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之子周幼海的豪门“叛逆”人生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却成为国民党要员，又堕落为大汉奸。而他的儿子周幼海反其道而行之，从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叛逆”成中共特别党员，从事秘密工作——父子殊途，恰恰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最鲜明的一个反证……

“小汉奸”三字对他刺激莫大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日本鹿儿岛山间一幢农舍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父亲是中国湖南沅陵的25岁的留学生周佛海。周佛海望着新生的幼儿，给他取名“周幼海”。

周佛海在宦海飘浮，周幼海也随父过着动荡的生活。1938年12月18日，周佛海和汪精卫等飞往河内，打起“和平运动”的旗号，公开投敌当上汉奸。不久，周幼海来到岭南中学上课时，见课桌上写着“小汉奸”三字，脸色骤白。他曾愤愤地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可是，同学们总是对他投来冷漠的目光，使他的心灵第一回蒙受莫大的刺激。他曾在校刊上公开发表抗日文章，表明他的爱国之心。他无法再在香港上学。周佛海随汪精卫来到上海，把家眷也接去了。周幼海来到上海不久，日本方面便安排他去日本读书。在日本，周幼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说，他曾是“一个纯洁的青少年”，却“在日本学坏”。他的内心空虚而痛苦。

《西行漫记》给他指点迷津

就在周幼海心灵备受煎熬的时刻，一位名叫陈国祯的中国学生给他指点迷津。陈国祯秘密地借给周幼海一本书，书的封面用纸头严严实实包了起来。周幼海回到住处，连夜读这本由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使他懂得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红军。

看了《西行漫记》之后，陈国祯对周幼海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只要你不当汉奸，同学们是不会看不起你的。”陈国祯的话，使周幼海得到安慰。他们渐渐熟悉了，开始讨论国内政局。如周幼海在未曾发表的文稿中所回忆的：“他又给了我《论持久战》。这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我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着作……”陈国祯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病死在狱中。他在周幼海的心中播下了进步的种子，他尝试着进行反抗。他的第一个小小的反抗行动，便是要求在寒、暑假回国。

秘密前往苏北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周幼海回国后，被送到了成都华西坝华西大学。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好朋友萧孟能。在萧孟能的帮助下，周幼海曾秘密回到重庆，来到中共办事处，求见董必武，提出希望到延安去。

这样，在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田云樵安排来到了淮阴，找到了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社会部副部长杨帆热情地接待了周幼海。他改名周之友。1946年8月2日，是周幼海人生的转折点。这天，经杨帆、何荤介绍，周幼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身份是“特别党员”，候补期两年（1948年3月由田云樵向他宣布转正）。

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情报工作

入党之后，周幼海被杨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只和田云樵保持单线联系。

周幼海回沪以后，跟母亲杨淑慧一起，住在小沙渡路的南阳公寓。他有着那样的一位父亲，而从事的工作又那么秘密，几乎没有谁会想到他是中共特别党员。虽然周佛海作为大汉奸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但周幼海当年随父亲参加种种社会活动，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这样他仍能不时把主要的情报报告田云樵。

周幼海曾参加“国民政治协会”活动，与李洁、胡伯敏、汤济溪等策反了浙东税警大队长。他也曾策反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工作。那时，周幼海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的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商人。他在中央大楼租了写字间。他化名“周开理”，在永大银行开了户头。表面上，这位“大公子”正忙于生意经，整天跟“孔方兄”打交道。他正是在“孔方兄”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上海解放后，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兼社会处处长。周幼海依然成为杨帆、田云樵的部下，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二科担任股长。后来，他担任副科长。

受“潘杨”、刘少奇案牵连坐牢18年

1955年5月16日，周幼海被人跟踪。一进局里，一张逮捕证甩到他的面前，他竟咔嚓一声被戴上手铐！

他懵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是潘汉年、杨帆冤案波及了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刘少奇的冤案平反了，潘汉年、杨帆冤案平反了。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终于下达了《对周之友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晚年的周幼海，对党的热爱愈发炽烈，革命的信仰益发坚定。有人跟他说起汪精卫、陈公博的子女在海外生活如何优裕，言外之意是说他“走错了路”，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我的选择没有错！”但20来年的冤狱，严重地摧残了周幼海的身体。多日高烧不退，急性肺炎，心力衰竭，他终于在1985年7月24日离开了人世，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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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幼海差点“子承父业”

周佛海共有二子三女。在五个子女之中，前妻所生一子一女不在他身边；日本妻子金田幸子所生女儿处于“保密”状态；常与他一起生活的是幼海、慧海。他最为钟爱的是幼海，期望他“子承父业”……

就在周幼海被送往日本不久，1940年1月，发生了“高、陶事件”。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揭露“日汪密约”，并且说日方把周幼海弄到日本读书，实际上是当“人质”。消息飞快地传入周幼海的耳朵中。诚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陶希圣的文章使我非常痛苦。在留日的生活中，我逐步认识到当时日本统治者在有计划地把我培养成汉奸亲日派的接班人。”

但周幼海向往光明的决心实在太强烈，以致于父亲周佛海都不能阻止。周幼海回内地前夕，父子俩做了一次长谈。周佛海和杨淑慧希望他去美国读书。这时，周幼海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一生到现在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后我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了。”周佛海虽然不明白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什么，但是这么说道：“好吧，由你自己决定吧。这也是人各有命。”这便是周氏父子最后一次关于人生的谈话。