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 | 你的工作对社会做出贡献了吗？

2013 年春，我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国际轰动。

这一切要从一篇约稿说起。当时有一本新创的激进刊物《罢工！》（Strike!）邀请我写一篇小文章。编辑问我能不能写点儿煽动性的内容，就是其他刊物都不愿意发表的那种。

我脑海里常常有那么一两篇符合这个要求的文章，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名为《谈谈“狗屁工作”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的小文章交给了他。

这篇文章是基于我的一个直觉写成的。所有人都很熟悉那些在外人看来没多大作用的岗位，比如，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企业律师，以及那些（学术圈都很熟悉的）专门负责给某种委员会招聘的工作人员，而这种委员会的工作正是讨论哪些委员会没必要存在。

这类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我不禁问自己，假如这些工作的的确确毫无意义，而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们时不时会碰到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

一个成年人，每周有 5 天，要早早起来去做一项他内心知道其实没必要做的工作（这些工作纯属浪费时间和资源，甚至还会给世界带来害处），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沮丧和泄气的呢？这难道不是蔓延在我们社会中的可怕的心灵创伤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创伤似乎从未有人谈起过。关于人们工作时开心与否的调查和论述已有许多，但据我了解，还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或论述是关于人们对自身工作必要性的判断的。

我们的社会可能已被无用的工作渗透到千疮百孔，而人们对此也避而不谈，这件事从其本质来看并非不可信。关于工作的话题充满了禁忌。大部分人不喜欢他们的工作，若是能找到借口不去上班，人们会很开心，但这样的事实甚至被认为是不能在电视上承认的。

当然这里指的是不能在新闻类节目中承认，但偶尔会在纪录片或单口喜剧中被提及。我就经历过这样的禁忌：我曾经给某个激进组织当媒体联络员，据传闻，当时该组织正在策划一起“公民抗命运动”（civil disobedience campaign），他们想要逼停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交通系统，以此来向某个全球经济峰会示威施压。

峰会前夕，你要打扮成一副无政府主义者的样子，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兴高采烈的公务员向你走来，问你周一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与此同时，电视台却尽职尽责地成功采访到了一些公务员（如果其中几个人正是之前那几个兴高采烈的公务员，我并不会感到一丁点惊讶），他们在镜头前向观众表示，没办法上班简直就是一场悲剧，糟糕透了。他们如果不那么说就可能上不了电视。似乎没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出自己对此类事件的真实感受，起码在公开场合不可以。

以上的判断似乎可信，但我当时并不确定。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做个实验，我想看看把这样的判断写出来会引起怎样的反响。

文章刊出后，人们的反应恰好证明了文中的假设—《谈谈“狗屁工作”现象》掀起了舆论的巨浪。

有意思的是，文章刊登后的两周，恰好是我度假的两周。巧了，我和我的伴侣正好决定这两周专心看看书，陪伴彼此。我们跑到了加拿大魁北克的乡下，住在小木屋里，抱着一篮子书本阅读。我们觉得找个没有无线网络的地方比较适合度假。结果尴尬了，对于网上的风吹草动我只能通过手机来追踪。

文章几乎一经刊登就火了。几周内，《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被翻译成了 10 多种语言，包括德语、挪威语、瑞典语、法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俄语、土耳其语、拉脱维亚语、波兰语、希腊语、爱沙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韩语。

文章被转载在大量国外的报纸上，从瑞士一路转载到澳大利亚。最初的《罢工！》杂志的文章页面点击量则超过了 100 万次。因为访问人数过多，网页崩溃了好多次。相关的博客文章到处都是，评论区则被白领人士占领，他们在那儿吐露各种心声。

有些人给我留言寻求指导，有些人则告诉我，他们在我的鼓舞下辞去了工作，开始寻找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我放上一则来自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评论区的留言，这则留言充满激情（我保存了几百条这类热情的回复）：

我的天！一针见血！我就是一名企业律师（更准确地说是一名税务诉讼律师）。我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糟糕透顶。有些人居然还问我：“既然不喜欢，干什么不辞职？”讨厌透了。事情不是明摆着吗，这世界哪有这么简单。因为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让我给社会顶层 1% 的人口好好服务，他们再奖励我拥有在悉尼买栋房子的财力，我未来若是有了孩子，也可以有条件养育他们……因为科技的帮助，我们现在 2 天的生产力，或许可以抵得上过去 5 天的。

但是因为贪婪，因为某种必须一刻不停高效工作的蜜蜂综合征，我们依然埋头苦干，为他人赢取收益，而忽视了自己内心的抱负，只因这些抱负挣不了钱。不管你是相信智慧设计论还是相信进化论，人类的存在不是为了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所以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是贪婪和通货膨胀的产物。

同时，我还收到了某位匿名粉丝的来信。这位粉丝告诉我，他们有个专门转发这篇文章的临时群，里面都是金融服务圈的同行。仅仅一天，他就收到了 5 封转发这篇文章的邮件。（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金融服务业的从业者每天没啥事可做。）

但这些并没有回答有多少人持有同样的观点，也不见得就表明转发文章的人在暗示什么。但是没多久，统计数据出来了，结果还真的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2015 年 1 月 5 日，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发表一年多以后，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周一（也就是大部分伦敦居民从冬季假期返回工作的第一天），有人把伦敦地铁车厢里的几百张广告取了下来，换上了一系列游击队风格的海报，海报上印着从这篇文章中摘取的话，比如：

• 非常多的人，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耗费在那些他们其实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

• 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

• 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深重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谈及它。

• 一个人若是在内心深处知晓自己的工作毫无存在的必要性，那还谈什么工作的尊严？

这次海报行动引发了又一轮的热烈讨论（我还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上露了下脸）。在此番热度下，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舆观）也自行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面向英国居民，来验证文章中的假说是否成立。

