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北魏书法之变

北魏书风：从古质到新妍

学者书家关注北朝碑刻书法，名曰“北碑”，始于清朝。晚清康有为特别推崇北碑中的“魏碑”，所见多是北魏后期书迹，而且偏重审美层面。

要了解北魏书风的演进，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观察:398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公元494年迁都，谓为平城时期；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到公元534年北魏土崩瓦解，是为洛阳时期。对比两个时期的铭石书体，可以见出北魏书风之变；再合而观之，北魏书法演进的全貌才更明晰。

北魏平城时期达97年，时间长度倍于洛阳时期的41年，但平城时期遗存的书迹远远少于洛阳时期。所见平城时期碑版、墓志、造像记、题名、塔铭、买地券之类的铭石书迹，约有40种，半数以上是隶书。

那时的碑版、墓志，大多采用隶书(或草率隶书)，一仍汉魏西晋铭石书旧制。碑版，如太武帝拓跋焘东巡在河北刻立的《皇帝东巡碑》(437，图①，局部)、文成帝拓跋濬南巡在灵丘刻立的《皇帝南巡碑》(461)，还有今日书家熟悉的　《嵩高灵庙碑》(456)，皆篆书题额，隶书碑文，双刀刻，笔画方，相对西晋隶书而言，已是变形走样。墓志，如《平国侯韩弩真妻墓志》(454)、《刘贤墓志》(452－465)、《司马金龙墓志》(484)乃碑形墓志，也是篆书题额，隶书志文。《龙思伯墓砖》(451)、《申洪之墓志》(472)是草率一路的隶书。

图①

图②

图③

平城时代的楷书，多见于造像记，以及少数墓志。当时的楷书还是正面结字，属于带有隶意的“平划宽结”式。

刻于平城晚期的　《晖福寺碑》(488，图②，局部)是较特别的一例，不仅采用楷书，而且结字见欹侧，无隶意，接近洛阳时期的楷书新体，但属于“斜划宽结”式。

北魏迁都洛阳，进入王朝后期。当时碑版、墓志、造像记所见书体，皆是楷书当道。清朝碑学家所说的“魏碑”、“魏体”，主要指洛阳时期的铭石楷书，清人名曰“真楷”。

洛阳时期的楷书体势，变平城时期的“平划宽结”、“斜划宽结”为“斜划紧结”，具体特征是:横向笔画左低右高，撇捺开张，点画俯仰向背，结构欹侧茂密，体态严整。这种楷体是北魏后期的正体，最初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

洛阳时期“斜划紧结”的楷书，以《牛橛造像记》(495)年代为早，《元桢墓志》(496，图③，局部)最典型，《始平公造像记》(498)最著名，笔画皆方峻。当时，皇族王孙、元氏嫔妃、贵族官僚的墓志、碑刻以及造像记，普遍采用这种楷体，“写经体”也是此种楷书，而且流布北魏境内其他地区。

洛阳时期众多的楷书书迹，既有“斜划紧结”的共性，又姿态纷呈，可谓“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例如洛阳地区出土者，《元绪墓志》　结字修长，有左倾之势；《元详墓志》(508)　圆润秀雅，笔韵十足；《元怀墓志》(517，图④，局部)笔画匀称瘦劲，结字宽博，疏秀静穆；《孟敬训墓志》(513)结字紧侧，呈纵势；《李超墓志》(525)峻美而饶有笔趣；《始平公造像记》　笔画极其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体严密，字势雄强。

山东、河北地区的“洛阳体”书迹，《郑文公碑》(511)笔圆体方，含蓄稳重；《张猛龙碑》(522，图⑤，局部)笔画方峻，结字左倾；《马鸣寺根法师碑》(523)　峻宕不整；《高贞碑》(523)　笔方字正；《刁遵墓志》(517)笔力内含，圆融柔和；《崔敬邕墓志》(517，图⑥，局部)笔画挺劲，结体斜耸而周正。

