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寓的异乡人 --上海垦民在宜丰！

采访并文 / 宜春学院徐蕾

指导教师 / 宜春学院徐凌

编辑 /林子尧

流寓的异乡人

1956年4月4日，一个中年男人裹挟沉重的行李，拉扯着两个少年穿过嘈杂的人群，从普陀区交通西路平江新村132号赶往黄浦江大桥。码头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正举行着热闹的欢送仪式，带着大红花的人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他们在“志愿垦荒队”的锦旗笼罩间踏上渡船，汽笛声响，甲板上的人们与前来迎送的亲友挥手告别。这是琮华、琮明俩兄弟第一次离开上海，然而他们没想到，这一挥手便是与上海的永别。

“就像是一场梦，那个时候也多希望这仅是一场梦。”65年后，当年逾耄耋之年的琮华回忆起离开上海的情形时，仍旧历历在目，这一路而来的坎坷就像电影录像带般断续播放，有时顺畅，有时卡盘，跌跌撞撞到了现在。

据《市委关于加强本市户口管理与逐步紧缩人口的指示( 草稿) 》记载，1955年7月初，上海市委关于“紧缩上海”的指标中提出“根据可能的条件，有计划地移送本市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或可能专业的劳动力至外省进行垦荒”，并指示相关部门派专人到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调查了解荒地及移民的可能性和条件。最终“地多人少”的江西成为上海大规模移民垦荒的首选之地。8月底上海市委决定向5个专区移民9万户约30万人参加开荒生产。

“哥儿，你有机会去江西共青城吗？”这句话在人力车夫们的饭后闲余被问起时，是充满了羡慕与骄傲的。“有的有的。你们家呢？”琮华仍记得那段时间寡言的父亲开始爱和旁人说道，旁人看他们的眼神也不比寻常。

父亲告诉琮华，这是政府出台的一项关于农业生产的政策，鼓励青壮年响应国家的号召，前赴江西垦荒，组织起来的队伍就是“志愿垦荒队”。由于街道办多次以南昌共青城为模板进行宣传动员，因而在琮华的心目中，他们即将去支援江西农业建设，而且将来住的地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既光荣又有生活保障。

过层层审批，琮华一家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其实与琮华一家同往江西的大多是由苏北逃荒到上海的贫民，他们拖家带口在上海的底层社会谋生，一辆三轮车或是榻拖车即是他们的全部身家。

就在父亲将“志愿垦荒队”的证书和荣誉批条拿回家炫耀，琮华与弟弟琮明以为他们即将要摆脱层层平瓦的天空和满屋交杂的汗液和尘土味时，命运却悄然陡转。

1956年三至四月，第一批上海垦民在上海市交通局先后动员下赴赣移民垦荒，共计三轮车工1840户、连同家属9129人，他们分别被安插到江西奉新县、宜丰县等四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上海市运输公司同时期动员了279户榻拖车工人、码仓工人以及新组织的流散车工到江西武宁和九江两县垦荒。

从上海乘船出发，他们的最后一站是九江码头。在九江停歇的一天时间里，有些机灵的人感到周围的环境不大对劲，就在九江偷偷地坐船回去了。

在江西，这个16岁的上海少年第一次看到嵯峨连绵的山林，立于群山之间，他没有心情去欣赏异地景致，只觉得树林阴翳要将他吞噬。他埋怨父亲不知变通，这山沟沟的怎么能和上海相比？然而，琮华所不知道的是，那些看出了端倪，私以为半道折回上海就能挽回一切的同行者们，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当上海面对返回的垦荒群众时，也是束手无策，只能“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随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他们只能选择回原籍即再次返回江西。

琮华（右一），琮明（左二）

梦里不知身是客

据琮华回忆，这一年分配至江西省宜丰县的上海垦民大概有500户，每户平均4—8人。他们一家最终落户于宜丰县芳溪镇辛田村。

如今的芳溪镇辛田村后村处仍坐落着一排土墙瓦面的土坯房，灰瓦上遍布着绿茵茵的青苔，见证了时间的积淀。琮华带我们来到其中一间经过翻修的土坯房，悬梁的蛛丝和充斥的木板霉味宣示着老屋早已荒废，屋内堆积着屋主曾经耕地用的犁耙、石碾子、风车等农具。可是，刚走进堂内，琮华便踱步不前，仅是凝视着颓败的土墙，小心翼翼地弹去墙上的杂碎，尽管这样收效甚微。良久，他才回喃喃道：“老房子太久不住人，都没了生气。当年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俩，推着板车从镇上走到辛田村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出发时天刚亮，到这儿已经日落了。”

