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祝总斌先生︱陈苏镇：深切怀念我的老师

祝总斌先生走了。悲痛之中，想起许多和他有关的往事。
祝先生的学术专长主要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治史。他开设的相关课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但我上本科时想学中国思想史，对这些学科都不大感兴趣，所以没听过祝先生的课。事后想起来，颇感遗憾。我第一次和祝先生接触，是本科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时。系里让同学们自报论文题目，由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来认领，无人认领的则由教研室主任负责。我报的题目是“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不出意料，果然无人认领。祝先生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于是便成了我的学士论文指导教师。第一次去家里找他谈论文，见他穿一件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根绳。家里没有书房，他在卧室中工作。卧室一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了书。没有写字台和座椅，他就坐在床边，在一张中学生用的小课桌上读书写作。我当时产生一个念头，长时间这么坐着，没有靠背，腰受得了吗？我的论文是三年级写的习作，经过反复修改，已经比较成熟。祝先生看后，没提太多修改意见，只是要求我对一条转引的材料去查找核对原始出处。史料一定不能转引，这是祝先生教我的第一条做学问的规矩。

祝总斌先生在家中

祝总斌先生与陈苏镇

值得一提的是，祝先生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这门课在教研室上，每周两学时。虽然听课的只有两个人，祝先生还是像在大教室上课一样认真准备了讲义，在小黑板上写板书也一丝不苟。每次上课前，他还要去图书馆借来当天要讲的书，特别是我们很少接触的线装书。讲完后，让我们将书带回去翻阅，下周带回来，再换一批带回去。这为我们熟悉相关史籍提供了方便。但每周都要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增加了祝先生的工作量，会很辛苦。通过这门课，我们知道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除了《三国志》《晋书》二史八书等基本史料外，还有后世学者所做的大量补注、补表、补志及各种杂史、小说、地志、类书等文献可用。它们各有特点，史料价值也高低不同。掌握这些知识，可为日后做研究、写论文奠定基础。我后来为研究生开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课，第一部分“基本史料”的内容，就是根据当年的课堂笔记压缩整理而成的。
1997年，我开始在职读博士，导师还是祝先生。这时，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十一年，初步具备了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所以，祝先生对我基本放手，我只在有问题时登门求教，从中又学到许多东西。读博士，主要任务是写博士论文，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选题。我当时已开始研究董仲舒和《公羊》学，完成了《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和《〈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两篇论文，因此提出以“《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两篇文章都请祝先生看过，得到他的指点，并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上发表了。因为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祝先生虽然认为这个题目比较难，但还是同意了。于是，在祝先生的指导下，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约三十万字的论文初稿。祝先生很认真地审读了初稿，还特意从图书馆借来十几本相关专著，以备参考。祝先生看后，提了一些具体修改建议，整体上表示满意。论文的思路及一些观点和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不同，有一定风险。但祝先生认为我是“论从史出”，给予充分认可。在田先生主持的答辩会上，论文顺利通过，并得到好评，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祝先生悉心教导的结果。

祝总斌先生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祝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出，当时的皇宫有“宫中”和“禁中”（或称“省中”）两个区域，并以此为背景讨论了“门下省”的形成和发展。我读后深受启发，开始留意宫禁制度问题。后来读《汉书·王莽传》，看到王莽居摄时曾享受皇帝待遇，“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皇宫中除了“宫中”和“禁中”之外，还存在一个被称作“殿中”的区域。如果是这样，关于皇宫的内部格局和宫中机构的空间关系，就需要重新解释了。我向祝先生汇报了这个想法，他表示问题很重要，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因此，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曾建议我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宫禁制度。由于我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汉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上，这件事便放下了。但我对它的关注没有停止，读书时遇到有关材料便记下来，并略加思考，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十年前，我完成了《〈春秋〉与“汉道”》一书的写作，便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终成果是《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一书，将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出版。我原想拿到样书后去见祝先生，向他汇报他希望我承担的这项任务终于完成了。祝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在我心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祝先生的著作主要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斋文集》《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其中《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影响最大。此书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由该社收入“社科学术文库”再版，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多次再版，说明深受读者欢迎。《材不材斋文集》分上下编，由三十多篇论文汇集而成，2006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上编题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收入的主要是政治史方面的论文。下编题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收入的是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材不材斋史学丛稿》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论文三十八篇，其中有的是已经成集的，有的尚未成集。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间，祝先生仍然笔耕不辍，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祝先生早年曾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发表一百万字。粗粗一算，上述成果的总字数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这是祝先生一生勤奋治学的证明。

