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青年文学1982-2022丨唐朝晖：我记得那个年代

青年文学1982-2022

《青年文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创刊的文学杂志。

四十年来，《青年文学》以扶持青年作者为己任，发表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回望《青年文学》走过的风雨历程，作者、编者、读者之间互动互信，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

值此《青年文学》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开设“青年文学1982—2022”专栏，在回望来时路中重温初心，铭记使命，继续前行。

唐朝晖：作家、出版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湖南湘乡人，现居北京。曾任《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出版有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人的工厂》《折扇》《百炼成钢》，以及诗集《心灵物语》《梦语者》《通灵者》等作品。

我记得那个年代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文/唐朝晖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普通年代里的很多事情，我并没想现在就去打扰它们，但落笔就已经开始了。它们舒展着，张开翅膀，奔跑起来，看着落在地上的影子，我写下自己曾经的生活。——有点愚笨，还有点张扬的色彩掩盖着那个时期的虚弱。但，那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年代。

时间和场景，记得很清楚：二〇〇五年四月，上午十点，我在办公室。邱华栋主编的电话。

朝晖，你愿意来青年文学杂志社吗？

当然愿意。

你负责《青年文学》下半月刊，做编辑部主任。

在李师东社长与邱华栋主编的帮助下，二〇〇五年五月六日，我离开了湖南，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我在青年文学杂志社的第一个办公地，地铁柳芳站旁，浩鸿园小区。在那里的时间不长。兄弟单位《青年文摘》发行量很大，需要腾出一些办公场地。《青年文学》《农村青年》《青年心理》三份期刊，搬到三里屯的一套小院里。

下半月刊的编辑工作，李师东和邱华栋全部交给我们编辑室，希望下半月刊把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不干预我的工作，只是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邱华栋知道我刚来北京，朋友不多，每周就带我出去几次，见各路朋友，也给我介绍了很多出版人。

我最早与《青年文学》的关系，是因为李师东社长。

二〇〇〇年，我开始写作自己在工厂里十年的生活经历。把写好的第一组散文投给《青年文学》，得到李师东社长的肯定，并采用发表了。对于刚从诗歌创作转向非虚构散文写作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不久，也是这一系列大厂作品中的另外一组，我的照片和介绍上了《青年文学》杂志封二。后来，与我保持联系的是雪媛编辑，她继续责编了我的工厂散文。

从作者到编辑，这是我与《青年文学》的缘分。

李师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旦大学毕业后到《青年文学》，就我对杂志社的了解，目前为止，他是在《青年文学》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编辑和领导。他是杂志的守护者，从编辑、主编，到社长。

打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文学》杂志合订本，离我们而去的时间，又出现在面前，无畏的文字，我呼吸和感觉到了。那是一个理想喷发的时代。

邱华栋这位作家领导的管理方式，也很文学，他做事干脆，气势很足，不推诿。在他手下的几年，很是舒坦。

一天，有位老同事，误以为我做的事情，会危及他的利益，就在外面的大办公室里，大声说话，人很暴躁。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工作中，只出现过这一次。看着他，我不想说一个字，争吵是极其无聊的事情，我不愿意发生。在里面办公的邱华栋，没有半点犹豫地走出来，大声呵斥：是我要朝晖做的。风波瞬间平息。

也许只有这样直接地处理事情，邱华栋才有精力同时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李兰玉的工位是进门的第一张办公桌。她看稿子，喜欢把字换成一号字，从她后面走过，看到的是电脑屏幕里的几十个大字。李兰玉给出的稿件意见，几乎就是终审意见。郭爱婷的约稿、审稿工作，极其到位。杂志社各种事务性工作由于亚敏完成。我们同事之间的认同度极高，我完全信任她们，我们每个人都很忙。

人来人往，单位就是如此。我想把同事的名字写在这里：老编辑老作家李师东、邱华栋、陈琨、雪媛、赵大河，到后面成为杂志砥柱的李兰玉、郭爱婷、邢娜，还有工作时间不长，但能力超强的省登宇、于亚敏、司婧，及李秀芝、杨梅等。每一个人的特点和优势，都不可替代地被发挥出来，让杂志具备了真诚、善良和美的文学气质。

二〇〇九年一月，我对《青年文学》杂志进行了一些调整和改变：杂志加厚一个印张、变成小16开、胶装，杂志有点像图书，微调了阅读的形式感，保持着杂志的主要属性。

《青年文学》封面的标识，我和设计师经过不断选择，最后几乎是一毫米、一毫米地调整中英文字体的大小，上下左右的布局，让其形成一个整体，我希望把杂志的标识，做成一件雕塑作品：憨厚、真诚，灵动而充满活力，文气十足而又时尚。