那时的辛田村尚是四下荒凉，方圆几里的人家屈指可数，当地政府给垦民们分配的居住房是一排低矮的土坯房，一家三代人蜷缩在40平米不到的空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拥挤、闷热、压抑，是琮明对新家的第一感受，但他并未如兄长般埋怨丧气。

其实琮明并非琮华的亲弟弟，他本生于南京市高淳县的一个官宦之家，也曾是不折不扣的小少爷，只是1948年的寒秋，随着祖父、父亲相继病逝、时局变化，偌大的一个家如树倒猢狲散，母亲又是二房太太，无奈之下带着他改嫁上海，只不过3年，母亲再度因病离世……也许是从小经历了颠沛流离，他对生活的波澜起伏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淡然，平日里除了沉于念书，其余的事情几乎一窍不通。

“哐当…砰…”隔间再度传来继父收工后怒砸农具的声响，伴随着邻里的咒骂抱怨，琮明不免失望地扫视了这一屋环堵萧然，推开灰土沉积的木门，拂了拂发白的衣袖，藏掖着课本躲到后山竹林背书去了。继父应允了母亲遗愿，无论生活如何艰苦都会供他念书，因而对他干活偷溜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兄长对他也多是怜爱，所以，在那些温饱不定的日子里，琮明愣是不曾下地种田、披蓑带笠，只一人一书一笔念完了高中。

相比于琮明有机会专心念书，重返学堂是13岁的朱峰念念不忘却又不敢言说的心愿。

1960年，是朱峰来到芳溪塘头村的第四年，也是他离开学堂的第二个年头，作为家中的长子，他从小就主动替父母分担抚养弟弟妹妹们的重担，刚到塘头村时，父亲面对分配的田地毫无头绪，几番斟酌，还是选择了去县城的煤矿挖煤以谋生，父亲每个月往家里寄回的三元生活费，都要被母亲精打细算到极致方能让他们仨兄妹勉强度日。

还在小学期间，他就因交不出学费而离开了学堂，辍学、干活儿、带弟弟妹妹，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懂事的他没有哭闹，只是趁着四下无人时将一摞习字本埋在屋后的老樟树下，算是与自己的读书生涯告别，即日起便拿起锄头、扁担，开始了一天的耕作。

朱峰坦言，其实一家人在上海的生活也较为困难，人力车夫作为上海底层的劳动力，并没有机会跻身于大上海的繁华世界，大多数人只能在一江之隔的草棚屋里眺望着对岸的霓虹璀璨。10岁前，他住在中山北路南王家宅甲弄191号的改造棚户区，每天放学后和小伙伴穿梭在弄堂里捉迷藏，直到天黑被母亲训斥着回家吃饭；10岁后，他每天晚上都早早地把弟弟妹妹喊回屋，栓紧门，以防他们听到“鬼夜哭”而害怕惊恐。哪里会有这些怪力乱神？不过是城里人未曾听过的乡间夜晚里猫头鹰的啼叫罢了。

年底，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干劲，父亲由宜丰湖坑煤矿厂调往棠浦煤矿，这是一家几度辉煌的国营企业，从60年代开始，棠浦煤矿厂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民工，他们为国家建设和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凡的贡献。父亲在棠浦煤矿稳定后，一家随之迁往棠浦生活，生活终算有了着落，只是朱峰再也回不到当年的那方课桌了。

不同于琮华、朱峰因生活环境的变迁而产生的极大心理落差，从小在芳溪镇简家村长大的吴鹏并没有从繁华城市流落至偏僻乡村的失落感。

吴鹏1957年生于上海，来江西时还是被祖母抱在怀中的婴孩，祖母原有两个儿子，但为了照顾年幼的他，最终选择和小儿子即吴鹏的父亲来到江西，大儿子仍居于上海。也许在年幼的吴鹏看来，一家人为什么总是吃不饱穿不暖、以及当地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带他玩才是最苦恼的事情。随着年龄渐长，上学需要填户口籍贯时，他才知道自己原是出生于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2277弄18号的小平房，也是到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上海垦民的身份。

