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新冠，我的生活却病了

“阳过的，去过方舱的不要来。”

一条招聘广告如此写道，把那些从新冠肺炎中康复的人重新拉回了噩梦。

今年春天，来自外地的陈峰赶赴上海，在方舱医院工作时被确诊为阳性。

经过医生精心医治，不久后，陈峰成功康复。

原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将重新为自己打开。但是，当自己开启求职之路时，陈峰才发现，生活的磨难并未消除。

招聘广告赫然写道，不要得过新冠的人员，成为陈峰试图拥抱新生活的一个阻碍。

陈峰只是这个现象的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新冠康复者声称，自己在寻求工作中，因为被得知感染过新冠，而吃了闭门羹。甚至有些单位故意拖延，耍各种小计谋，变相地解雇自己。

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融入这个社会，似乎得了新冠，就是一种罪恶，可以别人无情地抛弃。

一位新冠康复者无奈得感叹道，虽然好了新冠，但生活却病了。

网友还曾爆料过，那些奔赴上海，寻求新生活，却不幸感染新冠，而后成功康复的人，屡遭用人单位的嫌弃后，由于无力负担高昂的生活成本，不得不选择蜗居在虹桥火车站，甚至是车站的厕所里。

他们交不起话费，手机停机，只能去附近蹭WI-FI；花6块钱抢两斤面包，能吃两三天；用快餐店积分兑换了4个汉堡，能够开心一整天。

生活的艰辛，令人催人泪下。

但是，他们不想放弃，他们觉得，只要自己再等一等，也许希望就来了，用人单位不会再歧视阳性康复者，自己可以彻底地融入这个社会。

用人单位的担忧

站在用人单位的立场，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拒绝新冠康复者。因为得了新冠肺炎，尽管已经康复，但是却有复阳的可能性。一旦复阳，交叉感染，公司就不得不停工。如此一来，公司将面临重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有破产的风险。

如果雇佣是一个自由市场，企业肯定会分析自己雇佣劳动者的成本收益。可以说，阳性康复者遭歧视，也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则需要站出来进行调控，进行行政干预，维护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因此，上海市在7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要求各部门、各单位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不得歧视。

但是，有网友质疑，上海市的此番表态仅仅只是呼吁性的，缺乏惩罚机制，对用人单位起不到威慑作用。

政府与企业的博弈

新冠疫情重创了多地的经济。在无疫情的情况下， 政府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即赶紧复工，发展经济。政府在年终时，获得好看的GDP数据，有利于官员的仕途，而企业则能赚取大量利润，进一步拓展业务。

因此，政府根本不希望当地的哪家企业又发生疫情，然后被迫关闭，甚至蔓延到全区域的其他企业。

当企业在招聘时，强调无阳性历史，则是在降低工厂被关闭的经济风险。

如果某地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它甚至会默认企业这么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政府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时，同时也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责任。

因此，我们便可以推测，如果某地政府更看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那么它将会对阳性康复者求职招聘被歧视一事进行强制的行政干预。

司法救济的困境

当然，遭遇歧视的新冠阳性康复者还可以求助司法救济。

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传染病防治法》第1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就业促进法》第30条，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法律虽有如此规定，但是，那些阳性康复者在寻求司法救济时会出现困境。

一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限于文化水平，不懂法、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司法救济。

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正在温饱线挣扎时，他们难以分散精力却寻求司法救济。因为寻求司法救济过程中的时间与金钱成本，是他们难以承担的。

行文至此，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些阳性康复者的无力。

也许哪一天，这个社会不再“谈新冠色变”，这种局面则将扭转。

文章部分参考：和讯网、中国青年报、中国网、以及文章《“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