图④

图⑤

图⑥

北魏铭石的楷书出自各地书手，虽然他们都是宗尚“洛阳体”，但各人自有书写习惯，刻工手法也不一样，故而形貌各异。即使一人所书，字迹或大或小，体势或正或斜，刻工或精或粗，也会生出异态。

近代康有为好用主观遐想追认北魏书作的美感，分别品等，而不辨当时正体与俗体的区别，不辨隶书和楷书的差异，不辨书作的先后关系。当下书家拾康氏牙慧，沉溺审美品评，也就难以了解北魏书法演进的真相。

北魏书风的变化，大体有两端:一是铭石书的主角由隶书变为楷书，二是楷书体势由“平划宽结”的“古质”变为“斜划紧结”的“新妍”。

这两个变化，北方落后于南方。

早在5世纪中后期，南方的铭石书已是“斜划紧结”的楷书当家。至于以“二王”为代表的欹侧遒美的新体楷书，则出现更早，且在4世纪末的东晋后期已经风行江左。

北魏书风之变，平城时期已有不自觉的渐变，例如《晖福寺碑》采用楷书，而且体态已显欹侧，就是渐变的痕迹。洛阳时期的书风与南朝接轨，出现幡然图新的骤变，那时的“魏体”楷书接近王献之　《廿九日帖》(图⑦，局部)中的楷式。

图⑦

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

北魏书风之变，不论平城晚期存在的渐变，还是洛阳时期的骤变，都与北魏帝王贵胄的“汉化”相系。

北魏是鲜卑拓跋珪在386年建立的王朝。398年拓跋珪自草原盛乐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之后，君临汉族农耕地区，为了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迫于形势，鲜卑统治者不得不吸纳北方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这些依附北魏的汉族士人则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实现儒家的人伦理想。

《魏书·太祖纪》记载，拓跋珪称帝之初，在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无不模仿“邺、洛、长安之制”。“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采用“义类相从”的方法编定了一部四万余字的《众文经》字典。并且“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平城初期实施的种种安邦措施和文治政策，表现出鲜卑统治者服膺汉族文明的态势。

明元帝拓跋嗣是北魏第二代帝王，尤其推奖儒学。《魏书·太宗纪》记载:“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魏书·燕凤传》记载，明元帝朝，“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的燕凤与“崔玄伯、封懿、梁越等人入讲经传，出议朝政”。明元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发动”，早逝。423年去世的前几个月，还南下洛阳观看汉魏“石经”。

孝文帝元宏迁洛之前的493年，也到洛阳“观石经”，他的汉化程度很深。《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以后诏册，皆帝之文也。”任城王元澄曾向孝文帝次子元恪谈到孝文帝读书的情状:“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常(尝)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

孝文帝热衷汉族文化，其汉化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先辈，完全是一副效仿南朝名士才子的做派，“遂使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这新风，就是汉化之风，就是南朝的文风。

从《魏书》的大量记载可以看到，皇室和鲜卑贵族子弟的汉化程度，太和前后大不一样。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以弓马骑射为能事。太和以来，特别是迁都洛阳之后，鲜卑人尚武之风大衰，王公贵族子弟转而崇尚儒业，大有文才之士。著名者，元澄之子元顺，十六岁“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家徒四壁”，“止有书数千卷而已”，著有“《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临淮王元昌之子元彧，“少与安丰王(元)延明、中山王(元)　熙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拓跋宗室宴集，也像汉族士人那样以赋诗为戏。

皇族宗室的文化教育，迁都洛阳之后发生了变化。孝文帝像南朝那样在东宫设立“侍书”，令善书的兖州人沈法会充任，辅导太子学习书法。这时，北魏学童识字、习字的字书也和以前不一样了。迁都以前，盛行的字书是汉晋相传的《急就篇》，北人“裁割缀连以为楷模”者，多是北方书家崔浩的写本。迁都之后，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　《小学篇》　数千言”。王羲之　《小学篇》　是北魏后期出现的新字书，颜之推　《颜氏家训》　也提到这本字书。《小学篇》　既然冠以“王羲之”的名字，估计和南朝的　《千字文》　一样，也是“王书”的面目。鲜卑贵族子弟采用“王羲之　《小学篇》”作为蒙学课本，表明北方的书法教育方面也出现了看齐南朝的新风气。

