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炮轰”莫言事件：文学不是三观机器，它有更高道德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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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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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近期，司马南在视频中“炮轰”莫言，之后无数网友跟风，批判莫言作品“三观不正”“充斥黄暴”。这类批判误解了文学和道德的关系，文学不是简单的三观机器，它肩负更高的道德使命。

“德育”大概是学校教育中费力最多、收获最少的一块内容了。仅仅灌输“什么是对的”并不会让学生成为好人，相反，由于宣教者的冠冕堂皇，这种灌输可能还会激发学生的反叛心理。学生的反叛是一种“反道德的道德”，是对空洞的言传和讽刺性的身教作出的回应。

鲁迅说——真是鲁迅说的——表面上毁坏礼教的魏晋名士恰恰是真正在乎礼教的，在虚伪遍地的时代，心安理得做正人君子的都是岳不群。

我们大体承认，道德是很难通过宣讲、说教来传授的，即便宣教者言辞恳切、说理严密，也只能让学生口服而心不服——粗略地讲，学生有了做好人的外在理由，但缺乏相应的动机；这些理由还没有与他的整个生活融为一体，没有打通理由与情感、性情之间的隔阂。

道德是生活中“养”出来的，是父母、老师的为人处事，自己的亲身经历熏陶出了一个人的品格。

不过，每个人的生活毕竟太窄了，我们能实际接触到的高大人物也太少了。于是，历史、小说、电视剧等成了我们的另一个教养来源。我们进入一个个的故事，在听故事的时候，我们投入情感、代入角色，于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之外有了另一种生活，这个生活世界更广大，里面的人物更宏伟，当然，里面的恶也格外丑恶。

故事的作用不只是使一些道德原则变得形象生动；这实在是太平庸的一项功能了。相反，故事的主要使命是使我们看到道德本身，我们对善恶、对各种伦理关系的理解几乎都是在一个个故事里、一个个人物身上形成和丰满起来的。

伟大的故事不是俗常道德的附庸，不是既有道德原则的肉身化，而是我们无法清楚言说的道德的显形之地。

因此，许多文学作品确实是对道德的探索，它们提供了一种着眼于具体情境、人物生长的道德视角，是对无法被概念化之物的把握，是非模式化之物的舞台。这也许是我们厌恶用干瘪的“三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当我们说三观正或不正时，已经预设了确定的三观标准。

并不是说不能从道德视角切入文学作品，而是不能让文学成为俗常道德的附庸乃至宣教工具。诗人不是哲人的学生，更不需要三观机器们来确定写作主题；文学作品负有更高远的道德使命。

（当然，这儿说的是伟大的作品。对于文化市场上的许多三流货色，用常识道德去管控并没有太大问题，我不认为郭xx思考了什么高远深刻的问题，而且我相信这不是因为我欣赏能力不够。

文化管控的问题可能在于，也许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道德确定性，没有“一套”常识道德，此外还存在政商势利基于自身利益而非道德判断干涉道德的可能。鉴于这种复杂现实，我们该尽可能宽容吗？

——这是一个具体道德判断引导下的策略问题，而不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一个独立于各种道德体系的元问题。）

从俗常道德观点来看，很多故事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离经叛道、充斥黄暴。那么，这些故事能把我们教成好人吗？但生活中的恶不见得比故事中少，虽然这些恶更加贫乏、琐碎。我们会怀疑生活的教化能力吗？

俗常道德视角下的丑恶未必真丑恶，崇高也未必真崇高。而即便是真丑恶，也是道德教育的必要养料。傻白甜不是坚实可靠的好人。

从来没有一种方式可以保证我们成为好人。做一个好人是一项艰苦的探索，而非根据可靠的剧本扮演角色、按照正确的道德指令行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时代际遇、生活环境，有个殊的自我塑造历程。在有些时代、某些社会处境中做个好人更容易，但这个判断本身也依赖于我们如何理解好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干嘛干嘛；有些最伟大的人格也许恰恰只能出现在最糟糕的命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