，仍旧无济于事。这艘船的头等舱乘客在享用皇粮，中等仓的人互相报团、结党营私，明面上说着“为我大明”，私下已经设计好了跑路方案。留着下等仓的人，做最重的活，受最多的苦，忍受饥饿、寒冷、腐败，面临葬身大海的危险。海瑞、高拱、张居正，这些各不相同的人都曾想救起这艘船，他们采用了各自的办法，践行各自的理想，但船身太重，他们的努力终究以失败告终。

海瑞：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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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14年1月22日，一声哇哇的啼哭声在海南岛传开。这年正是明朝正德皇帝期间，朝野动荡，社会矛盾如潜流般在地下积聚。海南岛位于帝国边陲，却也饱受倭寇和台风、瘟疫之苦，明代第一清官海瑞，这位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声名远播、与多次政潮密切相关，一生又宛如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般的人物，就这样诞生在海南岛琼山县一个落魄廪生（享受政府膳食补助的在读生员）的家里。海瑞年四岁，父亲故去。三十五岁之前，海瑞在大明王朝籍籍无名，充其量不过海南岛一执拗读书人耳。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却要在不久后惊动大明朝的天下。

海瑞，这位历史学家黄仁宇口中的“道德模范”，也是明代大思想家李贽眼中的“青松翠柏，栋梁之才”；他是大明朝数一数二的诤臣，却与帝国君主和最高人臣都先后发生矛盾；他的死讯传到北京城的那天万民哀悼，在他活着的时候理想却不得伸张；历史上的海瑞乃是举人出身，他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先后担任南平教渝、淳安知县、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应天巡抚等职，他以举人身份有此殊荣，不仅在明代，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都是一个奇迹。

海瑞为臣的故事，要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说起。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在琼州参加乡试，他写下一纸《治黎策》，条缕明晰地分析海南黎患，得中举人。尔后，他屡次科举不中，眼看仕途暗淡，只能在福建南平县儒学担任教谕，“笔架博士”的外号就源于这一时期。相传：有一次，朝廷的御史前来南平视察，海瑞与两名训导前往迎见。面对御史，两名训导跪地相迎，海瑞却岿然不动，只是行抱拳之礼。三人两低一高，如同一个“山”字、一个笔架，御史大怒道：“安所得山字笔架来？”但海瑞不但不认错，还说：“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

嘉靖三十七年春，海瑞因功擢升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淳安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山上只出产茶叶、楠竹、杉树、柏树等，平民生活堪忧。海瑞到任后，“初阅册籍，民之逃亡者过半”，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贫富悬殊、流民甚多，海瑞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

在淳安，海瑞做过两件出名的事。第一件是惩治胡宗宪的儿子。《明史》记录，胡宗宪之子经过淳安，由于不满于接待规格，他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知道后说：“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于是他命人打开胡公子的袋子，袋中数千两金子没收到县库中，并派人告知胡宗宪。第二件，与当时的大贪官鄢懋卿有关。所谓“鄢懋卿，冒青烟”，此人贪婪成性，好大肆搜刮，海瑞任淳安县令时，他是都御史，所到之处，“监司郡邑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携妾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仪从煌赫，道路倾骇”。但海瑞偏偏不伺候，师爷劝说，警告他有性命之忧，他反道：“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

过去，人们说起这些，都用来说明海瑞的节俭与清直，其实，海瑞这么做，也与淳安当地状况有关。淳安地小民穷，却由于地处新安江下游，平时多官僚往来，地方上不得不出面进行接待，巡按御史经过，接待费一二百两，巡抚出巡，接待费三四百两，如此下去，开支巨大，这笔开支最终都由百姓承担。海瑞砍掉这笔开支，且畅行节俭，恰恰是用自己的清名做赌，减少百姓负担。

不仅如此，海瑞还曾参与救灾工作。在《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在淳安赈济灾民，用的是米羹，这一处，编剧刘和平就参考了淳安的历史。民间相传，米羹正是海瑞在淳安抗灾时自创的抗饥食物。

但早在那时，海瑞就暴露出处事凌厉、打压乡绅的习惯，淳安乡绅受不了海瑞，于是暗中走关系，借霍与瑕之事，使朝廷“另有重用”，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国县。可这下又害苦了江西地主和懒政怠政的官僚。

