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23日,当涉及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的《马关条约》传回清廷时,光绪皇帝一下子犯了难。
赔款可以商量,而割地是万万不能的。台湾一割,天下人心就散了,我还如何做这个皇帝呢?(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军机大臣孙毓汶说,前线打仗屡战屡败,皇上如果不签约,矮人进犯京师怎么办?
光绪怒斥道:前线战败都是赏罚不明造成的。这个条约关系重大,你们难道要逼我不成,还是到太后那去请懿旨吧!
说来也巧,那几天慈禧闭门不见任何人。内监说,太后得病了,一切请皇帝下旨去办吧?
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慈禧竟然得病了,病得蹊跷。光绪帝百般无奈,矛盾重重,甚至想要毁约再战,但挨不住一众大臣的劝说,最后还是颁谕批准了《马关条约》。
而当光绪“盖章”的第二天,慈禧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慈禧是在装病,她不想为割让台湾承担责任。
通常的逻辑是,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共御外敌才是。然而,慈禧玩起了躲猫猫,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不是一国之主的风范。当时的一国之主是谁呢?是光绪,显然也不是,因为实权都掌握在慈禧手里。
自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就一直是慈禧手中的棋子,形同傀儡,直到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光绪亲政。
光绪亲政后,逐步与慈禧分化出各自一套人马,双方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展开了斗争,这就是帝后党政。
帝后党政一开始很隐秘,而且后党派一直占据上风,但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时,两党分野和矛盾公开化,并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达到了高潮。
在对日作战上,两党都想谋求和平,但在具体路径上却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朝鲜东学党起义后,光绪主张一面备战,一面和商;而以后党为代表的李鸿章倾向于和商,消极备战。
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后,李鸿章害怕北洋水师毁于一旦,自己身败名裂,便采取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守方针,而寄希望于陆战,一图后集兵力,在陆地上与日本一决雌雄。
当状况越来越糟时,帝党将战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李鸿章,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也受到了撸掉三眼花翎、黄马褂的惩罚。帝党则掌握了舆论优势,频频对后党进行压制。
随着战事的进行,眼看大势已去,主和的声音响了起来,但双方也有分歧。
光绪一开始委托德国人德璀琳出面,后来又派出了代表张荫恒、邵友濂,均遭到了伊藤博文的拒绝。
无奈之下,帝党向后党妥协,李鸿章赴日议和,并授予割地之权。这才有了后来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原因众多,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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