“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无非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一天（四个人）只有3两米，大人都是留给我吃，我就耍小性子，看到他们不吃，我也就不吃，谁知道大人就是做个样子假装吃。”时隔至今，吴鹏还能在琐碎记忆中拼凑出长辈们的身影。其实大多数垦民们所面对的饥寒、被孤立都是在所难免的。农村里皆是靠种田、干农活来挣得工分换取粮食，但是生活于上海的垦民们平日连农田、山林都不常见，更无须提及水稻种植。再者，有些部门和地区为了动员垦荒而过分美化江西的农业生产环境，宣称赴赣垦荒是大机器生产，安置方式是自建合作社或国营农场，可江西的地貌是以丘陵为主的山地，贫瘠的红土地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合适耕地，根本看不到机械化的可能性。

饥荒、水土不服、不务农桑是威胁上海垦民生存的致命困难。再加之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危机，让垦民们原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吴鹏的祖母就是因为连续数日和着淘米水吃糠饼，导致肠胃不消化，在1960年的一天夜里胀气身亡。此后，吴鹏的父母硬着头皮开始学习种粗粮、摘野菜，积累了无以计数的失败经验后，渐渐地他们在分配的田地里种出了红薯、青菜，虽然水稻种植还是无从下手，但有了粗粮和蔬菜，吴鹏家的生活逐步有了改善。

而邻村的王道国一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本是一家六口（夫妻俩带着两儿两女）住在乡里，两个年长的孩子在县里念中学，夫妻俩带着两个小儿女在农村生活，全家仅靠他一人干工匠活儿糊口，妻子只能缝缝补补以贴补家用。有一天他在外头干活没及时回家，妻子就学山里人带着孩子去山上挖野菜蘑菇，可他们哪里识得这些野菜蘑菇是有毒还是无毒的，一股脑全煮着吃了。等王道国回到家，妻子和两个孩子就这样没了。更可怜的是，他连棺材本都掏不出，东拼西凑只得一副棺材，就这样一副棺材埋了三人。

谁悲失路之人

工人垦荒证明书

自1956年迁至江西的上海垦荒群众，除了一部分返沪及外迁他省，其他也大多借助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加入了江西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其农民的身份才正式得以确立。虽然在客观上他们的身份实现了转化与重建，但置身于“素未谋面”的山林、荒地之间时，并非所有的垦民都能应对自如。至此，这群常年习惯以三轮车、榻拖车谋生的人力车夫们踏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知识改变命运”是父亲常用来教育黄怡的一句话。而在她看来，这句话也是对父亲一生的最好诠释。1956年，还是婴儿的黄怡第一次踏上宜丰这片土地。半年前，不过而立之年的父亲卖了在上海的房子，下定决心带上妻子和三个孩子离开故土。落户后不久，政府就派年轻有为的父亲去县城学会计，父亲也不负众望，结业时以优异的成绩排名全县第二。诚然，知识改变命运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环境下都是通用的。从县城返乡后，父亲先后在生产大队、乡镇府担任会计，不薄的薪酬让身为外乡人的他们对生活的前景充满了期待，过了不久，家里还添了一个可爱的妹妹。

回想起当年的谋生之路，分配于黄冈潮溪大队南康小队的卢凤仪总是感慨幸好父亲还有一技傍身，否则，屋内是体弱多病的母亲，屋外是仅有的几亩荒地，他们的生活将不堪设想。谈到童年，卢凤仪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搬个小马扎，看父亲拿着推剪剃刀，佝偻着腰背，给过往的顾客剃须理发。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村通常只有一至两个剃头匠，因此剃头匠在乡里还是很“吃得开”的，尤其是逢年过节，找上门的主顾更是应接不暇。但在平日，卢父还是需要走村串巷地讨生活，囿于特殊的地形地貌，蜿蜒纵横的群山将县内的村镇相阻隔，于是挑着担子走数里的山路去到各个农村成了卢父的日常。每到一个村子，他就安下挑子，先吆喝几声，等到顾客来了，即在盆里兑好热水，给顾客围上围布，开始剃头。也正是凭借着父亲剃头的手艺，卢凤仪一家在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过上了相对平稳的日子。