在兴国，海瑞延续了自己对县官的严加要求，他规定:除“柴马俸粮之外，用里甲一毫，皆为侵民。催征勾摄之外，役里甲一毫，便是不能守己”，违反者，严加处置。此举让县官的“常例”顿时缩水，虽然不能尽除，却已少了十之八九。

同时，海瑞还坚决革除冗官冗员，在任上，他“革除清军县丞一员，把清军工作责归管粮主簿；革除捕盗主簿一员，把捕盗工作责之典史”，又革除了一员衣锦巡查、一员回龙巡查司巡查、一员县儒学训导以及一半“哨官”等，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兴国行政机构的效率、减少了开支，却也得罪了部分官员。

与淳安相似，兴国同样面临农民逃窜、人丁凋落的局面，大明朝的社会危机，从这些县城的情况可以管窥，海瑞每到一地，针对地主隐瞒土地的现象，都要清丈土地、核实赋税、安抚百姓，清查的结果总是触目惊心。大明朝这艘巨轮，船舱里爬满蛀虫。

海瑞大力打击“偷税漏税”让豪强地主不堪其扰，他们与不满海瑞的官吏勾结，豪强出钱，官员出力，为海瑞去跑官，跑省里、跑京城，跑到成为止。结果，海瑞在兴国任职不到两年，就升任户部主事。当地地主弹冠相庆。

和黄仁宇的判断不同，海瑞并不只是一个清廉的道德模范。在明代官场，海瑞及其所代表的官员，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涉及皇帝与文官之间的博弈，也涉及朝廷与地方士绅的关系。海瑞是一个胆敢顶撞皇帝的角色，但他同时也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棋子，用《大明王朝1566》剧中张居正的话说，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柄利剑。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一日，海瑞做了让整个帝国都为之震动的事。他在家中备好棺材，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朋友，独自一人，向明世宗嘉靖皇帝呈上《治安疏》，批评这位大明朝聪慧而自私的君主沉迷巫术、荒废朝政，以一己之私欲，置百姓于不顾。疏中石破惊天地写道:

“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这，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

史载，明世宗读完《治安疏》后震怒，他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侍从黄锦说：“快把此人抓起来，不要让他跑掉！”

宦官黄锦在旁边说：“此人向来有愚名。听说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

明世宗听后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私下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感叹：“这个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季，海瑞因《治安疏》入狱，但明世宗并没有真的要杀海瑞的念头，只是他自知年岁不久，海瑞这柄利剑与其留给自己，不如留给下一任君主。待自己驾崩，儿子接任帝位后释放海瑞，恩威并施，才是霸道之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驾崩。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主事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随即悲痛大哭，呕吐食物，随后晕倒在狱中。

隆庆三年（1569）夏，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这一次，他真正有机会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回顾海瑞担任应天巡抚这件事，我们可以管窥明代中期的改革阻力。

明代中期的种种改革，总结来说主要是开源节流，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从而有足够开支庞大的官僚体系运转，以及调动军队来应付“南倭北虏”、农民起义等内外矛盾。明代末期军队哗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朝廷粮饷不足，边关将士被拖欠粮饷以至忍无可忍。而在明代，最重要的财税来源正是江南地区。

在江南，仅仅苏州一府七县就有耕地96506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税粮却占全国总税粮的百分之十，达2809000石。大明不可无江南，江南不可缺少干练能臣，否则，明代财政收入就会告急，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因此，明廷中央重视对江南官员的任命，明代中期重要的几次改革，往往以江南地区作为试点。

但明代中期，江南也面临了种种问题。首先，朱姓宗亲集团尾大不掉，成了压在帝国财政上的恶性肿瘤。明初，朱元璋安排朱家子孙一概封王，子孙世袭，不当差，不纳粮，49位亲、郡王应运而生，可朱元璋没有想到，他维护统治的手段反而在一步步拖垮帝国。到了嘉靖年间，朱姓宗亲数量已达万计。弘治五年，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山西庆成王朱钟镒已生育了94个子女，他的孙子辈有163个，曾孙辈有510个，四代直系达到767人，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正牌的主子就有1000多人。山西一省，洪武时只有一个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增至1851位。尽管嘉靖朝有过一些藩王退田行为，但杯水车薪，明代藩王这个肿瘤，人人皆知，却少有人敢说、敢动。