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文集》

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

史学界曾有“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之争。改革开放前，前者占居优势。祝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但始终主张“论从史出”，因而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考证、分析等基础工作。其论著之新意皆由此出。例如：东汉末年的仲长统称：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安帝时的陈忠则说：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根据这些材料，学界流行的看法是：东汉的三公无实权，相权已转归尚书台。祝先生通过仔细研读东汉史料，对此提出质疑。他引用具体史实证明，东汉尚书台事权扩大确是事实，但“重大政策、措施更多的仍由三公以及九卿出谋划策或集议，报皇帝批准”；在人事上，“总的来说，三公仍握有极大权力”；因此，“尚书还无法替代三公，三公仍然是宰相”。仲长统和陈忠为了支撑自己的主张，故意夸大其辞。这在古代士大夫中是常见的现象。研究者若不深入史实，弄清具体情形究竟如何，便很容易被误导。祝先生的做法告诉我们，对此类史料不能轻信，一定要搜集相关史实加以印证，才能获得准确的认识。
祝先生的著作中还有一篇《门阀制度》，影响也很大。此文原是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中的一章，后收入《材不材斋文集》下编，题目改为“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具体内容，除改“皇朝”为“王朝”之外，基本未动。门阀制度的存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牵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因而十分重要。学界对这一问题历来十分关注，研究成果很多。但因缺乏明确记载，许多问题，包括具备什么条件才算士族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模模糊糊，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祝先生这篇文章，以六万字的篇幅，全面搜集现有资料，进行了详细探讨。他说：门阀制度“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而“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这一论断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由此入手，他系统梳理了作为政治制度的门阀制度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过程，指出“这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明确的表述。更重要的是，文中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对相关史料的深入考证和分析之上，因而都有相当坚实的史实基础。例如：《宋书·索虏传》载刘宋大举北伐时，曾征发南兖州百姓为兵，但又规定凡“父祖伯叔兄弟”担任南兖州从事，或在北徐州和兖州任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以及在诸皇弟皇子府中任参军督护、王国三令等职务的人，都“不在发例”。唐长孺先生曾仔细分析这条材料，认为此处出现的免役条件就是“起码士族”的标准。祝先生则举出《南史·江敩传》《文选·奏弹王源》等材料，证明庶人、役门即使仕至上述官职也仍然“不是士族”。进而提出，刘宋的这一规定是将庶人“本来出仕至九品以上官位所享有的荫族特权予以压缩，改定为大体官品七、八品的州从事、皇弟皇子国三令等方能享有”，以达到征发更多兵员的目的。唐先生和祝先生各有所据，分析也都很精彩，而祝先生的证据更充分，说服力相对较强。在这样的问题上看高手过招，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观摩，能学到方法，得到启发。
祝先生曾在法律系任教多年，对中国古代法治史也有很深的研究。收入《材不材斋文集》上编的《略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略论晋律之“儒家化”》两篇文章，是他在这个领域的代表作。关于汉晋之际法律制度的变革，主要见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其中几条材料透露出“儒家化”的迹象。陈寅恪先生据此指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此说被学界普遍接受。祝先生的研究则更加具体和深入，他认为：“所谓儒家化，主要指制定晋律遵循和吸收的是儒家经典中‘礼’的精神和规范。”由此入手，他广泛搜集相关史料，首先对晋律的“宽简”和“周备”进行了考证分析。“周备”指的是律和令有了明确分工，篇目设置也更为合理。“宽简”则指条文大量减省，用刑也有所减轻。汉代的律令自武帝以后大致维持在五千条上下，构成一张巨大的法网，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了起来。国家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自然离不开以律令见长的“刀笔吏”“文法吏”。文吏政治屡遭诟病却难以改变，根本原因便在这里。而西晋的律只有六百二十条，加上令，一共才两千九百二十六条，比汉代少约两千条。被删减的主要是“枭斩族诛从坐”等重罚条文。这是汉代儒生多次呼吁的一项改革，在魏晋之际终于实现了。此外，祝先生还从“司法中礼、律并举，同具法律效力”“官吏得终三年丧，居丧违礼受法律制裁”“关于处理私复仇案件之折中办法”“强调继母名分同亲母”“父在子不得分家异财”“禁止以妾为妻”“贵族官吏犯法得到照顾，享有特权”七个方面，详细论证了晋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使我们对此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律令儒家化的同时，礼制也迅速发展。西晋修成《晋礼》一百六十五篇。东晋南朝继续扩充，至梁朝达到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北朝也有大量《仪注》。隋朝“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在这一过程中，“礼”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对此，我们可以祝先生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结合近年涌现的大量礼学、礼制研究成果，上升到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高度做进一步探讨。

阎步克、陈苏镇、罗新与祝先生聊天

中国学者有做学问与做人并重的传统，但真能做到的并不多。祝先生做到了。他学问好，人品也好，这是大家公认的。孟彦弘说：“祝先生的为人，可谓‘有口皆碑’。这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胡宝国说：“祝先生一生淡薄名利，一生没有私心杂念，一生与人为善。”我对此也深有感受。古人说：“太上立德，其次施报。”“施报”就是有施有报，礼尚往来。“立德”则是“施而不报”，只求付出，不求回报。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祝先生一生勤勤恳恳，默默付出，而不求回报，即使在学生面前，也不以老师自居，从不支使学生为自己做事。最近几年，他身体不好。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不用。其实，他是不想麻烦我们。他行动不便，不能自己去医院，儿子要照管患老年痴呆的老伴，也离不开，只能由学生陪同。按说这没有什么，但祝先生很不情愿。后来在我们的坚持下，他才同意我和王铿陪他去北大三院看专家。医生问：“你们是他儿子？”我们回答：“是学生。”祝先生马上纠正说：“是同事，是同事。”在他看来，我们陪他去医院，是同事的热心帮助，而不是学生应尽的义务。
祝先生住院后，医院因疫情而拒绝探视。没能见先生最后一面，万分遗憾。今特撰此文，以表达对先生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