然而，除却少数有手艺或者有知识的垦民能够凭借一技之长另谋出路外，大多数的垦民为了生计只能选择最廉价的挣钱方式——出卖劳动力。

宜丰，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充盈的降水量及温和的气候环境孕育了大量天然的森林、竹林。据官方统计，宜丰的森林覆盖率为71.9%，林地面积达到203.8万亩，竹林面积更是达到84万亩，是中国的竹子之乡、南方红豆杉之乡。

当年，芳溪搬运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组建兴起，成为接纳廉价劳动力的大本营。佝偻着瘦弱的腰背，天刚蒙蒙亮就推着生产队的破旧自行车和同伴搬运竹、木的背影，是吴鹏为数不多的关于父亲劳作的记忆。

在芳溪搬运队穿梭的70%—80%都是上海垦民，其余的则是湖南逃荒而来的游民。他们顶着炎炎夏日、狂风暴雨，徒手将沉重的木材、竹片托运至烧木炭的车上。这种活跃于民国、抗战时期，作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的木炭汽车，曾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繁重危险的运输任务，为保障战时的公路交通运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这种汽车速度缓慢，动力不足且容易抛锚，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因而，在50年代后的中国大地上，烧木炭的汽车基本淘汰殆尽。

可是在60年代后的偏远乡村，人们明知不安全却因资金拮据，仍然不得不依赖于这类运输工具。也就是这种木炭汽车，让吴鹏一家从对重启新生活的期盼再度跌入谷底。

1964年12月的周日，父亲照例一大早就收拾干净匆匆出门，今天他要和五个工友一同前往芭蕉村装竹片。然而，为了节约时间和运输成本，早已破旧残损的木炭汽车在副驾驶位坐满两人后，又在后车厢挤进了六个搬运工，当司机锁上后车厢的两片铁门时，六个搬运工生命中最后一抹不甚明朗的微光也就此湮灭。

当车行至半路，意外发生了，寒冬侵袭下的乡间小路崎岖湿滑，木炭车发生了严重的侧翻，伤亡惨重。由于时间的久远，我们无法得知当年的具体情况，知道的仅是几个冷冰冰的数字，九人同车，两人生还……

吴鹏启时才进入小学不到三个月，正当他活蹦乱跳地回到家想和父母分享今日的喜悦时，听到的却是母亲泣不成声的哀嚎。那一日，他暗暗发誓，哪怕是每天独自上山砍柴、挑水也要凭自己的双手养活母亲，撑起这个家。

1969年，芳溪搬运队就地解散，搬运工们只有各自回村，另谋出路。失去工作的第三天，老解已然按捺不住了，虽然以往在搬运队拿到的薪酬也难以养家糊口，但好歹有个盼头，可眼下搬运队也解散了，家中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和正在长身体的大儿，内外交加的困境让老解一筹莫展。

“那个时候父亲什么都去做，早先在生产队劳动时，没有一年拿到了应有的酬劳，年年是‘债主’；后来他想做小本生意，但文革闹得人心惶惶，谁还敢做生意？最后，父亲只能辗转各地贩卖小商品来补给家用。”据二儿子解华回忆，“失业”后的父亲常年奔走在外，难得回来也不见笑颜，言语间无外乎是吃穿用度。

作为土生土长的芳溪炎岭人，垦民二代解华在儿时很难体会到父亲绵长哀叹中的落寞。不同于从苏北或是安徽逃荒至上海的异乡人，老解当年在上海的生活也算是车夫中让人羡慕的，至少他在上海市中山北路2737号，有着将近80平米的一层平房，自己又是家中的独子，原本赡养父亲，照顾妻儿，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为了来江西，他以百余元的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住宅，带着父亲、妻儿落户于芳溪炎岭。看着每天入不敷出的薪酬他只有哀叹，政府每个月给的2—3元的补助远远不够孩子们吃饱，从上海带来的家产也一点点见底。

“父亲总是念叨，当年幻想着来到江西，不仅能够支持国家的农业生产，还能解决生活困难，如今倒好，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解华这样形容父亲当时的状态，“父亲的脾气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愈加烦躁，身体也每况愈下。”

据《移民垦荒工作总结（草稿）》统计，当时上海三轮车工人每人每月收入在20元—40元之间，榻拖车工人每月收入50元—60元之间，即便是流散车工，每月收入也能达到30元—40元之间。而同时期的江西省农业劳动报酬全省平均每个劳动力只有8角，全年不足160元，远不比在上海从事“落后”行业劳动的收入水平。即使是安置条件最好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德安建立的共青社，1956年，54个单身劳动力中，全年收入200元以上的只有3人，150元以上的20人，100元以上的17人，50元以上的13人，50元以下的还有3人。