江南地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乡官夺产”现象日益严重，与明代中央出现矛盾。明代士大夫中了科举可以免除杂役，中了秀才可以免役二人逃避赋税，依靠这个特权，缙绅之家出生的士大夫成了特权集团，在地方，他们不仅是知识领袖，也是大地主。明代家仆之风兴盛，吴中缙绅之家，女仆多至一两千人。

许多百姓为了逃避苛捐杂税投靠到缙绅名下，甚至有些富户，把土地投献给缙绅，从而逃避赋役。因为这种官僚地主免粮免役的特权，明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只要一人高中进士，就会有很多人纷纷给土地投献给他。

缙绅之家由此迅速累积田地，比如华亭的徐阶家族，依靠圈占土地，有田土24万亩之多，佃户几万人，年收租谷13000石。徐家“子弟家奴暴横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隆庆时期，江南地区瞒报、漏报田地已是常态，巡按直隶御史董尧曾奏明朝廷，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诡田1595470亩，花分田3315560亩。

缙绅不但占田，还纵容奴仆行不轨之事。谢国桢在《明季奴变考》里详细考证了江南地区缙绅家奴的不轨行为，范金民在《鼎革与变迁》一文中，也指出了地方缙绅（生员）的作威作福。例如：“隆庆元年(1567)，无锡知县韩锦川，因某事不厌众心，致使诸生大哗，当面唾骂。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五县诸生合击，差点毙命。”

对于这种情况，明末顾炎武说得最为痛切：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

对农民来说，自己种田给朝廷交税，和依附在缙绅之下给地主干活，或许区别并不大，但对朝廷来说，这就成了威胁财政收入和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隐患。

久而久之，中央税源出现了问题，明中叶大大小小的改革都围绕扩充税源这一点展开，比如嘉靖革新、欧阳铎赋役改革、隆万大改革等。早在嘉靖十六年，礼部尚书顾鼎臣就数次上疏，请求清理江南天赋，到隆庆朝，这样的声音持续不止。

非诤臣不可为，非置生死于度外的能臣，不可托付江南改革重任。隆庆朝廷任命海瑞，就是看中了此人并非缙绅出身、胆敢触怒权贵的特点，而海瑞在淳安和兴国的政绩，至少证明了他是一个敢于改革、敢于为朝廷和下层百姓争利之人。明廷重用海瑞，是中央与地方缙绅矛盾的一个缩影，也是明代财税改革的现实需要。但凡改革，必然需要悍将，有海瑞这样的人，原本铁板一块的地方官场，才有了动摇的迹象。

在嘉靖十六年，世宗皇帝曾任命欧阳铎为应天巡抚，展开田赋清查工作。欧阳铎在应天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赋役制度改革，这项改革的关键是“计亩均输” ，它的做法是“对黄册上登载的科则不作改动, 而是用耗米和 金花银来调整同科则田地的负担”。同时，欧阳铎还根据下属建议，试行了“通编里甲均徭法”，把名目众多的徭役合并为一。1991年，学者唐文基发表《论欧阳铎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文，详细地介绍了欧阳铎的改革措施。文中认为:欧阳铎将徭役按丁田分担，并入秋粮带征的方法，已经具备了后来一条鞭法的模式。

“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首创，它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当时的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嘉靖十七年，苏州知府王仪也曾推行一条鞭法，他把“粮解照田多寡为轻重，凡大小差役，总计其均徭数目，一条鞭征充费雇办，役累悉除。”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也曾实行一条鞭法。

嘉靖后二十年，皇帝怠政，权臣党争，改革陷入停滞，江南地区仍然是土地兼并的热区，可朝廷又深陷“南倭北虏”问题，对江南税赋需求更甚，到了嘉靖末年，财政问题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只需要一个关口，积聚已久的变革热情就会喷涌而出，这个关口，就是嘉靖皇帝的死亡。

随之，新继位的隆庆皇帝放权内阁，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其中，打击江南缙绅就是改革的重点之一。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雷霆行事之人，朝廷认命海瑞为应天巡抚，就是要他成为伸向地方豪强的一把利剑。

