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
一、综说曹文轩
曹文轩(一九五四-),江苏盐城人。一九七四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创作以小说为主。主要有长篇小说《草房子》《红瓦》《根鸟》《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系列幻想文学《大王书》等。二OO四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二O一六年四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刻骨铭心的苏北水乡少年记忆与悲天悯人的北大教授人文情怀,使曹文轩永远跋涉在“追随永恒”的精神大漠。他的作品崇尚人的感情、格调、欲望,关注人的精神、灵魂、境界,以富于个性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有力而有效地表现出现代中国儿童的生存体验及其根本的历史缘由,并把所经历的苦难艺术地转化为精神资源。他的作品一方面深深地扎根于现实土壤,同时又拓展出广阔的想象空间,富于理想主义与浪漫色彩。他对中国式“成长小说”与“幻想文学”的艺术探索,对小说的形象、结构、场景特别是语言的探索,充盈着理想智慧的趣味,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美学品质和文体秩序。
二、经典的意义
文学随时代而发展。时代造就了文学,文学影响着时代,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的儿童文学。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文学典型、文学代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版块。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涌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家,曹文轩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曹文轩的小说,如《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等,不但将中国的儿童小说,也将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创造推进到了-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小说艺术的高度,审美情感的高度,文学责任的高度,文化担当的高度,语言力量的高度。
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是真正的世界性文学。曹文轩的小说不但是中国儿童,也是世界儿童的精美精神食粮。我坚定地相信,曹文轩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必将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必将写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
传世的文学是那些打败了时间的文学,曹文轩的文学必将是打败时间的文学,特别是他的《草房子》。
三、曹文轩的文集
《曹文轩文集》首先验证了一个事实:作家可以学者化,学者也可以作家化;同时还原了中国文脉的一个传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古之学者,治学著撰,必讲文采,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因而无论文史哲政经法,总是讲究文藻辞采,斐然成章。司马迁的《史记》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鲁迅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著述,自然注重学术工夫,而离骚文采,则是诗人本色了。《徐霞客游记》是一部杰出的地理学专著,但同时也是一部蕴涵着深厚人文精神与风雅才情的优美散文集。所以古之学者,一身二任焉,不存在学者作家化或作家学者化的问题。即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文坛,学者与作家也往往是一身二任的,不少大学文科教授,不但学问做得好,而且文章也写得妙。后来这一传统几乎遭到中断,王蒙深感学者、作家两相脱节的危机,因而才有“作家学者化”的热切呼唤。
《曹文轩文集》的出版正是对这一召唤的生动而圆融的回答。九卷本文集,学术专著占其四,小说创作占其四,散文与随笔式的学术论文占其一。理性思辩与形象思维水乳交融,学术智慧与艺术创造天人合一,大雅与大俗浑然一体。不容易,不简单,不含糊。曹文轩,这位来自江苏盐城的江南书生,这位久居大学深院的文学教授,终于将一个几乎断裂的中国文化传统优雅地接续了起来。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一位教师,曹文轩以其学术成就与教学水平普升为教授、博导;作为一名终日乾乾、不事张扬的作家,文轩则以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才情和实质性影响,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像曹文轩这样自由出入于“学问与创作”之间的教授型作家或作家型教授,在今日中国又有几人?多乎哉,不多也。但是,当代世界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少名动天下的作品大多出自大学院墙;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复兴强盛的希望之火,正需要有越来越多的“曹文轩”来加以“煽风点火”,进而引成燎原之势,熊熊之火。若如此,则中国文脉接续有望,中国文学胜出有望矣。
四、曹文轩的小说
打开曹文轩小说作品,一股清新而芳醇的文学女神美的气味扑面而来,真有如赴深山奇岫幽壑,有美不可胜收者。文轩对文学的“审美”十分在意,他曾多次重复:“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成常识,只有美是永具魅力的。”由此出发,他明确表示文学不能转向“审丑”,并对文学总被定位在平民化上持疑惑态度。他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不强调贵族文化的魅力,而始终在低俗的地方徘徊,是很要命的。就文化而言,‘贵族'与‘平民'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价值的概念,一种美学范畴的概念。”(《曹文轩:文学不能转向审丑》)因而曹文轩对“中国当代作家的队伍乃至作品中时刻都能感受到的一种土匪气、农民气、行帮气、流氓气、痞子气”表示出决然的拒斥(《一根燃烧尽的绳子》第489页)。
曹文轩的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其内容大多定格于田园与青少年生命世界,近年又力倡“成长小说”。他的作品曾被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获得过包括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台湾《中国时报》优秀读物奖等在内的三十余种奖项。阅读曹文轩小说的最大好处是会把我们的读书口味弄精致,从而产生一种对平庸、丑陋作品的本能排斥。曹文轩小说的这种审美格调与艺术魅力,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忧郁情调。曹文轩认为忧郁是一种高度文化教养的体现,忧郁是美的。“忧郁不是无节制的悲苦,更不是绝望哀号,这是一种很有分寸的情感。”曹文轩最初喜爱忧郁情调,恐怕与他早年贫寒艰辛的童年以及乡村意识与城市意识的冲突有关,但长年的学者生活,使他“加深了这种情调并对这种情调有了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因而对于忧郁情调的营造也就自然成了其小说的一种刻意为之的追求。他承认,他是在“玩味着一种高贵的美学享受———忧郁的甜美或甜美的忧郁”,其目的是想使读者“在气质方面能有些质量”,当代文学需要“这种具有美感的忧郁”。