如果说那段动荡的特殊时期给老解带来的是失业的忧愁，那么，对于琮明来说，却是一段充满遗憾的青春，这当中还承载着难以言传的苦痛。

1960年，坐在高三教室认真备考的琮明遭到了匿名举报，举报中声称琮明的继父当年在上海是属于地主阶级。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地主、富农的帽子就相当于一张判决书，将你的前程、梦想判处极刑。

琮明是知道的，继父平日里总是不忘上海人的做派，即便是务农也要将头发梳的油光发亮，衣帽不整不出房门，这副模样自然与乡间披星戴月的农人格格不入，惹人怀疑。

但这不能成为被怀疑和“定罪”的理由罢，即便祖上是地主又如何，难道地主的后人就不能读书了吗？那时的琮明还是一派书生意气，隔日他就和几位同样因“成分问题”而将无缘大学梦的同学四处奔走，找老师询问，没用；找学校理论，无果；找政府解决，谁管你们几个毛头孩子？一连串的奔波，不过是从期待到绝望的一程歧路，少年们无力地瘫在操场上，羡慕地听着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他们只好背过身，悄然抹去这滴被时代挤压出的泪水，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他们就要离开校园，为了生计而将梦想踏为尘泥。

渴望着能靠读书出人头地，谁知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虽然心有不甘，但已经成年的琮明只能向生活妥协，这些年为了让他安心读书，继父和兄长明里暗里背负了太多。即便名列前茅的他每个学年都能拿到助学金，未曾向家里要过学杂费，可“浪费”一个成年男子的劳动力在农村并非小事。

最终，琮明服从分配来到农村的一所中学做代课老师，教授国文。他在这一呆就是八年，在这里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组建了家庭，原本以为日子也将这般平淡地延续下去，熟料，十年浩劫再次打破了这份平淡。

1969年秋，正是“造反分子”势力明显渗入学校的一年。琮明无法忍受这种乌烟瘴气侵染学生们读书的净地，于是他愤而起之，告发了“造反分子”私自挪用学校资金的罪行，也由此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接下来的五年中，他每天都在为这次选择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被污蔑棒打、被抄家、甚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珍藏的书籍在熊熊烈火中瞬间化作灰烬，随风飘散……他仍记得自己每次挨批斗时，身高仅一米五多的妻子总是站在自己身边，高喊“不要武斗，不要打他”替自己遮挡着无数的拳脚。

关于这段记忆，琮明至今也不太愿意提及，即便是儿孙们问起时，他也只以一句“苦日子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寥寥收场。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在1979年底，琮明的名誉最终也得到了平反，这对他而言是莫大的欣慰。由于非正式编制教师的身份，讲台他是回不去了，最终政策落实后，组织上将他安排至县城的木器厂工作，琮明和妻子收拾好行囊离开乡村，从此，一家人就在县城安定下来。

此心安处是吾乡

朱峰一家的上海户口薄

经过四十余年的跌打滚爬，上海垦民们大多已经习惯了宜丰的地域风俗，并在这个小县城有了立足之地，他们的子孙后代们更是全然融入这里的小城生活。然而，迈入二十一世纪，就在人们以为“上海垦民”这四个字仿佛要消逝于历史的年轮当中时，大多数第一代、二代上海垦民在半个世纪的沉默后发出了哀鸣。

《宜丰年鉴2001——2003》简略地记载了这一事件：自“上海垦民”2003年3月18日首次赴沪上访，“垦民”要求解决返沪户口，一个子女的财政编工作、解决其最低生活保障或每人由上海市给予5万元的经济补偿。

对此宜丰县高度重视，以县委、县政府文件形式向市委、市政府报告情况，请示解决办法，先后7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处置“上海垦民”越级越域上访工作预案》，召开了“垦民”代表会议。