《明史》记载，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是在隆庆三年（1569）夏，仅仅到第二年（1570）春天就被免职。后世有流言，认为朝廷针对海瑞的这一任命是高拱授意，理由是高拱与徐阶不和，需要有人打击徐阶和他在江南的亲谊。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拱再次入阁，是穆宗朝隆庆三年十二月庚申，他以原任吏部尚书重掌吏部，这个时间点显然滞后于隆庆三年的夏天，史书也没有记载高拱通过密折参与过海瑞任命一事。因此，朝廷重用海瑞未必是高拱主使，而是以李春芳、郭朴、陈以勤、张居正等人为代表的内阁做出的决定，具体是谁拍板，史无可靠，但考虑到当时正是徐阶下台、高拱主政之间的过渡期，暂任首辅的李春芳又并非强势阁臣，这个决定的真正授意者很可能是隆庆皇帝。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主管钱粮。应天巡抚下辖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不仅如此，海瑞还负责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地税粮，掌管了明朝的赋税重地。要知道，仅苏州一府七县就有耕地96506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税粮却占全国总税粮的百分之十，达2809000石，可富庶之下，是应天农民的沉重负担，以至于海瑞感慨:“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

隆庆皇帝任命海瑞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他不畏豪强，狠抓税粮工作。此前海瑞曾担任淳安、兴国知县，在这方面颇有成绩。有意思的是，应天一带势力最大的豪强，正是前任内阁首辅徐阶背后的华亭徐家。隆庆皇帝选在徐阶下台后公布这个任命，可见帝王心术。

然而，海瑞本人并非一开始就要打击徐阶。隆庆初年，海瑞与高拱不和，对徐阶却很敬重。当年海瑞因为批评嘉靖皇帝坐牢时，是徐阶和黄锦说好话，保全了他的生命。后来海瑞调兵部，改任尚宝司丞、大理寺丞，正是徐阶担任内阁首辅期间。隆庆元年（1567），御史齐康弹劾徐阶家属鱼肉乡里，引起朝野相争时，海瑞还上疏弹劾了高拱，指斥高、齐“小人非才不能乱国”，大骂“齐康甘为鹰犬，受高拱指使，搏噬善类”，招致高拱忌恨。因此，徐阶对海瑞有恩，海瑞也投桃报李，但为什么到了江南，情况就不一样了呢？

其实，海瑞并不是打击徐阶的主使，真正严查徐家的人是苏州知府蔡国熙。根据《永年县志》记载，蔡国熙为嘉靖三十八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主管临清仓储，四十五年初任苏州知府，当时，“徐阶的儿子徐璠，因诸多不法事，被人告发。经审理，事多属实，国熙置徐璠于狱。有人给国熙道：他是徐尚书之子，你不知道吗？国熙答曰：因为知道他是尚书之子，我才这样做的。后来张居正从中讲情，国熙不应，卒按如法。”

在海瑞到任应天前，蔡国熙已经展开了针对华亭徐家的调查，包括徐家借“投献”之名吞并土地的行为。当时，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老师有难，他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他就给蔡国熙写信，暗含求情之意，但蔡国熙并不领情，坚持要彻查徐阶。

海瑞到任时，正是徐家深受蔡国熙调查之苦的时候，徐阶甚至为此去了一趟南京，放下身段向海瑞求情，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恩情，对徐家网开一面。海瑞答应徐阶，说自己会秉公处理此事，如果徐家有冤屈，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但海瑞经过调查后发现，昔日齐康针对徐阶家属的弹劾是有据可依的，蔡国熙手上也掌握了大量徐家鱼肉百姓的证据。苏州、松江一带，有不少农民还主动告发徐家，要求官府为民伸冤，逼迫徐家退还田地。所以海瑞才会感慨:“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

在调查中，海瑞还发现江南一带，存在大量投献行为。徐阶为代表的缙绅，恰恰是投献的最大受益者。《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

如同史学家吴晗所说:“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所以投献一事，主要矛盾方并不在地主与贫农，而是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富农之间的矛盾。贫农身如浮萍，又寄人篱下，在江南其实是失语的。眼见于此，海瑞决定顺应民心，逼迫徐阶等大地主退还田地。关于逼迫徐阶退田一事，海瑞还给时任内阁首辅的李春芳写信，说明原因:

“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

在他看来，逼迫徐阶退田是割舍一时利益，换得“百年安静”。这不能说是海瑞打击报复徐阶，徐阶是海瑞的恩人，海瑞报复他也缺乏动机，海瑞这么做，实际上是在缓和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富农之间的矛盾，同时有助于自己清丈田地、扩充朝廷的税源。因此，海瑞在此扮演的仍是一个封建官僚的角色，他立足于朝廷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但无意作出深刻的社会变革。

纵观海瑞在巡抚任内的举措，围绕的也主要是缓和矛盾这四个字。减少流民、减轻徭役、治理吴淞江、推行一条鞭法等举措，都符合朝廷的利益，减轻了中小地主和贫农的负担，为朝廷扩充赋税打下基础。那么，既然符合朝廷利益，为什么海瑞做巡抚不到一年，又突然被改任南京粮储了呢？

《明史》给出的原因，是因为海瑞得罪了地方豪强，这些豪强买通了给事中戴凤翔，通过弹劾海瑞令其被免职。《明史·海瑞传》里写道：“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遂改督南京粮储。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很多人认为戴凤翔的幕后主使是徐阶，这一派说法指出：徐阶送给给事戴凤翔三万两黄金，又让张居正命给事陈三谟，一起弹劾，从而除去了海瑞和蔡国熙二人的官职。

海瑞和徐阶的矛盾因此还被排成了戏剧，这才有了新中国的知名历史剧新编《海瑞罢官》，引来姚文元对此的批评。在新编《海瑞罢官》的故事里，海瑞和徐阶的矛盾被戏剧化：

“事出徐阶的第三子徐瑛霸占民田，强占民女赵小兰。小兰的母亲洪阿兰告状，华亭县令王明友受贿，杖毙小兰祖父。身为应天巡抚的海瑞微服出访，路遇洪阿兰，查明真相，判处徐瑛、王明友死罪，饬令退田。但是呢，徐阶买通太监、权贵，妄图罢免海瑞，推翻定案。海瑞识破奸计，断然将徐瑛和王明友处斩，然后交出大印，慨然罢官归里。”

但是，海瑞去官是在隆庆四年春天，这时候高拱刚刚入主内阁，而且是以兼任吏部尚书的形式，说他权势熏天并不为过。高拱和徐阶不合，在当时又有意打击徐阶，这时候，徐阶在朝中的能量是非常可疑的，至少，如果高拱想保海瑞，徐阶这点贿赂根本不管用。

此外值得商榷的是，海瑞与徐阶的矛盾被民间演义所夸大，历史上，海瑞逼迫徐阶退田不假，但他巡抚期间，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没有被杀、被革，苏、松一带也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员，徐阶的儿子也没有因海瑞而死，其被判充军也并非海瑞主使。因此，徐阶贿赂戴凤翔或许属实，但因为这笔贿赂就能让海瑞被罢免，这是高估了徐阶在当时的能量。

海瑞被调任更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他与高拱素有矛盾。尽管海瑞在晚年理解了高拱，但在隆庆四年，二人仍处于水火不容的态势。高拱欣赏蔡国熙，但并不喜欢海瑞，海瑞调任表面上是戴凤翔所导致，其实际，恐怕还是得到了高拱的默许。这也是为什么，海瑞不久后又被打发到了南京户部，进一步降低实权，《明史》对此毫不避讳地说：“会高拱掌吏部，素衔瑞，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归。”

其二，海瑞的使命已完成，朝廷再留他巡抚应天，只会加剧豪强缙绅的怨恨，朝廷与缙绅并非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博弈与合作的关系。朝廷即取之于缙绅，又依靠缙绅等中间阶层来维护江南的统治。海瑞适合对抗，不适合长期治理，因此，调任海瑞，是安抚江南缙绅的一个信号。也是明朝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所做出的选择。