二是执著美感。曹文轩认为“美的力量常常要比政治的、伦理的力量深刻和长久”,他对文学的美“非常在意,并且有一种近乎于偏执的向往和追求”。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他将美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努力“将自己的东西写得漂亮一些,再漂亮一些”。这种追求使其小说有浓郁的美感效应。一是作品有画面感,努力用最优美、最纯洁的文字去描绘大自然,在创造安恬的美感之中获得一种无上的精神快感,因而他愿将自己比作为一个画家。再是借助象征创造意境,使作品得到升华,并有耐人寻味的底蕴。如长篇《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一章,用了两万字的篇幅去营造这种意境。
三是田园生活。曹文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现代化但情感却趋向简单和生硬这一存在,他深感“文学应承担起调节的职能,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它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面对那些充满生硬的钢铁形象、光电形象而画面上绝无一点山水和田园的卡通片以及不能湿润心灵的“时尚”文字,小说更应当往培养读者的“优雅情趣和宁静性格方面多做一点文章”,“使它们不至于全部丢失从前的纯朴的伦理观念”。描写田园生活与流淌在田园山水间的温馨人生,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
四是语言实验。作家的职业规定了他是用语言进行特别的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品。曹文轩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民族语言的特别长处和能力,小说作家尤应有强烈的语言实验意识,尽可能地发挥语言的功能,在读者能接受的前提下,努力使自己民族的语言显示出万般潇洒,大出风头。
五、曹文轩的文论
曹文轩的学术性文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学术原创,问题意识,中国话语。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学术著作的价值所在。
今日中国学界,学术著作的生产量不可谓不丰。曾有人统计,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三十年,六个人(鲁、郭、茅、巴、老、曹),少说也有三千研究大军,现代文学论文年产量少说也在二万篇以上(当然未必都能发表)。这里面固然有不少精彩之论,但也无可否认充斥着重复堆垛而毫无创新之学术泡沫。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一个教授,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授,学术原创能力自然是其起码的必需必具的“谋生手段”。
曹文轩学术文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大面积地幅射出学术原创的智慧火花与思想锋芒。《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对当代中国最具灵性与活力的种种文学现象,作出了一种诗性的、独立的、有空间的理性解析,以话语自身的潜在资质,历史地、辩证地、锐利地坦陈了作者作为“学者与作家”双栖主体身份的深远的审美观念与艺术眼光。“现象研究”所设置和解读的问题,如:悲剧精神、回归故事、感觉崇尚、激情淡出、重说历史、语言至上、终极追问等等,都在于文学自身,在于文学内部环境和在此内部环境下文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生态伸展状况,质言之,即在于一时代之文学能否满足该时代之精神需求、提升该时代人类之生命质量。文学是一种灵性的艺术创造,艺术创造是一种自发性和独创性的精神活动。虽然学界研究当代文学的论著可谓不少,但真有真知灼见的并不多,曹文轩的这两部“现象研究”属于不可多得的确有真知灼见的论著范畴。除了作者的学问素养以外,作者对文学的艺术悟性与灵性着实起了不少的作用。
曹文轩对文学的这种切肤感觉,还多重地体现在他的《小说门》《第二世界》以及那本随笔式的论著《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中。这些论著同样是凸现个性,渗透理趣,融通美感,体现了作者对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这一类文学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例如关于文学的想象与思维问题、文学作为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精神灯火的存在意义、作家的经验与经历的关系等,都给人以新鲜的启悟和深刻印象。尤其是那一部《小说 门》——“门”,“门类”之门、“门道”之门、 “门径”之门、“入门”之门,作者从小说创作的经验、虚构、时空一直谈到悬置、摇摆、风景、结构,可谓道尽了小说艺术创作的种种玄机(自然也是作者自身创作实践的经验甘苦)。这是中国学者以现代思维系统化地卓有成效地建构小说艺术理论的良好开局,这一开局无论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的小说艺术美学,还是促进新世纪小说创作,都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
尤为难得的是,在中国学界过分夸大西方文化并在文学领域过分钟情于大文化批评的格局中,曹文轩的思想暨文字却背离时尚亮出了坚守“中国话语”的独特立场。他的理论著作所探讨的都是文学自身特有的现象与问题,所有现象与问题的解析都是以阅读文本为前提,而所有的文本阅读又都是放在中国的特定时空之中,其目的与作用都是为了使文学更加文学,使小说更加小说,使作家更像作家,使文学批评真正返回到文学自身。当人们忧心忡忡地哀叹文学的“边缘化”、“失语症”之时,曹文轩从来没有“边缘”也没有“失语”,对他来说,任何时候自我都是世界,他永远是他的话语中心。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明确的审美理想与学理判断的学者,曹文轩的学术著作似乎并没有按照时下的学术规范放弃个人的心性与经验,恰恰相反,而是将学术研究所必需的理性思辩与对文学进行学术研究所必要的艺术悟性也即其作为作家自身的经验与个体心性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因而曹文轩的理论著作与时下习见的学术操作方式明显地有了区别。这是曹文轩学术研究的特点,我认为,这一特点也正是“文学”研究所需要的,毕竟文学是最讲究灵性与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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