调查中的选项直接从原文中摘取，比如，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有贡献”？结果令人惊讶，超过 1/3 的人（37%）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同时，50% 的人表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有贡献，13% 的人表示拿不准）。

这比我预期的数据高了将近一倍。我之前估摸着狗屁工作的占比在 20% 左右。后来在荷兰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事实上，数据显示这个比例更高：在参与民意调查的荷兰工作者中，有 40% 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文章中提出的论点不仅得到了公众的证实，还得到了统计调查结果强有力的支持。

显然，此文发表之前，对这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几乎从未有过系统性的关注。文章给了人们一个谈论的契机，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是便秘许久终于可以通畅一次，他们隐秘的感受得到了一次发泄。而且很肯定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对该问题更广泛的探索将会来到。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提供一个比原始文章更为系统的论述。2013 年的这篇文章是写给革命性政治杂志的，所以重点放在了该问题政治方面的影响上。事实上，该文只涉及当时我构思的一系列论点中的一个。这一系列论点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自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时代以来，这种思想体系统治了全世界。然而， 该思想体系的实质与其宣扬的理念恰恰相反，不过是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行为罢了。

我为何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这似乎是唯一能解释这些当权者所作所为的说法。他们天花乱坠地宣扬着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好处，声称新自由主义能够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声称新自由主义把经济效率放到了第一位。

然而事实上，这些自由市场政策总体上导致全世界几乎所有地方（除了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在大部分富裕国家，几百年来第一次，年青一代的生活很可能会过得不如他们的父辈。

然而，面对这样的局面，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只会反复呼吁要加大自由市场的力量。同样的配方，更猛的剂量，政客再将这些呼吁正式付诸实践。这让我很讶异。

如果一家公司雇用了一名顾问来制订商业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导致公司利润的大幅度下降，那这名顾问肯定是会被开除的啊，即使不开除，起码公司也会要求他再想个别的商业计划。可是我们的自由市场改革却从未遭遇喊停。改革效果越糟糕，改革力度就越大。那么对此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改革根本就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那是出于什么考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想想统治阶级的思维模式。对国家决策有决定权的那帮人，绝大部分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上的大学。那个年代的校园正是政治动荡、风起云涌的中心，他们强烈地感到类似的事情绝不可以重演。因此，他们虽然对下降的经济指标或许也有关注，但当他们注意到不管是全球化、工会力量的削弱，还是累得要死要活却跟安全感无缘的劳苦大众，抑或是对 60 年代个人享乐解放运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财务保守主义”）进行的积极口头响应、消极行动支持，这些事件联合起来带来的结果都是他们乐意见到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了少数权贵阶层手中，而能够对他们的权力造成挑战的组织力量已被摧毁得近乎荡然无存。

虽然在经济上，这项改革效果或许不佳，但是在政治上，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方案，因此他们没有动力去废除相关的政策。《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每当你看到有人打着经济效能的旗号在从事一件经济上完全荒谬的事情（比如，给某人付好多钱，但这个人整天啥都不用做）的时候，那你最好先问一个问题，就像古罗马人所问的：“Qui bono?”—“这件事对谁有好处？”“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好处的？”

你可能要说我这就是阴谋论，但其实这正是“反阴谋”的理论。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我只是想问问，对于这样的经济下滑，怎么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经济走向的成因错综复杂，但如果走向不利于权贵阶层，那么权贵阶层定会给相关机构施压，去介入、改变这个走向。这也就是为什么 2008—2009 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型投资银行得以保全，而普通抵押贷款人却血本无归。后面我会谈到，狗屁工作数量的激增也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促成的。在《谈谈“狗屁工作”现象》一文中，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是：对于这件事情，怎么就没人出来干预（你要喜欢，用“密谋”也行）。

本书中，我想谈的内容远远不止上述这一个问题。

我认为，狗屁工作现象是一扇窗，透过它，我们有机会看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仅要问自己，为何这么多人身处自己都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岗位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必然的、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更奇怪的是，尽管这些人从抽象意义上认同这种情况出现的必要性，觉得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比从事有意义工作的人能够获得更高报酬、更多尊重，也认为这些完全可以接受，但具体到自身，如果是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什么都不做却拿着薪水，或者自己的劳动产出并不以任何方式造福任何人，他们还是会感到沮丧、感到糟透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肯定存在各种矛盾的想法、各种混杂在一起的力量。在本书中，我想把这些混杂的想法理一理。对此，我首先会提出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狗屁工作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其次，我也会提出一些有深度的历史问题，比如，我们是从何时开始认为，又是如何开始认为创造力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以及我们如何产生了售卖自己时间的想法。最后，我会就人性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写这本书也有政治方面的目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化作一支利箭，射向我们所处的时代，射向我们的社会和文明。有些事情已经大错特错了，人们完全搞错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让工作本身成了我们的目标和一切意义之所在。

人们建立了这样的认知，那就是如果有人在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岗位上不努力地工作，那么他们就是糟糕的人，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心，也不值得获得社会的帮助。大家就好像集体默许了我们每个人被奴役的这种遭遇。我们意识到自己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做着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而且往往是我们讨厌的那个人命令我们这么做。这种意识往往会产生某种政治反应：我们一想到，说不定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并没有遭遇自己遭遇过的困境和圈套，心中就会因愤恨而耿耿于怀。

因此，这个社会充满了憎恨、怨愤和怀疑，人与人之间因此而联结。这种情况糟透了，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希望这一切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如果这本书能对此做出哪怕一丁点贡献，我就没有白写。

本文整理自《毫无意义的工作》 大卫·格雷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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