李贽曾说：“吾谓欲得扶世，须如海刚峰之悯世，方可真扶世人也。”但终其最后时光，海瑞即便再被起用，他也只是作为一个道德符号、精神象征，不再被委以重任。

纵观海瑞在淳安、兴国和应天的治理，他都是一个把均贫富、清田地、遏流民、兴水利看得很重的人。海瑞的手段深得民心，所以他的地方风评很好，他离开淳安、兴国、应天时，都有大批百姓恳求他留下。而海瑞所谓的折腾，针对的是官僚，对民众，他做的主要是休养生息。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利民的实事，民众才会感激他，民众不会因为清流几句好听话就怀念一个人到自发送行的地步。而海瑞的对头们更不傻，恰恰是因为海瑞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才急切地想要送走海瑞。比如兴国的官员，受不了海瑞，就找人去给海瑞跑官，一直找到京城，终于把海瑞送出去，调海瑞去户部，他们才松一口气。

海瑞或许在对待家人上比较刻薄，在一些方面，也有现代人视野下认为的迂腐，但至少在地方治理上，他才是为民请命的好官。

所以，在地方重用海瑞这样的官员，对明朝的地方治理是很有用的，多一些海瑞这样的官，明朝的社会危机或能延缓一些。只是，明朝的特权集团话语权太重，官员腐败、党争倾轧等问题过于严重，海瑞的措施，直接危害到地主乡绅乃至宗藩集团的利益，因之，后者才要急切的阻止海瑞。

最后，既然谈到海瑞，姑且澄清一个与他有关的谣言。

坊间传闻：海瑞五岁的女儿接受了一个男仆的糕饼，海瑞愤怒，以男女授受不亲来教育女儿，女儿羞愧难当绝食而死。另一说是：海女偷两斤肉吃，海瑞教育，绝食而死。其实，此说最早见于明人姚叔祥（又称姚士麟）的小说《见只编》及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

《见只编》载：“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万历野获编》则说：“（海瑞）女既杀而子亦无，天道或不可尽爽也。”后世周亮工的《书影》、沈振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的信源都来自于此。

可海瑞去世时，沈德符只有九岁，与海瑞没有交集，而《万历野获编》多是士大夫阶层的段子，本就真假难辨，即如《世说新语》，调侃解闷可以，当真就需要考证。姚叔祥写的更只是小说，小说非史书，多虚构之词。

而在正史上，如《明史》《明实录》《国榷》等史书均无此事记载。若真有此事，它们未必不会记录，为何？在那个推崇孝道、“女德”到极端的年代，这件事反而是褒义的，像姚叔祥，就是为了体现海瑞的忠贞才如此牵强附会。一件在当时并不负面的事，事件主人公又非达官贵族、皇室宗亲，显然不需要隐瞒。《明史》《明实录》《国榷》等皆不记载，恰恰说明此事极有可能是谣言。

而海瑞晚年不受重用的原因，恐怕也跟他重农抑商有关。明代中期商业繁荣，官商合流现象十分普遍。如同《大明王朝1566》编剧刘和平所说：“当时的官员，很多人本身就经商，或是经营着手工作坊，普天之下的财富十之七八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他们代表了商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级官员利用朝廷所给的权力，来千方百计地积累、并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海瑞。除此之外，我们常说，明朝，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朝代。因为特别是到了明朝的中叶以后，较以前的朝代来看，人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它的价值观念，公开拿出来说的是‘宋明理学’，这是要求士大夫、为官者所必须遵循的，但是，当时的士大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却是‘进则理学，退则风月’。在外一套，实际却又是另外一套。在这种大背景下，海瑞的出现，当然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是个‘异数’。包括到现在，不少学者在评价海瑞时都甚至会把他评价为‘古怪的模范官僚’，认为他的出现，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实在是“不合时宜”。但是，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海瑞敢直面皇帝，敢把活着的皇帝写进自己的奏疏里，这是千古唯此一人也。”

大明如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轮。船长换了一个又一个，仍旧无济于事。这艘船的头等舱乘客在享用皇粮，中等仓的人互相报团、结党营私，明面上说着“为我大明”，私下已经设计好了跑路方案。留着下等仓的人，做最重的活，受最多的苦，忍受饥饿、寒冷、腐败，面临葬身大海的危险。海瑞、高拱、张居正，这些各不相同的人都曾想救起这艘船，他们采用了各自的办法，践行各自的理想，但船身太重，他们的努力终究以失败告终。

史书记载，海瑞去世时，“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他们哀悼的不仅是一个官员的死亡，也是一种复古理想在时代大潮中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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