由县委政法委牵头，做好调查摸底工作，摸清“上海垦民”的人数，活动规律和“垦民”本人的具体情况、家庭情况。先后两次由县委政法委派人带领有关“垦民”代表到上海咨询有关情况，至2003年底，上海市没有实质性的解决措施，上级要求做好“垦民”稳定工作，宜丰县多方面做细思想工作“垦民”稳定工作，争取了“上海垦民”的支持和理解，确保人心稳定，各级组织切实关心“垦民”、帮助解决“垦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亲身参与了本次信访的琮华表示，这一次的信访并非无生事端，是当年还有亲友在上海的垦民们被告知，1964年和他们一样被动员下放到安徽的垦民近年来在上海争取到了相应的权益，并得到政府的妥善安置。确认实情后，他们也希望当年来到江西的上海垦民们能得到国家的重视，并能获得应有的补偿，这才集体去了上海。

“最后的结果就是拿农村户口的，没有事业单位和退休金补助的垦民，每个月拿100元补助，每年都会加，到今年是每个月850元。”对于这样的结果，琮华表示自己能够理解与接受，“毕竟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还能生活自理，又儿孙满堂，觉得一辈子也满足了。前些年儿子带我去了一趟上海，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里还联系得到曾经的亲友、找得到曾经的家？老伴、孩子们都在江西，他们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的确，无论生活条件如何，只要人在，家在，就是最幸福的。

和琮华一样已经将宜丰视作自己家乡的还有朱峰，自1960年全家随父亲工作的调任而定居棠浦后，他就在棠浦务农、组建家庭、养育子女，如今已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宜丰人了。其实千禧年后，国家出台了退耕还林的政策，垦民办告诉他，可以选择迁户口回祖籍上海。他没有过多地犹豫便拒绝了，父母葬于斯，自己长于斯，儿女生于斯，无他，只因，心安之处是故乡。

在大半辈子历经坎坷的垦民看来，能够获得相应权益、与家人安度余生是他们的毕生夙愿。关于此，在乡政府任职多年的吴鹏还有补充，人民公仆的身份以及从小经历的那些艰苦岁月，让他能够俯身倾听百姓们的心声，更为深切地了解他们的感受。“我是从来都不主张去信访去闹事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多换位思考，为官者要为垦民谋福利，替他们争取应得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帮助；垦民也要遵守组织纪律，能够有序地传递集体的想法。”吴鹏认为，相比于经济上的帮扶，垦民们同样需要来自整个社会的关怀。

蓦然回首，半个世纪前，上海垦民响应国家的号召，从繁荣的都市来到偏远的荒山野岭安家落户，开拓垦荒。他们凭借着战胜困难的顽强意志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坚持了一辈子，这一路而来的波澜和曲折，亦是他们生活的顽强和勇敢体现。“50年代初创，60年代徘徊，70年代起步，80年代开始大发展”是他们走过的不同阶段，更是他们一生的成就。

尾声

在每一次交流的最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故乡”这个话题。想来，中国应是世界上最厚土重迁的民族，我们千百年来酿成的别离愁苦能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人醉倒，但我们又无时不刻经历着迁徙、告别、远离故土。

在琮明心里，“故乡”是梧桐叶落下的季节，霞光染红了天空，石臼湖的螃蟹爬上了湖岸，祖母在院里弹唱着江苏小调，等着他的归来；

在吴翔心里，“故乡”是上海伯父临终前的遗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要将骨灰葬于江西，要与自己的母亲、兄弟永远在一起；

在朱峰心里，“故乡”是妻子、儿孙的相伴不离，只要家人在一起，历经再多的苦难都将化作温馨的的回忆……

六十五年前，上海曾是他们的故乡，而今走过了六十五年，他们再次回到自己的故乡，只因，此心安处是吾乡……

注：本文人物名皆为化名。

参考资料：

《上海移民江西垦荒问题研究(1955—1956)》，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200241
《20世纪50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安置策略研究》，阮清华，《史林》，2019年6月；
《1950年代上海青年江西垦荒运动述略》，毕晓敏，《青年学报》，2017年第2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青年志愿垦策队及其活动述略》，闵小益，《青年政治》；
《移民垦荒工作总结(草稿)》(1957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8－1－872－1；
中共南昌地委：《关于请求拨发奉新县接收与安置上海市志愿垦荒群众费用的报告》(1956年7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01－3－051－094；
团上海市委:《关于部分上海志愿垦荒青年跑回上海的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1956年7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5－2－11；
《市委关于加强本市户口管理与逐步紧缩人口的指示(草稿)》(1955年7月1日)，档案号:B2—2—10，上海市档案馆藏；
《1956年3、4月份动员三轮车车工去江西参加垦荒小结》(1956 年4月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5－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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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编辑 /胡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