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从迫不得已的被动到积极自觉的主动，与部落贵族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趋势相伴，与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同步。孝文帝亲政后，认识到巩固皇权必须汉化，迁都洛阳就是提速汉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北魏进入中原腹地，也是南朝书风在北方由隐而彰的背景。

北魏书家主体的转移

北魏前期任用的“文人”是晋室南迁后留居北方的汉族士人和儒生。那些拥有社会势力的北方士族，尤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影响最大。崔、卢是以儒业传家的文化高门、书法世家，故《魏书》说，“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魏初重崔、卢之书”。

崔、卢入魏之前已是北方的两大书门。溯其书法渊源，崔氏法西晋卫瓘，擅长古文、篆书；卢氏法曹魏钟繇，长于隶书、行书、楷书。崔、卢各有师法，“而俱习索靖之草”。平城时期，崔、卢二门所传的书法体势已有一些变化:本是卢氏专长的行押书，魏初时崔玄伯已“特尽精巧”；楷书体，崔浩也有此专长；草书，卢氏在北魏初年已不能兼善；至于篆书，则一直是崔氏的专长。卢氏的优势大概唯有隶书。

清河崔氏出仕北魏比范阳卢氏早30余年，比较而言，崔氏书法的影响早于卢氏，也大于卢氏。

北魏初年，崔玄伯、崔浩父子居高官，预机要，当时天子诏令、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笔下。我们还从《魏书》中看到不少世人争相宝重、楷模崔氏父子书法的明确记载。崔浩官至司徒，450年被杀，株连一些北方大族，但学崔浩书法的崔衡依然得到献文帝的重用，擢为内秘书中散，职司书写诏命。出于卢氏的著名书家，平城时期仅有卢渊。

大体说来，孝文帝太和以前，北魏书家的主体是以崔、卢为代表的北方士人。

我们还看到，自5世纪以来，就有一些东晋、刘宋宗室及名门士族避祸投北。5世纪60年代，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攻占刘宋的三齐之地，将大量人口迁徙代京，这批“平齐民”中，崔光、崔亮、刘芳、蒋少游都是浸润南风的书法家，有的以佣书为业。他们将南朝书风带入北方之初，其书法恐怕仅限于自己的生活圈，或者稍稍流传于他们活动的区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无从取代北方书家的主导地位。

孝文帝亲政后的太和年间，因为孝文帝倾慕江左文风，上流社会“咸慕新风”。当此之际，北方的南士就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方的南士获得重用，他们带来的南朝书风也就据有指导地位，于是“斜划紧结”的今体楷书成为铭石书的正体而迅速普及，江南盛行的“草隶”书法也风靡北方，这些南士成为北魏新书风的主导者。

后话

4世纪南北书风形成分野之后，北魏接轨南朝的新书风是北方效慕南朝书法的第一个高潮。

北朝后期，北方裂为东西对峙的北齐、北周。那时，洛阳的汉魏石经搬运到北齐邺都(今河北磁县)，成为北齐复兴古体书法的资源。北齐的铭石书复以隶书为时尚，南朝书风一度受阻。

北周书法仍然沿袭北魏洛阳时期书风。梁朝书法名家王褒入关引起轰动，“贵遊等翕然并学褒书”，这是北方效慕南朝书法的第二个高潮。从梁朝书风和王褒的师承来看，王褒的书法与宋、齐时代的南风稍有不同，故北周兴起的南风与北魏洛阳时期时兴的江南书风当有某种差异。北周灭北齐之后，王褒所传的南朝书风又波及北齐故地。

但是，自北魏洛阳时期兴起新书风以来，北方始终没有产生可与南朝著名书家比肩的人物。

隋文帝取代北周8年后的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江南书法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皆北上仕隋，江南建康具有的文化中心的地位随之消失，而全国统一之后的主流书风仍是南朝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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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