最终，我们找到了想要的效果。设计师杨嵩麒，一直叫他麒麒，我的老搭档，从我到北京，一直到现在，我编辑的书刊，主要都是请他设计。

《青年文学》杂志曾经是姜寻的设计团队负责。我总是忘不了，每月有那么两三天，晚上十点左右，离开姜寻设计工作室，一个人走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姜寻设计工作室与长安街很近。不久前，设计师姜寻去世。生命的无常，令人感慨。

一份杂志，像一个庭院，蓬勃生长的是文学作品这棵大树。

而院子里的花草，就是杂志的插图，还会有各种留白。我选取国外现代性很强的美术作品作为杂志的主要视觉，根据疏密，阅读节奏，来安排插画内容，保持音乐般的阅读视觉。

有些画密不透气，有些画，只有两三根线条。这些外国的图像视觉，与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一起，并行，两根线在脱离、配合中相互取悦，相互拉扯。对于排版，我有一个基本原则，文字不绕图片走，图像走图像的路，文字走文字的路。另外，给杂志版面某些地方多留白，这是读者自由行走和想象的空间。

杂志的名字，准确地定位了杂志的方向。在我主持的几年里，尽可能多地发表青年作家们的稿件，好稿不容易约，就请他们写。颜歌，一直是我喜欢和看好的年轻作家之一。

她没有新作品。

我说，那请你写啊，我们来连载。

当年，颜歌二十一岁。她想写《异兽志》。

第一期，她写的是《悲伤兽》，“悲伤兽不笑，但笑即不止，长笑至死方休，故名悲伤”。每个月，为了催稿件，我与她通无数个电话，谈到的内容有关于她已经写了的兽，和正在写的异兽，也谈她未来的那些兽需要做哪些小的调整。

二〇〇五年八月连载第一篇，二〇〇六年十月最后一篇，共发十五期，颜歌凭这部非凡的《异兽志》，获得了二〇〇六年度“青年文学奖新人奖”。

还有顾湘。我记得与她的第一次见面，二〇〇五年，她二十六岁。

从俄罗斯读书回国后，顾湘在北京教书，我读过她几篇文学性很纯粹的作品。那是一个很小的聚会，四五个人，我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另外还有谁。我谈起她论坛上的几篇小说，那时，谈论前卫和先锋，还并不尴尬。

我把那次与她的谈话，写在一篇评论她的文章里：顾湘的文字很精确地把精神世界的影子，倒映在现实的水面上，有些倒影成楼阁，有些成树林，还有些，成为了顾湘的猫。顾湘不断地用文字和图像摹写、接近自己的喜欢的猫。

那天，顾湘坐地铁回家的记忆，像她写猫的那篇小说，像电影的某个镜头，始终留在黑白的记忆隧道里。

第三天，顾湘应诺的作品，已经在编辑部传阅，那期的杂志封面作家是顾湘，发表她小说的同时，还有她画的猫，半个印张的彩色。

我从一九九〇年编辑内部报纸，到后来成为正式出版物的编辑，一批批作家在不同阶段，用作品支持着我。借这篇文章，我真诚地感谢每一位作家，我都记得你们每次伸手的援助，记得每一位作家与我交往的故事。

在作家们的家里、在咖啡馆里的采访，在餐厅里的长谈。信札、固定电话、手机、MSN、QQ、电子邮件、微信的交流，联系工具不断改变，我与作家们的沟通一直畅通。

时间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地往前走。沿途，我们会遗弃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件在再次拿起来的时候，还是原来的样子，但一切都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我们就依靠这些珍贵的记忆，温情地活着。

印刷厂送来杂志，编辑部有了收获季到了的感觉。送货的工人，提着一捆捆杂志快速从院子外面冲进办公室，门帘响动，脚步急促。大家停下手中的活，把长方形的小仓库挪出一个空地来，于亚敏请工人把杂志放在指定位置。

我离开杂志社不到一年，于亚敏告诉我，新主编来了，把小仓库整理得特别整洁。我们那时候，是很凌乱，其实，我是一个洁净的人。

我在杂志社的七年，大部分办公地点在三里屯。

雅秀服装市场旁的一条小巷，进去两百米左右，杂志社藏身于居民生活区，周围是不高的楼房，老小区，只有杂志社是平房小院。总社做了简单的装修，外墙涂成蓝色，旁边种了花草，脚步声和噪声被当街的门面过滤。我们喜欢这平层小院，独立、方便，时刻与土地、花草、植物在一起。

很多个晚上，我最后一个离开杂志社，关上铁门，咣当的声音，在夜晚，很清晰。

有一次，月光明亮得让我看见掉在杂志社门口那枚把稿件与发稿签别在一起的回形针，泛着白色。

月亮，静静地照着院子里的树，让事物变得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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